原子弹热

美国的原子弹刚在日本爆炸，就在中国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全国上下都沸腾了。一时间，原子弹的惊人威力和神秘之处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中国百姓聊天的热门话题。《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申报》在1945年至1949年间刊登的与原子弹直接相关的报道和文章共计581篇，其中关于原子弹的介绍和议论占了半数以上。 1945年8月20日《中央日报》发表的科普文章《原子弹》这样描述当时全民关注原子弹的情景：“各地报纸，都以极大篇幅记载此消息；街头巷尾，也莫不以此为谈论中心。” 9月9日，化学家曾昭抡在《正义报》上发表《从原子弹说起》一文，对当时中国人的“原子弹热”描绘得更加详细：“素来不讲究科学的中国，这次也为原子弹的惊人功效所震眩。一月以来，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不分老少，大家都在时常谈论着原子弹，连苏联进军东三省后进展如此神速的奇迹，也为原子弹所掩盖。报纸杂志，不断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出来。”

当时中国媒体对原子弹的介绍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介绍原子弹的威力，二是分析原子弹的影响，三是科普原子弹的知识。

中国媒体对原子弹的威力大加宣传。1945年8月8日《中央日报》援引杜鲁门总统的话介绍说：“人类理想中最有威力武器之新式原子炸弹，已对日使用。此项‘具有宇宙间基本力量’之革新武器，具有大于二万吨（TNT）之威力，较英国十一吨‘地震式’炸弹之爆炸力多二千倍。” 8月9日《解放日报》以《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弹袭敌国广岛》为题，转发了美国新闻处、合众社、英国路透社等发的8条关于原子弹爆炸威力和破坏力之大的消息。《从原子弹说起》一文比较准确地指出：“两枚原子弹炸死几十万人。据今所知，广岛被炸以后，若干日内，人民继续死去。到了今天，那一度闻名东亚的海军基地与工业城市，完全变成了死城。地面一切生物完全灭绝……一颗总重不过四百磅，含铀仅只六两重的原子弹，不但其爆炸力相当于两万磅的高（能）炸药，而且炸过以后，因有放射元素的产生，其事后影响，对于生物，亦具有毁灭性。被炸地点数十年内不能有生物存在一说，虽未免言之过甚，但是若干时间以内，没有人愿意冒险去广岛或长崎居住，却是很显然的。”

关于原子弹的影响，当时中国媒体主要关注原子弹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对迫使日本投降的作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三个方面。

在美国对日本广岛实施核打击后，中国报纸评论说，美国发明原子弹在武器制造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带来了科学和军事的革命性变化。1945年8月8日《中央日报》以《科学与军事的大进步》为题发表社论，认为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国科学家和美国军方合作研制出来的原子炸弹既是科学的大进步，也是武器的大进步。这一大进步将促成科学革命与军事革命。8月9日《新华日报》的时评《从原子炸弹所想到的》指出：“原子炸弹的发明和初次使用，震撼了整个世界，科学革命和战争革命在同一天发生了。” 鉴于原子弹的恐怖威力，8月8日《中央日报》发表的《某专家谈原子炸弹造成军事上大革命》《原子炸弹沙漠中试验，二百五十哩 外皆震动》两篇报道都提出了原子弹有可能消灭战争的观点。不久之后，中国报纸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8月12日《解放日报》在《每日先驱报主张，公布原子炸弹的秘密》一文中引用英国工党机关报的社论，认为原子弹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当时中国报纸上的很多文章都认为原子弹是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1945年8月8日《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科学与军事的大进步》指出，正如坦克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原子炸弹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日《中央日报》发表的《某专家谈原子炸弹造成军事上大革命》一文指出：“原子炸弹……其威力超过两万吨之黄色炸药，同盟国家以此新武器加诸日本后，不仅将在日本人民心理上造成严重之后果，抑且可促使日本早日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将陷入整个毁灭之途。” 8月11日《东南日报》发表《从原子弹说起》一文，认为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将迫使日本不得不投降，以免亡国灭种。8月14日，宋美龄在《胜利播讲》中说：“科学家发明原子弹，无疑加速了日本投降的决定，结束了野蛮而徒劳的挣扎。” 与此同时，报纸上的另一些文章认为日本早就败局已定，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只是让日本提前投降。8月10日《解放日报》以《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是远东战局转折点》为题转发了路透社的评论，强调苏联红军参战是迫使日本投降的重要因素。曾昭抡也认为，原子弹的确是促使日本投降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唯一因素。

除战争话题外，1945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也谈到了战后原子能在工业上的利用问题。8月18日《中央日报》刊文介绍了浙江大学师生对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憧憬。“校内师生对原子弹之研究，发生极大兴趣。据物理系王淦昌教授称‘一克物质之能力等于一千吨煤，如能将原子能之利用，改为动力，则世界一切事物，又当改一新面目’。理工两院对此已有人从事研究。” 8月18日，俞思聪在《东南日报》上发表《应用原子动力的原子弹》一文，认为原子能的用处很多，不仅能够用于战争，还能用来驱动火车、轮船和飞机。“火车、轮船、飞机的燃费都将大大的减削，交通工具大大进步，旅行可以便利而经济，一切生产因动力成本减低，产量大增，品质优异，人类生活水准当可日趋提高。倘原子炸弹能运用得当，成为维护战后和平之利器，世界将更日臻幸福之境矣。”

虽然当时中国从未开展过原子弹的相关研究，但是中国科学家在第一时间通过报纸向大众科普原子弹的相关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大众对原子弹的误解。1945年8月8日《中央日报》介绍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奥本海默和欧内斯特·劳伦斯，还第一次提到原子弹中含有铀元素。8月9日《解放日报》转发了路透社的报道《阿特里及史汀生，谈原子炸弹发明经过》。8月14日，刘宜伦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原子炸弹》一文，介绍了原子弹爆炸的基本原理。该文章的三个一级标题分别为“激发不稳定的U-235分裂”“无数原子分裂有极大威力”“原子能的利用缩短了战争”。 8月23日《中央日报》发表《制造原子弹可用镨代铀》一文，援引美联社的报道，指出美国投在长崎的原子弹是用镨（后改称“钚”）制造的。俞思聪、杨昌俊也先后在《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上发文介绍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和西方科学家的研究历程。9月4日《中央日报》又以《原子炸弹是什么》为题详细介绍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原理。

在报纸和期刊的积极宣传下，以介绍原子弹的威力、基本原理、研制历史及影响为主要内容的科普图书成为当时中国“原子弹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9月30日的《新平日报》对当时出现的“原子科普图书”做了广告宣传。“全世界之科学家莫不注目原子炸弹之构造。考意研究，我国在美之研究原子炸弹者亦不乏人，如现任辅大之物理学教授之原子物理博士王普氏，即为发明原子炸弹中之‘迟发中子’及‘原子能’实际利用者。我国科学界亦于日前在重庆举行‘原子炸弹座谈会’，平市一部科学人才有鉴于此，特编印科学知识丛书‘原子炸弹’……完全以科学根据详加剖述，内容极为珍贵，现已出版。”

中国很快出现了出版原子弹科普图书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45—1949年期间直接以“原子弹”为书名的图书有4种，直接以“原子炸弹”命名的图书有6种，书名中含有“原子弹”或者“原子炸弹”的有16种，与原子弹紧密相关的原子能科普图书有15种。从原子弹科普图书的内容来说，覆盖了与原子弹相关的方方面面，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情形以及受伤人员的治疗经过、原子弹的防护、原子弹的发明史、原子弹的构造和基本原理、原子弹对军事的影响、原子弹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美国在比基尼环礁的原子弹试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管制等。 当时中国科技人才稀缺，比较熟悉核物理的作家就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出版界在组织中国科学家和作家编写原子弹科普图书的同时，果断采取“拿来主义”。当时中国出版的与原子弹相关的科普图书共计41种，其中有19种是翻译过来的英国、美国、苏联和加拿大图书。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美日两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较量。随着美军不断向日本本土推进，他认识到中国战场上的大反攻也即将到来。当得知美国对日本广岛实施了核打击、日本损失惨重后，正在批阅文件的毛泽东放下了手中的笔，在震惊之余陷入了沉思。他嘱咐秘书尽快收集相关资料，以供研究之用。此时，毛泽东对原子弹的关注重点，已经从结束对日作战，转移到了更远的战后大国关系。

在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中，毛泽东凭借有限的资料，运用唯物辩证法，对这种划时代的武器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精辟见解。鉴于当时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夸大了原子弹的作用，他在1945年8月13日指出，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也不能使日本投降。这个振聋发聩的观点破除了很多人心中的“唯武器论”。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了“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斯特朗问毛泽东怎么看待美国拥有原子弹时，他深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深邃的眼神凝视了远方片刻，然后富有哲理地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在认识到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自然而然地也想拥有原子弹。当时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阿尔伯特·魏德迈少将，通过国民政府军政部（1946年6月改组为国防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送给军政部一份尚未解密的、介绍美国原子弹研制经过的《士迈士报告》，并且直截了当地问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造原子弹？” 魏特迈的热忱建议使国民政府深受鼓舞，误以为美国政府愿意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其实魏特迈提出的建议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仅仅是他的个人想法。基于对美援不切实际的幻想，国民政府在秘密制订原子弹计划时，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派遣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和学习原子弹技术上。

在蒋介石的特许下，军政部部长陈诚和俞大维负责筹划派员赴美学习原子弹技术一事。经过讨论，陈诚和俞大维决定从当时在国内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中各挑选一名代表，向他们咨询相关事宜。1945年秋，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被陈诚和俞大维从昆明召到重庆，咨询和讨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军政部决定选派六名青年学者跟随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赴美考察学习，青年学者的人选由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从西南联合大学的助教和学生中物色。吴大猷负责物理学人选，他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曾昭抡负责化学人选，他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駪；华罗庚负责数学人选，他推荐了孙本旺和徐利治。但徐利治因为参加过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所以被军政部否决了。到了美国后，华罗庚补选了已在当地留学的徐贤修。

1946年6月，隶属于国防部的秘密机构“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俞大维任主任委员。蒋介石知道培养核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专门把赴美学习原子弹技术的科学家和青年学者召集到庐山，鼓励他们说：“你们到了美国，要好好地学，早去早回！”他还习惯性用金钱利诱他们，许诺说：“你们学成归来后，我给你们钱，给你们房子，尽快造出原子弹！” 8月，华罗庚、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王瑞駪、孙本旺怀着远大的理想在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美格将军号”邮轮，启程赴美考察和学习原子弹技术。曾昭抡已经先期赴美，吴大猷则因故晚一些抵达美国。这些中国学者希望能够进入美国的原子弹研制机构参观学习，以便回国后建立类似的机构。然而，美国已将原子弹技术列为核心机密，根本不可能向中国学者传授研制原子弹的关键技术。在四处碰壁后，他们最后只得分别到美国各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或继续深造。

国民政府在把研制原子弹的主要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的同时，也意识到有必要在中国建立原子能研究机构，自主开展原子能研究，但令人无奈的是相关措施不是流于形式，就是拖而不决。这股“原子弹热”似乎并未真正点燃国民政府的热情。1945年10月17日，国民政府宣布将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改组为原子学研究所，但因为科研经费和科研设备迟迟无法落实，北平研究院对镭学研究所的改组计划一拖再拖。

1946年8月6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在美国拜访加州大学辐射研究所所长欧内斯特·劳伦斯。劳伦斯热情地向顾毓琇表示，他愿意协助中国建造粒子加速器，并估价最少需要25万美元。顾毓琇随即报告蒋介石，恳求他“高瞻远瞩，赐准制造原子试验器”。 蒋介石收到报告后，批准拨款50万美元作为研制经费。然而随着国库日渐空虚，这笔经费最后变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担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一直很重视研制原子弹。1947年4月，根据最初拟订的原子弹研制计划，白崇禧上书蒋介石，建议设立一个原子物理研究所。然而当时忙于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来支持核物理研究。眼看迟迟没有等到蒋介石的回应，白崇禧便接二连三地上书。蒋介石最终被催得没办法，实在拖不下去了，于是明确批复道：“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接到指示的行政院因此在该计划的公文栏目中写道：“拟从缓办理。”

在蒋介石那里碰壁后，白崇禧转而指示国防部委托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研究各种氧化铀的晶体差别及构造。1947年10月，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与北平研究院签订合约，为期一年。国防部为此向北平研究院拨款法币8亿元，在1947年和1948年各拨付4亿元。 不过此时的法币早就因为持续超额发行而大幅度贬值了。法币在1947年的实际购买力甚至不及1937年的万分之一。1947年100元法币只能买到一个煤球或者四分之一根油条。1947年的4亿元法币的实际购买力不大，而1948年的4亿元法币更加不值钱。

与此同时，白崇禧没有忽视国防部与中央研究院的合作。1948年初，《科学》杂志报道了国防部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合作情况：“该所已决定还京，国防部邀之合作从事原子能及其他国防科学之研究，闻已向美国订购仪器，今春即可开始原子能之研究工作矣。”

1947年10月初，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向国民政府呈送了《研究铀元素和原子弹之报告》。这份报告侧重于调研中国的铀矿资源，对于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和制造问题只提出了幼稚的设想。10月7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将该报告的摘要呈送蒋介石。10月20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奉命向北平研究院等机构秘密索要中国的铀矿资料和研究铀矿的人才资料。11月7日，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在复电中推荐了钱三强、杨承宗、顾功叙、陆学善，但是当时钱三强和杨承宗都在法国。

国民政府的高官一度对钱三强很感兴趣，希望他能带头领导中国科学家研制原子弹。1948年7月下旬，交通部部长俞大维接见刚回国不久的钱三强。在交谈中，俞大维问：“从建造完成第一个核反应堆到研制出原子弹大约需要多长时间？”钱三强回答：“如果政府重视，进度顺利的话，大约需要三到四年。” 几天后，负责国防科研工作的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在励志社设宴，邀请钱三强、王淦昌共同讨论中国如何研制原子弹。可笑的是，因为钱三强谈锋甚健，钱昌祚怀疑他是共产党员，所以后来就不敢再找他讨论如何研制原子弹了。

国民政府一方面腐败无能，另一方面忙于内战，根本无法满足研制原子弹的基本要求，再美好的计划也注定是镜花水月。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大溃败，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各种原子能研究计划和原子弹研制计划都终告失败。然而，希望正在国民政府的围墙外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