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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地官员被频繁更换后，战功卓著的武将韦皋出任剑南道西川节度使、成都府尹，相当于西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韦皋的故事被后世津津乐道并非因其赫赫战功，而是因为他续修完成乐山弥勒大佛以及与薛涛的爱情故事。
韦皋虽然出身世家，却因家道中落而不得志，成为高官的女婿后又屡遭白眼。他没有走科举入仕的路，而是在社会底层与幕府的历练中学会江湖的生存之道，最终在关键时刻杀伐决断，赢得出人头地的机会。据《新唐书》
记载：“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
在韦皋对吐蕃的征战中，最著名的就是公元801年的维州之战，厮杀就在今天的理县、松潘一带拉开，从当年的7月到第二年的2月，上演了一出唐代版本的围魏救赵，最后双方在长庆会盟，结束了持续多年的战争。
韦皋选择在维州进行最后的决战，是对整个战略的通盘考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易守难攻的蚕陵关，它也是进入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位于今天的茂县叠溪海子，曾经也是茂县的心脏。蚕陵关，是一个位于半山的交通和军事关隘，西晋时期就开始有军队在此驻扎防守。到唐代，蚕陵关修筑了更具有防御能力的军事要塞——叠溪城，并统领方圆数百里的三个县，龙门山脉构成的防御带，让叠溪城具有无法取代的天然地理位置优势。
蚕陵关与传说中的古蜀国第一代先王有关。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叠溪城西的蚕陵山，以及都江堰市西蚕崖关、蚕崖石都与蚕丛有关，有人认为古蜀国开国一族就居住于此。
当时吐蕃已经攻下陕西定边、神木等地，步步逼近长安城。韦皋接到敕命后立刻兵分九路出击吐蕃，向维州（今理县）、松州（今松潘县）、栖鸡（今茂县北）、老翁城（今松州城）等地发起进攻，迫使吐蕃兵力分散，减缓了京城的压力。随后又向雅州（今雅安）、邛州（今邛崃）、黎州（今汉源）等地出击，深入到吐蕃占领昆明城（今西昌盐源）等地，打得吐蕃措手不及，只得慌忙后撤。
吐蕃自维州之战惨败退出蜀地后，无力在东线再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无奈之下才遣使入唐和谈，最终有了“长庆会盟”，双方停止多年的战事，重申“和同为一家”的舅甥亲谊，唐王朝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定。
《新唐书》只记载了韦皋武力征服西南的战功，其实韦皋在蜀地治理方面采用了文武并用的方法。其一是安抚南诏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开路置驿，发展生产；其二才是注重边关重镇的建设，打击吐蕃，收复失去的城池和土地。而“开路置驿”就是他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今在四川与云南交界的豆沙关五尺道遗址上，还能看到当年御史中丞袁滋奉韦皋之命出使南诏，沿“五尺道”南下，在云南盐津县豆沙关留下的一则摩崖题记：
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
“五尺道”开凿于秦时，由于川滇之间山势陡峭，历经千辛万苦开凿出来的官道也仅有五尺宽，但与秦始皇在其他地方兴建的宽五十步的“驰道”具有同样的价值。
韦皋虽然战功显著，但他在不断征战杀伐的过程中也意识到用战争来换取和平难以长久，于是后来改变了一些治理蜀地的策略。其“开路置驿”，带动了蜀地的经贸发展和文化融合，推动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拓展，增强了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
中原文明的风在蜀地锦官城拐了一个弯，吹过万水千山的阻隔到朱提（今昭通），一路向南奔向海洋。而吞吐万千的海洋之风，也冲破崇山峻岭进入蜀地。
如今在五尺道豆沙关遗址，还能看到古今交通奇观：马蹄印清晰的五尺道，曾经的南方丝绸之路；波涛翻滚的关河水道，曾经货运繁忙桨声回荡；白练般的213国道，是第一条贯通乌蒙山的公路；还有成昆铁路，新建的高铁。豆沙关可谓一眼阅古今，一步跨千年，乃古今交通的活态“博物馆”。
豆沙关五尺道上的马蹄印（刘洪研摄）
然而，众多历史丰碑中，独缺在龙门山修建龙门道的伟绩。或许，古人有谋划却难以实施，只能望龙门山兴叹。否则，历史或许会以另外一面呈现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