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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僧会对江南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后世仍然有很大影响。
关于康僧会的生平事迹，目前最早的资料就是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三《康僧会传》和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而思想资料则主要有保存至今的两篇经序。
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古西域城国名，范围约在当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人，世居天竺。僧会的父亲因经商客居于交趾，所以僧会是在中国南方长大的，自小深受中华文化的滋养。《出三藏记集》卷一三《康僧会传》说：“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闻，既而出家。” [76] 而《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则补充说：“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 [77] 康僧会自己在《安般守意经序》中说：“余生末踪，始能负薪，考妣殂落，三师凋丧，仰瞻云日，悲无质受，眷言顾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没。” [78] 三者所叙述一致。
然而，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康僧会的师承。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中叙述了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的要点以及自述出家经历之后说：“会见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烝烝进进，志道不倦。余之从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 [79] 此文中，康僧会明确说，自己向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请教，并且对此“三贤”大加称赞，可见，康僧会所弘扬的禅观是从这三位承袭而来。然这三位并非僧人而是居士，一般以为康僧会另有所师。
康僧会出家之后，“砺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练三藏，博览六典，天文图纬，多所贯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 [80] 。后来，康僧会到达东吴的首都建业弘扬佛法。如前文所考证，康僧会是在吴赤乌四年（241）到达建业的。《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记载说：“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 [81] 此中的“东游”很耐人寻思。有学者以为，康僧会是在交趾出家学道的，如此则应该说“北上”。但“东游”的表述也可能有问题，也有古代文献直接说康僧会是从康居国来的。而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中收录有《前魏时吴主崇重释门为佛立塔寺因问三教优劣事》一文说：孙权赤乌四年（241），“有沙门康僧会者，是康居国大丞相之长子，神仪刚正，游化为任。于时三国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达南国，会欲道被未闻，开教江表，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吴人初见，谓之妖异” [82] 。此文所说康僧会是康居国大丞相长子，未被慧皎《高僧传》所接受，而从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所说来看，慧皎的说法是正确的。几种文献都记载说，康僧会以沙门的身份和行仪在建业建立简单的弘法场所宣讲佛教，被当地的人当作“妖异”报告给孙权，于是就有前述康僧会打制舍利获得孙权崇敬，并且为其修造建初寺的事情。古代文献都说“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83] ，康僧会对江南佛教的贡献可见一斑。
康僧会对东吴佛教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说服孙权支持佛教的发展，还在于他以切合东吴最后一代皇帝孙皓思想实际的因果报应理论说服孙皓尊敬佛教，取消毁灭佛寺的决定。
根据《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
至孙皓即政，法令苛虐，废弃淫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由何而兴？若其教真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诸臣佥曰：“佛之威力，不同余神。康会感瑞，大皇创寺。今若轻毁，恐贻后悔。”皓遣张昱，诣寺诘会。昱雅有才辩，难问纵横。会应机骋词，文理锋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会送于门。时寺侧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辈何故近而不革？”会曰：“雷霆破山，聋者不闻，非音之细，苟在理通，则万里悬应。如其阻塞，则肝胆楚越。”昱还，叹会才明非臣所测，愿天鉴察之。皓大集朝贤，以马车迎会。会既坐，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皓当时无以折其言。皓虽闻正法，而昏暴之性，不胜其虐。 [84]
这一记载很重要，后世将其看作早期佛儒融合范例之一。尽管僧会耐心诱导，但孙皓的暴虐本性使其收效甚微。
从康僧会与孙皓辩论、宣传佛教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康僧会对儒家经典很熟悉，他很善于借儒家的名词、观点来解释、说明佛教的教理和主张。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他的译经和撰述中。正如《出三藏记集·康僧会传》所说：“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唯叙报应近验，以开讽其心焉。” [85] 其实，不仅对孙皓如此，汉魏时期佛教在中土的传播，首先深入人心的就是因果报应思想。
赤乌四年（241）到达建业，至吴亡之年（280）圆寂，康僧会在东吴传播佛教四十年间，翻译经典是其重要的弘法手段，也是他对中国佛教的重大贡献之一。
关于康僧会译经的数量，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东晋释道安说僧会译有《六度集经》九卷、《吴品》五卷。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二仅仅著录《六度集经》九卷和《吴品》五卷二部凡十四卷，而在同书卷一三《康僧会传》则记载：“会于建初寺译出经法，《阿难念弥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王经》《道品》及《六度集》，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 [86] 原因在于，前者依据的是经录的记载，而后者依据的是传记材料。慧皎在《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又说：“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镜面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 [87] 此中无《察微王经》，而多出《杂譬喻经》。
关于康僧会的译籍及著述，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五著录十四部，合二十九卷，具体目录如下：
1．《六度集经》九卷，或称《六度无极经》《度无极经》《杂无极经》。
2．《吴品经》五卷，即《小品般若》。
3．《菩萨净行经》二卷，或称《大集宝结品》《净律经》，赤乌年译出。
4．《杂譬喻集经》二卷。
5．《阿难念弥经》二卷，或称《法阿难念经》。
6．《镜面王经》一卷。
7．《察微王经》一卷。
8．《梵皇王经》一卷。
9．《权方便经》一卷。
10．《坐禅经》一卷。
11．《菩萨二百五十法经》一卷或二卷，以此代僧二百五十戒，呈皓者是。
12．《法镜经解子注》二卷，并制序。
13．《道树经注解》一卷，并制序。
14．《安般经注解》一卷，并制序。
智昇在《开元释教录》卷二著录七部二十卷，并且解释说：“会以权太元元年辛未，于所创建初寺译《六度》等经七部，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 [88] 除《六度》外，其余六部是《杂譬喻经》二卷、《吴品经》五卷、《菩萨净行经》二卷、《权方便经》一卷、《菩萨二百五十法经》一卷、《坐禅经》一卷。对于费长房列入的其他经典，智昇说：“又长房等录更有《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王经》，上之四经虽云会译，然并出《六度集》中，不合为正译之数。今载别生录中。复有《法镜经注解》二卷、《道树经注解》一卷、《安般经注解》一卷，已上三经会兼制序，三经会虽注解，本非僧会所翻。故亦不为会译之数，兼前七部今并删之。” [89] 智昇指出两点：一是《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王经》四部经已经收入《六度集经》中，因而无须单列；二是《法镜经注解》二卷、《道树经注解》一卷、《安般经注解》一卷三部是康僧会所撰批注，不能列入译籍中。可见，智昇对于康僧会的译籍的记载与费长房是一致的。
应特别强调《菩萨二百五十法经》的性质。费长房已经指出：“《菩萨二百五十法经》一卷或二卷，以此代僧二百五十戒，呈皓者是。” [90] 根据《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至孙皓即政，法令苛虐，废弃淫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 [91] 在康僧会的努力下，孙皓对佛教的态度有所改变，于是孙皓“遣使至寺，问讯道人，请会说法。会即随入。皓具问罪福之由。会为敷析，辞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悦。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禁秘，不可轻宣。乃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愿众生。皓见慈愿广普，益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会所住，更加修饰，宣示宗室，莫不必奉” [92] 。从这些记载可知，《菩萨二百五十法经》是康僧会从《菩萨本业经》中摘编出来的。而《菩萨本业经》是此前由支谦所译出，属于《华严经·净行品》的单行本。经过对照，此中所述与僧二百五十戒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属于康僧会的自由发挥。
康僧会所译经典，现存两种，即《六度集经》八卷和《杂譬喻集经》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