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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政权由孙权始，经会稽王孙亮、景帝孙休、末帝孙皓四代而亡，历时五十九年。
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著发展。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便于耕垦。其中江苏常州、镇江、无锡一带，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北方人不断南下，山越人出山居于平地，江南劳动力增加很多，这就为东吴在长江两岸地区设立屯田区提供了条件。东吴在长江两岸设立了许多屯田区，其中包含常州、镇江、无锡等地的毗陵屯田区最大。会稽郡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为东吴政权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持。东吴修整了境内的水利设施，使得历代陆续修成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能够具备便利的通航条件。江南运河云阳至京口（今江苏丹阳至镇江）一段，因为流经山间，时常阻隔，至吴末获得修整。东吴在云阳以西开辟破冈渎，使秦淮河和江南运河联通，为三吴至建业的便捷水道。尽管江南丝织业尚未超过蜀地织锦业，但已经获得长足发展。东吴的手工业也在东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进步，突出的如铜铁冶铸和青瓷业，前者的冶炼规模有显著扩大，后者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地处江南，河、海交通需求旺盛，东吴造船业自然在三国时期呈现出兴旺景象。东吴所造海船北航辽东，南通南海诸国，技术先进。孙权于黄龙二年（230）派遣卫温率领万人船队到达夷洲（今台湾省），吴国使臣朱应、康泰泛海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境内）诸国，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经到达建业。
而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外界交往的增加，为江南文化的提高和发展提供了保障。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卑族，与崇尚儒术的世家大族不同，缺乏学术文化修养。孙坚、孙策父子对儒学之士皆怀有自卑与怨恨心理。孙权虽受过儒学启蒙，但学识有限；从其文化取向上看，孙权崇尚‘驳杂’和实用，他虽未明确排儒，但更重视可资实用的法术、兵家与史书。孙权教育诸子，可谓重视，选调了不少名儒为师傅、宾友，但其最重视的教学内容还是汉代史，目的在于培养其后继者的政治才干。正因为如此，孙权当政数十年，无心设博士，建太学，使吴国的儒学教育长期处于涣散的状态。孙吴时期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有赖于儒学名士主持之‘私学’、儒学大族之‘家学’及地方官员所资助之地方‘学官’” [22] 。与这一文化趋向相应，孙吴统治者对于佛教也未曾大力扶持，只是略加关注而已。在几位佛教信仰者的不懈努力下，东吴统治集团对于佛教最终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
从文献记载看，孙权对于佛教的了解，主要受支谦和康僧会的影响。
支谦被孙权召见并且被任命为太子师，充分说明孙权对于佛教已经有一定了解，而且允许其太子接触佛教信徒，可以想见，孙吴政权对于佛教的态度很宽容。而孙权对待外来沙门康僧会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
康僧会对江南佛教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在后世仍然有很大影响。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中收录的《前魏时吴主崇重释门为佛立塔寺因问三教优劣事》一文说：
《吴书》云：孙权赤乌四年，有沙门康僧会者，是康居国大丞相之长子，神仪刚正，游化为任。于时三国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达南国，会欲道被未闻，开教江表，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吴人初见，谓之妖异。有司奏闻。吴主问曰：“佛有何神验也？”会曰：“佛晦灵迹，出余千载，遗形舍利，应现无方。”吴主曰：“若得舍利，当为立塔。”经三七日，遂获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坚，烧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莲华，照曜宫殿。臣主惊嗟，信情发起，因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为佛陀里，教法创兴，故遂名建初寺焉。 [23]
关于此事，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也有记载，称康僧会于吴赤乌十年（247）到达建业：
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权曰：“昔汉明帝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非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凡，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实欺诳，将欲加罪。”会更请三七，权又特听。会谓法属曰：“宣尼有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宪？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枪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呈权，举朝集观。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磓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磓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24]
对照上述文字记载可知，前者简略，后者繁复，文学性强，尤其是所记时间不同。此中的要点是：康僧会初来建业以比丘的面目出现，设立茅棚，安奉佛像，引起当地人的怀疑，朝廷官员报告孙权，孙权于是召见康僧会。康僧会为孙权打制舍利，引起孙权的崇信，于是孙权下令在建业为其建造一所佛寺。这就是江南第一所佛寺建初寺的由来。
关于建初寺的建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康僧会到建业的时间有二说：一是赤乌四年（241），二是赤乌十年（247）。现代学者大多采信后说，笔者经过考辨，以为赤乌四年说更正确。
在前引《前魏时吴主崇重释门为佛立塔寺因问三教优劣事》一文叙述康僧会之事后，有一段孙权向其大臣询问佛法的记载，其文说：
寻下敕问尚书令阚泽曰：“汉明已来，凡有几年？佛教入汉既久，何缘始至江东？”泽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来，至今赤乌四年，则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与摩腾角力之时，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费叔才等，在会自憾而死，门徒弟子归葬南岳。不预出家，无人流布。后遭汉政凌迟，兵戎不息。经今多载，始得兴行。”
又问曰：“孔丘、老子得与佛比对不？”泽曰：“臣闻鲁孔君者，英才诞秀，圣德不群，世号素王，制述经典，训奖周道，教化来叶。师儒之风，泽润今古。亦有逸民如许成子、原阳、庄子、老子等百家子书，皆修身自玩，放畅山谷，纵汰其心，学归淡泊，事乖人伦、长幼之节，亦非安俗化物之风。至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焉。若将孔、老二教，远方佛法，远则远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诸佛设教，天法奉行，不敢违佛。以此言之，实非比对。”吴主大悦，以泽为太子太傅。 [25]
此文中，东吴尚书令阚泽回答吴主孙权有关佛教的两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应对中，涉及汉明帝永平求法之事，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反映了阚泽对三教——儒教、佛教、道教不同的看法。阚泽是当时的大儒，而《三国志》中也记载：“赤乌五年，拜太子太傅，领中书如故。六年冬卒，权痛惜感悼，食不进者数日。” [26] 这一记载与《前魏时吴主崇重释门为佛立塔寺因问三教优劣事》所说一致。
关于《前魏时吴主崇重释门为佛立塔寺因问三教优劣事》的真伪，有两个细节证明此文献为真。其一，此文正文的起首表明其来源于《吴书》。经查考确定，此中的《吴书》由三国时期吴国史官韦昭所编定。根据《三国志·吴书》本传的记载，韦昭就是前文所说与支谦一起任太子孙和老师的韦曜。孙亮为孙吴皇帝时，韦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孙休为吴帝时，他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这部《吴书》，不是韦昭一人修撰的，华核、薛莹等也参与了此书的修撰。此书后来成为陈寿编撰《三国志》的主要依据之一。其二，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的记载并不是现存最早提及此事的。如梁代编定的《弘明集》卷一一载有《高、明二法师答李交州淼难佛不见形事并李书》，此文中释法明说：“吴主孙权初疑佛法无验，当停罢省，遂获舍利，光明照宫，金铁不能碎，炉冶不能融，今见帝京建初寺是。” [27] 此文是道高、法明二位僧人回答居士李淼的疑问的书信，《弘明集》的编者未标明时代，而根据《高僧传》卷一二《释超辩传》附传记载，萧齐时代“时有灵根释法明，祇洹释僧志，益州释法定，并诵经十余万言，蔬苦有至德” [28] 。可见，此文属于萧齐时代而早于梁代慧皎《高僧传》。有文献说康僧会打制舍利和孙权就佛法询问阚泽之事来源于《吴书》。关于《吴书》的流传，《隋书·经籍志》记载说：“《吴书》二十五卷，韦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 [29] 可见，此书至梁代时期仍然在流传，而至隋初方成残卷。梁代慧皎在《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中说：“有记云孙皓打试舍利，谓非其权时。余案：皓将坏寺，诸臣咸答。康会感瑞，大皇创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权时，故数家传记咸言，孙权感舍利于吴宫。其后更试神验，或将皓也。” [30] 由此可知，至慧皎时，已经有数种文献记载康僧会感应舍利之事，韦昭的《吴书》即其中之一。从上引文字可见，慧皎所写很详细，文学色彩很强，而《前魏时吴主崇重释门为佛立塔寺因问三教优劣事》简短且文字质朴，符合史书的风格。慧皎是吸收了诸种文献的内容写成《康僧会传》的上述内容的。然而不知是后世的传抄错误，还是慧皎时期关于此事发生的事件已有二说，慧皎将此事系于赤乌十年（247）。而参照《前魏时吴主崇重释门为佛立塔寺因问三教优劣事》可知，赤乌六年（243）阚泽逝世，因此可推知，赤乌四年（241）说是对的。
从上引文献可知，孙权最初不信佛教，后来在康僧会以舍利神迹的吸引下，对佛教产生了好奇，阚泽的回答更加深了孙权对于佛教的好感。孙权于是在首都建业为康僧会修造了建初寺。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赤乌四年（241）。而如前文叙述，支谦也于这一时期到达建业，并且也在晚些时候被孙权任命为太子孙和的老师。这些证据已足以表明，孙权对待佛教是很宽容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了佛教的发展。
孙权当了二十三年皇帝，七十一岁死后传位给第七子孙亮。孙亮即位时（252）年仅十岁。257年，孙亮亲政，但常常被权臣孙
牵制，不能行使皇帝的权力。于是，孙亮积极采取措施准备除掉孙
。然而孙亮的布置被泄，孙
于是废黜孙亮为会稽王，改立孙亮之兄孙休为帝。时年为太平三年（258）十月。
孙亮年幼，执政仅一年就被废，对东吴宗教政策的影响不太大。他对待佛教的态度，可从他对支谦的赞誉大致看出。《出三藏记集》卷一三《支谦传》中记载，支谦在太子登位之后，“遂隐于穹隘山，不交世务” [31] 。支谦曾经为前太子孙和之师，在孙权死后，孙和被废，尔后被诛杀，在新帝登位的情况下，支谦离开京城，隐居山林。支谦圆寂于山中之后，“吴主孙亮与众僧书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业履冲素，始终可高。’为之恻怆不能已已”。从这一记载推知，孙亮一定是在未登位之前，也就是十岁之前，认识支谦，因而在支谦卒后，才会有此赞语。由此可知，孙亮本人对于佛教也是了解的。
孙
废除孙亮之后，“
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
[32]
。可见，孙
不信佛教，毁坏了佛寺，且有杀戮僧人的行为。但《三国志》卷六四《孙
传》记载的这些事情，是在废除孙亮、立景帝孙休之后发生的，而这一废立事件，发生于太平三年（258）十月，而永安元年（258）十二月，孙休就杀了孙
。从这一系列事件推测，孙
毁坏佛寺且杀戮僧人，似乎与政治有关，也许针对的是与孙亮关系密切的僧人及其住寺。
孙休（234—264），字子烈，又称景帝，吴国第三位皇帝，在位六年（258—264）。在其执政时期，东吴佛教继续发展。
东吴最后一位皇帝孙皓对于佛教不大尊敬，《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的数事说明了其转变。
根据《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至孙皓即政，法令苛虐，废弃淫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 [33] 康僧会通过融佛融通的观念，减轻了孙皓对佛教的反感，阻止了其灭佛教的企图。
孙皓听了康僧会对佛教的阐释，但内心并未真正信服：
而昏暴之性不胜其虐。后使宿卫兵入后宫治园，于地得一金像，高数尺，呈皓。皓使着不净处，以秽汁灌之，共诸群臣笑以为乐。俄尔之间，举身大肿，阴处尤痛，叫呼彻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为。”即祈祀诸庙，永不差愈。婇女先有奉法者，因问讯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举头问曰：“佛神大耶？”婇女云：“佛为大神。”皓心遂悟，具语意故。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汤洗数十过，烧香忏悔。皓叩头于枕，自陈罪状。有顷，痛间。遣使至寺，问讯道人，请会说法。会即随入。皓具问罪福之由。会为敷析，辞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悦。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禁秘，不可轻宣。乃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愿众生。皓见慈愿广普，益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会所住，更加修饰，宣示宗室，莫不必奉。 [34]
孙皓在位十七年。从上述记载可见，经过康僧会的努力引导，孙皓最终改变了态度，转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佛教的发展，并且跟从康僧会受了五戒。
综上所述，东吴政权对待佛教的态度较之曹魏稍显宽松，佛教因此而在江南获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
三国时期，佛教在江南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从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文物中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1955年，南京市江宁县赵史岗M7吴墓出土的一件堆塑陶罐 [35] ，罐身模印铺首、佛像、鳞凤等。罐口上分四面，前面有门，两侧有双阙，阙上有覆檐，檐下排列六人。后面门上有屋顶，四角各置一罐，檐上有鸟雀，最上为盖。
南京市甘家巷高场东吴M1出土陶魂瓶一件 [36] ，上带三层雕塑，最上层为方形陶屋，屋壁四面有门，门内各置一座佛塑像。围绕方屋四周，又有佛像七尊，均坐于与瓶口相连的盘座上，在瓶颈四周附加一盘形座，上为中层雕塑，在瓶颈正面开一门，中有一佛像，门前两旁置双阙，阙旁各有一小罐，四小罐之间共塑佛像八尊。下部瓶腹上，堆塑有佛像、铺首和鱼。所有佛像均作跏趺坐、合掌，头上似有发髻或冠，有背光。
1979年，南京市江宁县殷巷吴墓出土的人物堆塑陶罐 [37] ，罐腹附贴三层纹饰：下层为铺首衔环；中层六团龙围绕罐的一周；上层正面附贴二猴，作舞蹈状。器物上部为一宝塔形人物堆塑，分两层。门前有阙，小罐上栖息小鸟，罐口沿分前后二面，前有七个项挂佛珠、背有佛光的莲花坐佛。 [38] 江宁县上坊79M1东吴“天册元年”（275）墓出土青瓷人物堆塑罐，上有麒麟、仙人骑马、铺首、熊头、莲花坐佛（带圆形项光）、凤凰、飞羊，开门有立阙。四角堆塑四只小罐，上塑飞鸟，另在平台四边中部各有一项挂佛珠、背有佛光的莲花坐佛。此墓的墓砖纹饰大多为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