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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萧梁时期的佛典翻译，《开元释教录》卷六记述：“自武帝天监元年壬午至敬帝太平二年丁丑，凡经四主五十六年，缁素八人，所出经律论及诸传记等并新集失译诸经，总四十六部二百一卷，于中四十部一百九十一卷见在，六部十卷阙本。” [784] 此中的八人包括传记和经录的作者僧祐、慧皎、宝唱，明徽以为《弥沙塞律》“但出比丘戒本而无尼戒，遂以武帝普通三年壬寅，于大律内抄出《尼戒》一卷，即今见行者是” [785] ，显然这并不是翻译，而是编集，因此，不能入译者数内。如此，则知真正从事翻译活动的仅有四位：沙门曼陀罗、沙门僧伽婆罗、王子月婆首那、沙门波罗末陀（真谛）。梁初，梁武帝敕命曼陀罗和僧伽婆罗合作从事佛典翻译，这也是梁武帝虔诚奉佛的表现之一。
关于陈代的佛典翻译，《开元释教录》卷七记述：“自武帝永定元年丁丑至炀帝祯明三年己酉，凡经五主三十三年，缁素三人所出经律论及集传等，总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于中，二十六部八十九卷见在，一十四部四十四卷阙本。” [786] 三人是真谛、王子月婆首那和须菩提。其中，前两人在梁代已经开始翻译活动，而单独属于陈代的译家仅有一位，即须菩提。
如上所述，梁陈两代严格意义上的译家仅五位。
见于史籍的梁代立国后第一位来到建康的外国僧人是曼陀罗，他也是首先于梁代在建康翻译佛典的高僧。
关于曼陀罗，《续高僧传·僧伽婆罗传》有一段简单记载：
梁初又有扶南沙门曼陀罗者，梁言弘弱，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敕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虽事传译，未善梁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 [787]
道宣此文未交代曼陀罗到建康的时间。但费长房记载说：“天监年初，扶南国沙门曼陀罗，梁言弱声，大赍梵本经来贡献，虽事翻译，未善梁言，其所出经，文多隐质，共僧加婆罗于扬都译。” [788] 而在叙述僧伽婆罗的翻译活动时说：“大梁御宇，搜访术能，以天监五年被敕征召，于扬都寿光殿及正观寺、占云馆三处译上件经，其本并是曼陀罗从扶南国赍来献上。陀终没后，罗专事翻译。” [789] 而智昇则补充一个细节：“沙门曼陀罗仙，梁言弱声，亦云弘弱，扶南国人，……以武帝天监二年癸未届于梁都，敕僧伽婆罗令共翻译，遂出《文殊般若》等经三部。” [790]
将上述引证资料概括分析则可推知，曼陀罗于梁初或直接认定为天监二年（503）带着许多经本到达建康，在梁武帝的支持下进行翻译。鉴于其汉语不熟练，梁武帝征召了中外僧人协助其翻译。当时住于正观寺的僧伽婆罗也在被征召之列。于是，于天监五年（506），曼陀罗、僧伽婆罗等共同翻译出三部佛典。不久，曼陀罗圆寂，僧伽婆罗随之专心从事翻译佛典工作。
关于曼陀罗的译籍，《历代三宝纪》卷一一著录如下：
《宝云经》七卷，见《东录》。
《法界体性无分别经》二卷，见李廓及宝唱《录》。
《文殊师利般若波罗蜜经》二卷，一云《文殊师利说般若波罗蜜经》，见李廓《录》，初出。 [791]
费长房认定为三部十一卷。智昇大致认可了费长房的说法，但在隋唐经录中也有不同记载，突出的是《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的翻译问题。如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一：“《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梁天监年曼陀罗仙共僧伽婆罗于扬州译。” [792] 如此可见，也许曼陀罗和僧伽婆罗合作译出的经典不止上述三部。
僧伽婆罗（459—523），梁言“僧养”，亦云“僧铠”，扶南国人。关于僧伽婆罗的生平，《高僧传·僧伽毗地传》以附传的形式叙述，其文说：
梁初有僧伽婆罗者，亦外国学僧，仪貌谨洁，善于谈对，至京师亦止正观寺，今上甚加礼遇，敕于正观寺及寿光殿、占云馆中译出《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释宝唱、袁昙允等笔受。 [793]
慧皎的这篇传记写于梁武帝时期，所以以“今上”称呼梁武帝。因此，这几句话是最原始的记录。
唐初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有《僧伽婆罗传》记叙其事迹。道宣记述说：
幼而颖悟，早附法津，学年出家 [794] ，偏业《阿毗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已后，广习律藏，勇意观方，乐崇开化，闻齐国弘法，随舶至都，住正观寺，为天竺沙门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复从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数国书语，值齐历亡坠，道教凌夷，婆罗静洁身心，外绝交故，拥室栖闲，养素资业。 [795]
这一段记述的核心问题是僧伽婆罗的师承。文中所说的求那跋陀很可能是前述南齐时期在京城创立正观寺的求那毗地，因为在南北朝佛教史籍中，没有称之为求那跋陀且于南齐时驻锡建康的天竺僧人 [796] ，而合于上文几个要素的唯有求那毗地。《出三藏记集》卷二有两处将求那毗地写作“求那毗陀”，如有文说：“求那毗陀出《百句譬喻》十卷。” [797] 可见，求那毗地的译法在当时也不完全统一，被一些文献写作“求那跋陀”也是可能的 [798] 。求那毗地于中兴二年（502）冬圆寂于正观寺，此时南齐已经被梁武帝禅代了。此外，《续高僧传》也记载，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于太清二年（548），“忽遇于阗僧求那跋陀，陈言德贤，赍《胜天王般若梵本》，那因期请乞愿弘通，嘉其雅操，豁然授与” [799] 。此中的求那跋陀与僧伽婆罗的活动年代不合，故绝对不是僧伽婆罗之师。
僧伽婆罗住于求那毗地主持修建的正观寺，跟随其师学习大乘经典，并且精通数国语言，为在梁代翻译佛典打下良好的基础。“大梁御宇，搜访术能，以天监五年被敕征召于扬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是也。”从天监五年至天监十七年，僧伽婆罗翻译出佛典十一部四十八卷。“初翻经日，于寿光殿，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尽其经本。敕沙门宝唱、慧超、僧智、法云及袁昙允等，相对疏出。华质有序，不坠译宗。天子礼接甚厚，引为家僧，所司资给，道俗改观。婆罗不畜私财，以为
施，成立住寺。太尉临川王宏，接遇隆重。”
[800]
这段关于梁武帝亲自参加翻译活动的记载，是南齐皇帝时未曾做过的。
上述叙述以道宣《续高僧传·僧伽婆罗传》为据。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的小传的下述记载大概是道宣省略掉的：
太尉临川王问曰：“法师菜食，为当鲑食？”答云：“菜食。病时则索。”又问：“今日何如？”答曰：“四大之身何时不病？”王大悦，即为设食。 [801]
这段对话是在中土正在探讨佛教是否将素食列入律法的过程中正发生的。所以，现今读起来更有一番意味。
僧伽婆罗于梁普通五年（524）因疾卒于正观寺，春秋六十五。
关于僧伽婆罗的译籍，《历代三宝纪》卷一一著录称：
《阿育王经》十卷，天监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于扬都寿殿译。初翻日，帝躬自笔受。后委僧正慧超令继并译正讫。见宝唱《录》。
《孔雀王陀罗尼经》二卷，第二出。与晋世帛尸利蜜译本同文小异。见宝唱《录》。
《文殊师利问经》二卷，天监十七年敕僧伽婆罗于占云馆译，袁昙允笔受，光宅寺沙门法云详定。
《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
《菩萨藏经》一卷。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第二译，小胜前曼陀罗所出二卷者。
《舍利弗陀罗尼经》一卷，此咒大有神力，若能持者，雪山八夜叉王常来拥护，所欲随心。
《八吉祥经》一卷，若人闻此八佛名号，不为一切诸鬼神众难所侵。
《十法经》一卷，普通元年译。
《解脱道论》十三卷，天监十四年于馆译。
《阿育王传》五卷，天监年，第二译，与魏世出者小异。 [802]
对于费长房的上述著录，智昇认定了十部，除去的是《阿育王传》。智昇说：“复云婆罗更出《育王传》五卷者，非也，前《育王经》即是其《传》，不合重载。”此外，费长房、智昇又指出：“《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第二出。与前曼陀罗出者，及《大般若曼殊室利分》同本。房云‘少胜前曼陀罗所出二卷’者。” [803] 而如前所引用隋法经《众经目录》所指出的，《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为曼陀罗和僧伽婆罗共同译出。三王子月婆首那、沙门须菩提
月婆首那是中印度的一位王子，身份是居士，他是这一时期唯一的跨东魏、南梁、南陈三个朝代的佛典翻译家。关于月婆王子的生平，道宣以《真谛传》附传的形式做了叙述。
对于月婆首那在东魏的行历，道宣记载：
时有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陈言高空，游化东魏，生知俊朗，体悟幽微，专学佛经，尤精义理，洞晓音韵，兼善方言，译《僧伽咤经》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于邺城司徒公孙腾第出，沙门僧昉笔受。 [804]
对此，《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得更详细些 [805] ：《僧伽咤经》四卷，元象元年（538），于司徒公孙腾第出。《大迦叶经》二卷、《频婆娑罗王问佛供养经》一卷，都是兴和三年（541）翻译。依据上述记载可知，月婆首那到达东魏首都邺城，后于元象元年始，翻译出三部七卷佛经。“属齐受魏禅，蕃客任情，那请还乡，事流博观。”由此可知，北齐受东魏禅让，允许外来人口离开，月婆首那于是离开邺城，“承金陵弘法，道声远肃，以梁武大同年，辞齐南度” [806] 。东魏武定八年（550）五月，东魏被北齐替代。而梁武帝大同年为535—545年，如此则可知，道宣的这一段记述中，时间的表述有不周之处。从时段优先于时间点的原则看，月婆首那南下的时间应该在武定八年（550）五月之后。
月婆首那到达建康，“仍被留住，因译《大乘顶王经》一部，有敕令那总监外国，往还使命”。这是说，月婆首那在翻译佛典之外，还受命梁朝廷管理来梁的外国人。“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阗僧求那跋陀，陈言德贤。赍《胜天王般若梵本》，那因期请乞愿弘通，嘉其雅操，豁然授与，那得保持，用为希遇。属侯景作乱，未暇翻传，携负东西，讽持供养。至陈天嘉乙酉之岁，始于江州兴业寺译之，沙门智昕，笔受陈文，凡六十日。覆疏陶练，勘阅俱了，江州刺史黄法氍为檀越，僧正释惠恭等监掌，具经后序。” [807]
现存的《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经序》对此经的翻译过程做了详细记载：
有梁太清二年六月，于阗沙门求那跋陁（陈言德贤），赍一部梵文，凡十六品，始湏京师。时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首那，生知后朗，世传释学，无精义味，兼善方言，避难本邦，登仕梁室，被敕摠知外国使命。忽见德贤有此经典，敬恋宜怀，如对真佛，因从祈请，毕命弘宣。德贤嘉雅操灵心，授与首那。即又
敕，求使顾表，奉迎《杂华经》。辞阙甫尔，便值侯量称丘寇乱，顶戴逃亡，未暇翻译。民之所欲，天必从焉。属我大陈，膺期
运，重光累业，再清四海，车书混同，华夷辑睦。首那贫笈怀经自达而至，江洲（州）刺史仪同黄法氍，駈传本洲，锡珪分陕，护持正法，渴仰大乘。以天嘉六年岁次乙酉七月辛已朔二十三日癸卯，劝请首那于洲听事，略开题序，说无遮大会，四众云集五千余人。匡山释僧果法师及远迩名德，并学冠百家，博通五部，各有硕难纷纶，靡不涣然水释。到其月二十九日，还兴业伽蓝。揵捶既响，僧徒咸萃，首那躬执梵文译为陈语，杨洲阿育王寺释智昕，暂游鼓汇，伏应至教，耳听笔疏，一言敢失，再三修环，撰为七卷，讫其年九月十八日，文句乃尽。江洲（州）僧正释慧恭法师，戒香芬郁，定水澄明，揩则具瞻，陈梁是寄。别驾豫章万骃，洲之股胡，材之杞梓，信慧并修，文武兼用。教委二人，经始功德，辄附卷余，略述时事。庶将来君子或精焉。
[808]
依据此说，翻译活动的发起者是江州刺史黄法氍，以天嘉六年（565）七月二十三日由刺史设无遮大会开始翻译，参加者有五千人，七月二十九日，回到兴业寺，至九月十八日最终完成。这一盛大的翻译活动，在刘宋之后，绝无仅有。
月婆首那后不知所终。
关于须菩提的生平，现存史料很少。道宣在《续高僧传·真谛传》中做了简略记载：“时又有扶南国僧须菩提，陈言善吉，于扬都城内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云经》八卷，与梁世曼陀罗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 [809] 这些内容都出自《历代三宝纪》，可见道宣当时也没有收集到新材料。
对于须菩提的翻译成果，《历代三宝纪》和《开元释教录》叙述一致，然智昇的叙述更清晰些：
《大乘宝雨藏》八卷，第二出。与梁世曼陀罗七卷《宝云》及唐译十卷《宝雨》并同本，见《一乘寺藏录》。
右一部八卷本，阙。沙门须菩提，陈言善现，或云善吉，亦云善业，扶南国人。解悟超群，词彩逸俗，化物无倦，游方届兹，于扬都城内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雨经》一部。 [810]
这一叙述仅言陈帝，无从知晓时代。
从中国佛教史整体上讲，真谛三藏是足以与鸠摩罗什并肩而立的来自异域的佛教大师。在佛典翻译史上，他也被列为四大翻译家之一。真谛所传之学虽然广泛，但其核心是大乘瑜伽行派的学说。综观真谛所传译的瑜伽行派典籍，其鲜明的特色就是如来藏思想被融入瑜伽行派体系之中。他所传播的学说和教法被后世称为“唯识古学”。
现存最早的有关真谛的传记材料是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中的记载，其次是唐代道宣《续高僧传》中的传记。前者由于体例限制，篇幅很短，后者则较长一些。二者都注明依据的是真谛的弟子曹毗所作的《真谛三藏传》。经过核对二书所记，凡是费长房所记大都在道宣所作真谛传记中有较为一致的记载，而道宣所记详尽得多。由此可以肯定，道宣确实是看到了曹毗所作的真谛传记以及真谛翻经目录。
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一一所附《真谛传》很是简短，其文如下：
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末陀，梁言真谛，远闻萧主菩萨行化，搜选名匠，轨范圣贤，怀宝本邦，来适斯土。所赍经论树叶梵文凡二百四十夹。若具足翻，应得二万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传。属梁季崩离，不果宣吐，遇缘所出，略记如前。后之所翻，复显陈录载序。其事多在曹毗《三藏传》文。 [811]
费长房的这段文字，着眼点还是翻译，所以详细地记载了其来华所带来的梵文经典的数量。而道宣所写的真谛传记，则较为全面，因此，是现存的有关真谛传记的最权威的材料。下文主要依据道宣的记载，参照其他相关文献，对于真谛来华的简略过程以及在中土的活动情况，特别是翻译佛典的活动做些考证叙述。
真谛（499—569），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原名拘那罗陀，汉语为“亲依”的意思。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如《大乘起信论序》中说，真谛师“其人少小博采，备览诸经，然于大乘，偏洞深远” [812] 。《摄大乘论序》中也说：“学穷三藏，贯练五部，研究大乘，备尽深极。” [813] 从真谛来华之后翻译的经典看，也是大小乘兼有的，如《十二因缘经》《广义法门经》《律二十二明了论》《俱舍论》《部异执论》《四谛论》等属于小乘。印度瑜伽行派的祖师世亲也是早年学习小乘，后期才皈依弘扬的大乘瑜伽行派，真谛也是精通小乘的，因而对于世亲早期的著作《俱舍论》相当重视，不遗余力地翻译、弘扬，最终形成了俱舍学派。
真谛以弘道为怀，“历游诸国，随机利见” [814] ，泛海南游，暂居于扶南国。梁武帝于大同年间（535—545），派直后（官名）张汜送扶南国的使者返国，访求名德和大乘诸论、《杂华》等经。扶南国便推荐真谛前往中国，真谛欣然同意，便带着经论梵本二百四十夹，于中大同元年（546）八月十五日到达南海郡（今广东省南部），当时他已四十八岁了。
究竟是梁武帝派使者到天竺迎请的真谛，还是在扶南国迎请的真谛，由于古代有些文献叙述得很模糊，因而造成一些误解。南朝梁时，扶南遣使来华共有四次，其中最后一次在大同五年（539）秋，所献方物为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 [815] 。《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与此基本相同：“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三宝。大同中，敕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涣然闻命。”然《大乘起信论序》则说真谛是从天竺国请来的：“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国取经并诸法师，遇值三藏拘兰难陀，译名真谛。……时彼国王应即移遣，法师苦辞不免，便就泛舟，与瞿昙及多侍从并送苏合佛像来朝。”唐代智昇《开元释教录》将《续高僧传》的说法做了杂糅。本著后文将分析说明，梁译《大乘起信论序》并非僧恺所写，如陈寅恪所说，“伪文”中包含了真史料，而上引关于真谛来华的一段文字则属于假史料，是作者采择传闻而写成。道宣作《真谛传》依据的是当时仍然可以看到的真谛弟子曹毗作的《真谛传》，因而应该以道宣所说为准。
真谛在中土南境未久，随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年（548）闰八月才到达建业。梁武帝深加敬礼，敕其住于宝云殿。在真谛正要从事翻译的时候，侯景叛乱爆发，十月侯景进入建业，第二年五月梁武帝被困台城。在这种背景下，真谛无奈东行东土 [816] ，时间应该是太清二年（548）十月前后。太清三年（549），富春县令陆元哲迎接真谛住于自己的宅第，并且为其招集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布置译场，请其翻译佛典。由此，真谛开始了其颠沛流离的翻译佛典生涯。
梁大宝三年（552）三月侯景兵败，服从于萧绎的王僧辩、陈霸先军进入建康，王僧辩军士剽掠居民，遗火焚毁了太极殿及东西堂。四月，侯景被杀于海上，曝尸建康城中。五月，南平王萧恪任司空兼扬州刺史，王僧辩任司徒。九月，萧恪卒，王僧辩兼扬州刺史。此年冬十一月，世祖萧绎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为承圣。此后，梁元帝萧绎并未进入建业城。在建业地方秩序逐渐恢复的背景下，真谛迁住于正观寺。此寺原为梁武帝天监年间的译经场所，真谛利用旧有译经条件，抓紧时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译《金光明经》等。承圣二年（553）二月二十五日，真谛一行又转至建康县（今江苏江宁南）长凡里杨雄宅第中，继续译《金光明经》，至三月二十日完成，共得七卷。其后，他大概完成了《金光明经疏》六卷。
侯景攻占建康三年，称帝一百二十天。建康和三吴富庶之区无事日久，遭战乱后人口凋敝，城邑残破。公侯富人在会稽者多南渡岭南，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击，建康人口百遗一二。特别是梁元帝不入建业而居江陵，建业的地位大不如前。也许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也许是真谛在别人怂恿下想移住元帝统治的核心地带，真谛在重归建业仅仅两年余，又无奈地离开此地，力图寻找一个略微安定的环境从事翻译活动，此后再也未能回到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