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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自502年至557年，历六帝，共五十六年。这是南朝佛教发展兴盛的历史时期。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佞佛，他以帝王身份积极参与和扶持佛教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中土的弘扬和发展。受其崇佛之熏陶，其子孙后代包括梁代继承其位的儿孙如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亦崇佛，佛教发展至此兴极一时，几成国教，京城南京也成为佛都。
502年，萧衍建国号为梁，成为梁代开国皇帝，史称梁武帝，改元天监元年。萧衍（464—549），字叔达，是齐高帝萧道成族弟萧顺之的第三子。其祖籍东海兰陵（今山东省临沂兰陵县），西晋末年家族避乱过江，移居晋陵武进县 [479] ，称南兰陵。萧衍自幼习武，身手不凡，且好学，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史载其“文思钦明，能事毕究，少而笃学，洞达儒玄” [480] 。他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入竟陵王萧子良府为西阁祭酒，迁随郡王萧子隆镇西谘议参军；帮助萧鸾辅政，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领兵与魏军作战，军功显著，先后迁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太子中庶子，为雍州刺史。萧鸾驾崩，继位的萧宝卷不得人心，死于非命，权臣萧衍另立萧宝融为帝，后取而代之，登上帝位。
萧衍于天监三年（504）宣布“舍道入佛”， [481] 亲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重阁手书《舍事李老道法诏》，发愿信奉佛教，并要求王公贵族、平民百姓都信仰佛教，声称“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 [482] 。萧衍本家世信道，曾云“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 [483] 。建国伊始，萧衍仍奉道教。史载其“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海边之际，信之逾甚” [484] ，萧衍与隐居在江苏省句容县句曲山（又名“茅山”）的道士陶弘景也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虽然后世学者对萧衍于天监三年（504）下诏“舍道入佛”的真实性有质疑， [485] 但萧衍执政时期，对佛教发展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参与组织众多的奉佛活动，均有史料记载为证，说明他的信仰确实发生了变化。 [486]
萧衍在建康称帝五十二年（天监元年至太清三年［502—549］），建立起虔诚的佛教信仰，时人誉其为“皇帝菩萨”。他以帝王身份大力扶持佛教，对南朝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辩正论》卷三所载，齐代佛教寺院二千十五所，译经十六人七十二部，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佛教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译经四十二人二百三十八部，僧尼八万两千七百余人。 [487] 两相比较，佛教寺院增加八百余所，译经增加一百六十六部，僧尼增加五万余人，反映出南朝佛教发展至梁时的兴盛状况。
萧衍的佛教信仰与其奉佛行为紧密相连。唐代李延寿撰《南史》分析萧衍其人其事，曾予以“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驰于刑典” [488] 的评价。萧衍“溺于释教”表现为：一、理论层面。萧衍注重佛教义理，组织僧人讲经说法，编撰佛典，并且亲自参与讲经、翻经，注疏佛经，旨在通过对大乘佛教义理的弘扬，让更多受众接受佛理，悦纳佛教。二、实践层面。萧衍礼接僧人，把理论与修行结合起来，严格戒律，制断酒肉，大建佛寺，修造佛像，举办斋会，舍身奉佛，以实际行为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与支持。具体说来如下：
（一）组织翻经，整理佛典。梁时翻译佛经的数量较刘宋时期少，然据《开元释教录》卷五至卷七所载，仍有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天监初年萧衍组织扶南国沙门僧伽婆罗、曼陀罗，以及本国僧人释法云、释慧超翻译佛经，于扬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其中僧伽婆罗十七年译经十一部四十八卷，有《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曼陀罗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十一卷。释慧超则参与《阿育王经》的翻译工作，据《续高僧传》卷六《慧超传》记载：“梁武帝敕还为寿光学士，又敕与正观寺僧伽婆罗传译《阿育王经》，使（慧）超笔受，以为十卷。” [489] 梁代僧人知识学养堪为上乘，史载“天监将末，扶南国献经散步，敕（法）云译之，详决梁梵，皆理明义显，状若亲承” [490] ，这是释法云参与翻经的记录。梁武帝萧衍不仅组织翻经，他自己也参与其中，“初翻经日于寿光殿，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尽其经本，敕沙门宝唱、惠超、僧智、法云及袁昙允等相对疏出，华质有序，不坠译宗” [491] 。据今存文献记载，梁武帝天监年间组织翻译的佛典有：《阿育王经》十卷（梁武帝敕释宝唱、释慧超、释僧智、释法云、袁昙允等助僧伽婆罗等译出，今《大正藏》二一《史传部》有存）；《解脱道论》十二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译出，今《大正藏》十六《论集部》有存）；《孔雀王咒经》二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译出，今《大正藏》十《密教部》有存）；《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译出，今《大正藏》三《般若部》有存）；《度一切诸境界智严经》一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译出，今《大正藏》六《宝积部》有存）；《文殊师利问经》二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译出，今《大正藏》九《经集部》有存）；《舍利弗陀罗尼经》一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译出，今《大正藏》十《密教部》有存）；《八吉祥经》一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译出，今《大正藏》九《经集部》有存）；《佛说大乘十法经》一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普通年间译出，今《大正藏》六《宝积部》有存）；《菩萨藏经》一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译出，今《大正藏》十一《律部》有存）；《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梁武帝敕曼陀罗译出，今《大正藏》三《般若部》有存）；《解脱道论》十三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天监十四年［515］译出，今《大正藏》第32册有存）；《阿育王传》五卷（梁武帝敕僧伽婆罗天监年间译出，今佚）；《大乘宝云经》七卷（梁武帝敕曼陀罗、僧伽婆罗译出，今《大正藏》九《经集部》有存）；《大乘顶王经》一卷（梁武帝敕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译出，今《大正藏》九《经集部》有存）等。
萧衍多次敕令僧人抄经，以类相从进行编辑整理。今《出三藏记集》有《皇帝敕诸僧抄经撰义翻胡音造录立藏等记》的记录 [492] 。史载梁武帝重视律学，欲撮聚简要，以类相从，天监末年敕释明彻“入华林园，于宝云僧省专攻抄撰” [493] ，当时众多学士、僧人参与抄撰佛经。据《隋书》卷三十五记载，“梁武大崇佛法，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 [494] 。现已知名目的有：《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天监七年［508］梁武帝敕庄严寺释僧旻、释僧智、释僧晃、刘勰等三十人于上定林寺编撰，皆令取衷于释僧旻。事载《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卷五《僧旻传》）；《义林》八十卷（天监七年［508］梁武帝敕开善寺释智藏编撰，事载《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天监十四年［515］梁武帝敕安乐寺释僧绍编撰，帝不满意，又敕释宝唱重撰，事载《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续法轮论》七十余卷、《法集》一百三十卷、《经律异相》五十五卷、《饭圣僧法》五卷、《众经护国鬼神名录》三卷、《众经诸佛名》三卷、《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三卷、《众经忏悔灭罪法》三卷、《出要律仪》二十卷等（天监年间梁武帝敕释宝唱编撰，事载《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大唐内典录》卷四）；《般若抄》十二卷（天监十六年［517］梁武帝敕灵根寺沙门释慧令编撰，事载《大唐内典录》卷四）；《出要律仪》十四卷（天监年间梁武帝组织并敕令天竺寺法超等编撰，事载《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法超传》）；《在家出家受菩萨戒法》（天监十一年［512］至天监十八年间［519］梁武帝组织僧人编撰而成，参见诹访义纯《梁天监十八年敕写〈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试论》，载《敦煌古写经》续）；《佛记》三十篇（虞阐、到溉、周舍、沈约等受敕编撰，引自颜尚文《梁武帝》第四章第五节）等。伴随翻译水平的提高和佛典编撰的丰富，佛教义理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为讲经说法、辩论义理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讲经说法，辩论义理。南朝佛教义学发达，梁武帝萧衍经常组织僧人讲经。如释慧集擅长《毗昙》，“今上深相赏接，每请开讲”；释法藏受“敕于彭城寺讲《成实》，听侣百余，皆一时翘秀，学观荣之。又敕于慧轮殿讲《般若经》，别敕大德三十人预座，藏开释发畅，各有清拔，皆著私记，拟后传习”；释慧超被“请于慧轮殿讲《净名经》，上临听览”；释僧旻天监六年受“敕于惠（慧）轮殿讲《胜鬘经》，帝自临听”；天竺寺法超普通六年（525）受敕“讲律，帝亲临座听受成规”等 [495] ，不一一列举。这一时期关于“神灭与否”的争论极有影响。此争论于永明年间因范缜所著《神灭论》而兴起，范缜以刀利（刃利）关系比喻形神，提出“神之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496] ，主张形神相即，两者名殊而体一，“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 [497] 。竟陵王萧子良集众僧辩难而不能令范缜理屈；萧衍立国后又再次组织众多士大夫、僧人对此展开辩论，并亲自上阵，参与驳斥。他写有《敕答臣下神灭论》，针对南齐时期的辩论未能从佛教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神灭与否问题的缺陷，萧衍提出“位现致论，要当有体。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佛理” [498] ，即要求采用宾主问答的形式，逐条展开辩论，用佛理来解决佛教疑难。萧衍引用儒家经典《祭义》中“为孝子为能养亲”，以及《礼运》中“三日斋，必见所祭”，说明“三圣设教，皆云不灭”，认为主张神灭论的人是“违经背亲” [499] 。这场辩论影响深远，此后有关神灭与否的问题再未掀起波澜。相较魏晋时期士人的“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500] 的理论水平，这一时期的士人对佛教知识的掌握全面而丰富，故能在讲经说法、辩论义理时独标新意。
梁武帝萧衍亲自讲经，有年代可考的讲经法会如：天监三年（504）六月八日，萧衍讲于重云殿，沙门志公（指宝志）忽然起舞歌乐，须臾悲泣，因赋五言诗；中大通元年（529）九月甲午，萧衍升讲堂法坐，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中大通三年（531）十月己酉，萧衍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大众说《大般涅槃经》义，讫于乙卯；十一月乙未，萧衍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中大通五年（533）二月癸未，萧衍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升法座，发《金字摩诃般若经》题，讫于己丑。此事《南史》卷十八《臧盾传》中也有记，云“中大通五年（533），帝幸同泰寺开讲，设四部大会，众数万人” [501] ；中大同元年（546）三月庚戌，萧衍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四月丙戌，仍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太清元年（547）三月乙巳，萧衍升光严殿讲堂，坐师子座，讲《金字三慧经》 [502] 。另据《广弘明集》卷一九所载，梁武帝还有两次规模空前的讲经活动：一是中大通七年（535）二月二十四日，萧衍在同泰寺发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并解答众疑。史载“自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其余僧尼及优婆塞、众优婆夷、众男官道士、女官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国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讲肆所班、供帐所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宫武卫宿直之身，植葆戈、驻金甲，并蒙讲馔。别锡泉府，复数万人，不在听众之例” [503] 。二是大同七年（541）三月十二日，萧衍在华林园重云殿讲《金字波若波罗蜜三慧经》，“凡听众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书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虏使主崔长谦、使副阳休之，及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又别请义学僧一千人于同泰寺，……又有外国僧众，不可胜数，并众所不识，同集法座” [504] 。今《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有《皇帝后堂建讲记》《皇帝宫内建讲记》《皇帝后堂志上启建讲记并序》《皇帝与志上往复注并序》《皇帝后堂讲〈法华〉志上论难》等，亦是梁武讲经的部分记录。梁武末年专务讲论，频幸同泰寺，群臣亦竞相效仿，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直接招致梁末侯景之乱。史载：“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僚皆戎衣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贞观政要》卷六）庾信的《哀江南赋》所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505] ，也是对此进行的深刻批判与反思。
（三）注疏佛经，撰述论章。佛教自传入中国，就面临如何与本土文化融合的问题，对佛经进行注疏，不仅表明时人对佛经予以与儒家经典等同的重视，而且推动了佛教“中国化”进程。梁武帝多次敕令僧人注疏佛经，如天监初年，敕高僧大德各撰《成实义疏》，其中释法云撰有四十科，为四十二卷，事载《续高僧传》卷五《法云传》；天监六年（507）释僧旻制注《波若经》，事载《续高僧传》卷五《僧旻传》；天监七年（508）建元寺释僧朗受敕注《大般涅槃经》七十二卷，事载《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今《大正藏》十七《经疏部》有《大般涅槃经集解》七十一卷，撰者云宝亮等）；同年释法云受敕制注《大品》，事载《续高僧传》卷五《法云传》；天监八年（509）释宝亮受敕撰《涅槃义疏》十余万言，梁武帝萧衍为之作序，云“举要论经，不出两途。佛性开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归极之宗。……空空不能测其真际，玄玄不能穷其妙门” [506] ，事载《高僧传》卷八《宝亮传》。
萧衍勤奋好学，熟读内外典籍，故也参与注疏佛典。如萧衍天监十一年（512）注《大品经》五十卷。此书乃梁武帝召集天保寺释法宠、灵根寺释慧令等名僧二十人，“探采释论，以注经本，略其多解，取其要释” [507] 而成，内容分五段，“劝说以不住标其始，命说以无教通其道，愿说以无得显其行，信说以甚深叹其法，广说以不尽要其终” [508] ，非时人所说的五时般若。萧衍提出：“《涅槃》是显其果德，《般若》是明其因行。显果则以常住佛性为本，明因则以无生中道为宗。以四谛言说，是涅槃，是般若，以第一谛言说，岂可复得谈其优劣？” [509] 他以两者并举，认为般若与涅槃在成佛问题上是因果关系，不存在优劣问题，表明梁武帝对这两种当时看来存在矛盾的理论有着深刻理解。萧衍还在其《净业赋》中引儒家学说云“《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静。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 [510] ，强调内心觉悟之道。萧衍以帝王身份参与佛性问题的讨论，撰述《立神明成佛义记》，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佛性“神明”观：以东晋慧远的“神不灭”论为基础，建构其佛性学说；在理论来源上，糅合了般若学与涅槃学中有关“心识”“佛性”的相关理论来阐释立“神明”成佛义，将佛性问题归于“心性”问题；在论证方式上，则受到范缜《神灭论》，以及释宝亮“以心为正因佛性”中具辩证色彩的论证方式的影响。 [511] 因其思想把心性引入佛性学说，成为宋明理学与心学理论源头。另据《梁书》卷三著录，萧衍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 [512] 。具体为《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一百零一卷、《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制旨大集经讲疏》十六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 [513] 又据《广弘明集》卷第十九《御讲波若经序》记载，萧衍注释《大品般若经》，并自行讲说，“重以所明《三慧》，最为奥远，乃区出一品，别立经卷；亦由观音力重特显普门之章，登住行深，乃出《华严》之品。故以撮举机要，昭悟新学者” [514] ，则萧衍除了《般若经》中《三慧品》讲疏，当还有《华严经》中的《普门品》讲疏。此外，《南史》卷七《梁武帝纪》载大同六年（551）五月河南王遣使来献，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梁武帝“敕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 [515] ，可知萧衍还有《金光明经》讲疏。这些佛经讲疏今均佚。萧衍还有弘法宣教的诗歌与文章，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诗》、《会三教诗》、《和太子忏悔诗》、《十喻诗》（今存五首）、《唱断肉经竟制》、《立神明成佛义记》、《菩提达摩大师碑》、《宝亮法师涅槃义疏序》、《注解大品经序》、《舍道事佛疏文》、《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断酒肉文》、《静业赋》等。虽然萧衍所注疏的佛经今已难觅踪迹，但通过流传下来的有关文字，还是可以看出他关于《般若》《涅槃》的理论，以及“真神”佛性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
（四）舍身供佛，营办斋会。历史上的梁武帝萧衍曾多次舍身。据统计，今存文献中有年代记录的至少四次 [516] ：大通元年（527）三月辛未，萧衍幸同泰寺舍身；中大通元年（529）九月癸巳，帝幸同泰寺，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癸卯，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默许。乙巳，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极，三请乃许。帝三答书，前后并称顿首。中大同元年（546）三月庚戌，萧衍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赎。太清元年（547）庚子，萧衍幸同泰寺，释御服，服法衣，行清净大舍，名曰“羯磨”。以五明殿为房，设素木床、葛帐、土瓦器，乘小舆，私人执役。乘舆法服，一皆摒除；乙巳，萧衍升光严殿讲堂，坐师子座，讲《金字三慧经》，舍身，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戊寅，百辟诣凤庄门奉表，三请三答，顿首，并如中大通元年故事。唐人对萧衍佞于佛道，舍身为寺奴，横多糜费一事，颇多讥议。如姚崇《遗令戒子孙文》云，“梁武帝以万乘为奴，……岂特名戳身辱，皆以亡国破家”；韩愈《谏迎佛骨表》特举梁武之事，云其“事佛求佛，乃更得祸”。魏徵等撰《隋书》，亦将其与天灾人祸联系起来：如云梁中大通元年（527）四月的大雨雹，与“帝数舍身为奴，拘信佛法，为沙门所制” [517] 有关，又云侯景之乱，江陵之败，“阖城为贼隶焉，即舍身为奴之应” [518] 。可知后世以其为佞佛伤政之例。
萧衍还组织营办众多的斋会。有史记载的如：普通六年（525），萧衍于同泰寺设千僧会，广集诸寺知事及学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仪，众皆见所未闻，得未曾有。中大通元年（529）六月，都下疫甚，萧衍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九月癸巳，萧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十月乙酉，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余人。中大通二年（530）四月癸丑，萧衍幸同泰寺，设平等会。中大通七年（535）二月，萧衍出大通门，幸同泰寺发讲，设道俗无遮大会。据《广弘明集》卷一九萧子显的《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中所载，此会规模宏大，萧衍不仅讲经，还“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值一千九十六万”。大同元年（535）三月丙寅，萧衍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四月壬戌，又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并设无碍会。大同二年（536）三月戊寅，萧衍幸同泰寺，设平等法会；九月辛亥，又幸同泰寺，设四部无碍法会；十月壬午，又幸同泰寺，设无碍大会。大同三年（537）五月癸未，萧衍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设无碍法会；八月辛卯，又幸阿育王寺，设无碍法喜食，大赦。大同四年（538）八月，萧衍幸长干寺，设无碍法喜食。大同十年（544）三月壬寅，萧衍于皇基寺设法会，诏赐兰陵老少位一阶，并加颁赍。中大同元年（546）四月丙戌，萧衍于同泰寺设法会，大赦，改元。太清元年（547）三月庚子，萧衍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 [519] 。萧衍在斋会上大行放生与布施：据萧子显在《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中所记，每月斋会，除了给诸寺施财施食外，还别敕张文休为运吏，散运米与贫民。犯有死罪应入大辟者，也蒙武帝怜悯而原宥。张文休还受敕奔赴屠肆，“家禽野兽殚四生之品，无不放舍” [520] 。晚年的萧衍表现出对天地万物强烈的怜悯之心，史载其“厌于万机，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弗怿” [521] 。他不仅宽宥有罪之人，而且还热衷放生。据《景定建康志》记载，萧衍在石头城前的长命洲置户十家，每年买鹅、鸭、鸡、豚之类千数，令专人以粟谷喂养，以便放生之用。因为这些家畜不是被狐狸之类叼走，就是被看管的人偷偷吃掉，所以后人讥讽他：“如何长命作洲名，梁武当时此放生。鹅鸭成群如市肆，鸡豚无数似屯营。岂知半被狐奴食，宁免私为鹤户烹。不杀自然能不放，欲将实祸博虚声。” [522] 但此事却说明，佛教的戒杀理论深深作用且影响于萧衍的思想与行为。
（五）制定律文，戒杀蔬食。萧衍严格戒律，制断酒肉，在历史上起过相当重要的影响，余音犹响。中国出家人虽持戒，仍有食“三净肉” [523] 的习惯。萧衍以大护法自居，重视律学，认为“律教乃是像运攸凭，学惠阶渐，治身灭罪之要，三圣由之而归，必不得阙”，“既为万善之本，实亦众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长，若须弥群山之最，三果四向缘此以成，十力三明因兹而立” [524] 。故不仅博采经教，编撰《出要律仪》十四卷，在梁境通行；而且敕律师释僧祐“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 [525] 。针对僧界资产丰沃，道尼畜养奴婢，贪图享乐生活，不守戒律的社会现象，萧衍亲制佛教律文，题为《断酒肉文》。萧衍强调戒断酒肉，因为饮酒虽不至于杀生，但酒为“乱性”之物，不利清净本心；而肉乃浓肥腥臭之物，食肉必定涉及杀生。且两者不过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然杀生带来的罪过却是难以消除的，故萧衍力主戒断酒肉。在此文中，他以“食肉者断大慈种，……一切众生皆为怨对，同不安乐” [526] ，主张出家人戒断酒肉。萧衍表态说，他将从自己做起，遵守佛戒。其发愿辞云：“弟子萧衍从今已去，至于道场，若饮酒放逸，起诸淫欲，欺诳妄语，啖食众生，乃至饮于乳蜜，及以酥酪，愿一切有大力鬼神，先当苦治萧衍身，然后将付地狱阎罗王，与种种苦，乃至众生皆成佛尽，弟子萧衍犹在阿鼻地狱中。” [527] 而且严格规定僧人必须戒断酒肉，提出若僧众不能行清净之道，“弟子萧衍当如法治问。驱令还俗，与居家衣，随时役使” [528] 。他的“若复有饮酒啖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 [529] ，是以王法统摄僧制，将佛教纳入国家管理的宣告。萧衍本人也不止一次受佛戒：天监三年（504）他宣布“舍道入佛”，皈依佛门，于重云殿自称“弟子”；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又幸等觉殿，“发弘誓心，受菩萨戒，……曲万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暂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净仪，曲尽诚肃” [530] ，以至释法云云，“戒终是一，先已同禀，今重受者，诚非所异，有若趣时” [531] 。当时与之同时受戒的还有皇储王姬、道俗士庶等四万八千人。萧衍不仅自己受戒，还劝说属下一起受戒，如济阳的江革精信因果，而帝不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云‘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诸贵游’。又手敕云：‘世间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革因启乞受菩萨戒” [532] 。
佛教精神的核心是“慈悲”，首重“戒杀”。萧衍受此影响，不仅在《断酒肉文》中引用《涅槃经·四相品》中所云“食肉断大慈种”之语，而且还在《与周舍论断肉敕》中，从佛教慈悲为怀的理念说明断禁肉食的重要性，“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 [533] 。萧衍于天监十二年（511）下诏，“请丹阳、琅琊二境水陆并不得搜捕” [534] ；又齐时的郊庙、宗庙荐羞，沿用传统，使用牲畜，其宗庙祭祀的文字还有“式备牲牷”“牲玉孔备”“我牲以洁”“朱尾碧鳞”等辞 [535] ，故萧衍的《断杀绝宗庙牺牲诏并表请》于天监十六年（517）三月“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公家织官纹锦饰，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亵衣，裁剪有乖仁恕。……郊庙牲牷，皆代以面，其山川诸祀则否。……冬十月，宗庙荐羞，始用蔬果” [536] ，并下诏萧子云连歌辞一并修改。当时关于宗庙祭祀去牲畜事，朝廷争议激烈，然萧衍坚持己见，不为妥协，从中可知他对佛教信仰之虔诚。与“戒杀”相关联的是萧衍的蔬食主张。萧衍在《静业赋》中自称，“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烹宰众生，以接宾客，随物肉食，不识菜味”，后因父母故去，无心独享美味，“因而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 [537] ，表明其蔬食主张还蕴含儒家孝道思想。随着对佛教的日益痴迷，萧衍除了戒杀，还自觉“戒色”。萧衍在《静业赋》中曾自称：“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矣。” [538] 因其大同年间的《敕责贺琛》中是另外一种说法：“朕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 [539] 故在萧衍断房事的时间问题上，钱锺书先生认为：“此等鄙琐，本不足校，顾既以为君道攸关，则十年之一出一入，岂曰小德乎哉！” [540] 史载萧衍“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饭而已。或遇事拥，日傥移中，便漱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 [541] ，这与萧子显对梁武帝的记录，如“服粗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过中不餐，寒暑被袭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为下床，傍无侍卫顾无玩物，左右唯经书卷轴，所对但见香炉锡杖” [542] ，几近相同，应是较为真实的写照，表明晚年的萧衍因受佛理影响而自觉过着简素生活。
（六）优待僧人，敕命僧官。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萧衍崇信释氏，他礼遇僧人，与众多僧人皆有往来，故僧众常出入皇宫。如梁武帝优待释智藏（458—522），“宫阙恣其游践” [543] ，且时有人提出御座唯天子所升，沙门不得沾预，释智藏踞座以示抗议，然萧衍并不追究。神僧释宝志言行怪诞，善为谶语，南齐时齐武帝谓其惑众，曾将其拘禁；萧衍立国后则有《下释宝志诏》，把宝志视为“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惧”的神人，认为不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他下令“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 [544] 。此外，萧衍的《诏答大士傅弘》，亦下诏“大士欲度众生，去来随意” [545] ，特许释傅弘自由出入。对梁武“家僧”如释僧伽婆罗（460—524）、释法宠（451—524）、释僧迁（465—523）、释僧旻（467—527）、释法云（467—529）、释慧超（？—526）、释明彻（？—522）等，萧衍均资给丰厚。史载释法宠受“敕常居坐首，不呼其名，号为上座法师，请为家僧。敕施车牛人力，衣服饮食，四时不绝” [546] ；释僧旻天监五年游于都辇，“天子礼接……请为家僧，四事供给” [547] 。当时地方官吏延请僧人，梁武帝也资给用度。如释僧旻出京，萧衍“有敕给船仗资粮，发遣二郡，迎候舟楫满川，京师学士云随，雾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 [548] ，声势浩大，以至晋陵太守蔡撙深有感触地说：“昔仲尼素王于周，今旻公又素王于梁矣。” [549] 有名望的僧人生前得到萧衍礼遇，死后其丧事也由皇家营办。如释宝志天监十三年（512）卒，萧衍“厚加殡送，葬于钟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精舍，敕陆倕制铭辞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释僧旻大通八年二月一日卒，萧衍“敕以其月六日窆于钟山之开善墓所，丧事大小，随由备办”。又如释法云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卒，萧衍“敕给东园秘器凡百，丧事皆从王府，下敕令葬宝林寺侧”等 [550] 。
梁武帝萧衍还敕命僧官。如敕释宝唱为新安寺主，敕释法宠为齐隆寺主，敕释法云为光宅寺主，后又敕其为大僧正，敕慧超为僧正，敕天竺寺释法超为都邑僧正等。僧正作为僧官名，由中央朝廷敕命，领命者负责管理地方大小僧尼事务。大同年间，梁武帝萧衍曾意欲自为“白衣僧正”，“维任法侣敕主书，遍令许者署名，于时盛哲无敢抗者，皆匿然投笔” [551] ，且其中有释智藏者，抗言力争，事终不行。萧衍以帝王之尊介入僧界事务，既成为南朝佛教发展的助推力量，又体现出南朝皇权对教权的强力干预。
（七）建寺造像，佛化外交。据清代刘世珩的《南朝寺考》卷五所载梁代九十二寺资料中，梁武帝敕建的有十一所，分别是智度寺、新林法王寺、仙窟寺、光宅寺、萧帝寺（又名法光寺）、解脱寺、同行寺、全善寺、开善寺（又名兴国禅寺）、大爱敬寺、同泰寺（又名法宝寺）。另阙名的《梁京寺记》中提到宝林寺，云“梁天监中，武帝与宝公同游此山，见林峦殊胜，命建精蓝” [552] ，可知也是梁武帝敕建。此外，萧衍还为慧初禅师，“立禅房于净名寺以处之，四时资给” [553] ，又“下敕工人缮改张饰以待（法）宠焉，因改名为宣武寺” [554] 。这些佛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萧衍为其父母修建的大爱敬寺和智度寺，以及他经常讲经说法的同泰寺。大爱敬寺是萧衍于普通三年为纪念亡父而建 [555] ，在蒋山（今南京钟山）北高峰上。此寺建寺初，萧衍曾授意手下之人，向王骞强买寺边良田八十余顷。《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中有对此寺的描述，云：“纠纷协日，临睨百丈，翠微峻极，流泉灌注，钟龙遍岭，饫凤乘空，创塔包岩壑之奇，宴坐尽林泉之邃，结构伽蓝，同尊园寝，经营雕丽，奄若天宫。中院之去大门，延袤七里，廊庑相架，檐溜临属，旁置三十六院，皆设池台，周宇环绕，千有余僧，四事供给。” [556] 可知此寺建筑之宏大壮丽，草木之繁茂葱郁，林泉之幽邃深远，以及寺内僧侣之云集众多。智度寺则是萧衍为纪念亡母所建，亦是“殿堂宏壮，宝塔七层，房廊周接，华果间发，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诸尼四时讲诵” [557] ，可知其规制不输于大爱敬寺。据萧衍在《孝思赋》中自述，“竭工匠之巧，尽世俗之奇”的两寺，均是为“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 [558] ，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孝敬之情。同泰寺是萧衍大通元年（527）所建，时在宫后别开一门，名大通门，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为名，原为吴之后苑。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七引《舆地志》中所载，云其有“浮图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宫各像日月之形，禅窟、禅房、山林之内，东西般若台各三层，筑山构陇，亘在西北。栢殿在其中，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可知亦是穷竭帑藏，巧夺天工。此寺是梁武帝极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据《梁京寺记》载，萧衍在此“舍身施财，以祈佛福。自大通以后，无年不幸” [559] 。萧衍还积极支持造像，如大同元年（535）四月，萧衍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 [560] ，大同三年（537）五月，萧衍幸同泰寺，又“铸十方金铜像” [561] 。光宅寺亦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梁代最壮观的佛像是由释僧祐监制的、天监十五年（516）春完工的剡溪弥勒石像，此石像“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 [562] 。此外，正觉寺释法悦在小庄严寺营铸丈八无量寿像，在耗铜四万斤犹不够的情况下，启闻梁武帝萧衍，“敕给功德铜三千斤” [563] ；其子梁简文帝萧纲也在《谢敕赍柏刹柱并铜万斤启》中谢梁武帝给其“柏刹柱一口，铜一万斤，供起天中天寺” [564] ；又在《谢敕赍铜供造善觉寺塔露盘启》谢梁武帝“垂赍铜一万三千斤，供造觉善寺塔露盘” [565] 。大量的金钱耗费使南朝寺庙林立，唐代杜牧的《江南春》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以艺术手法对此进行的描摹。
梁代萧衍在位期间，国家强盛，文化繁荣，四海来朝，进贡臣服，梁国与周边国家多有交流，其中不乏佛教文化交流。如天监二年（503），扶南国王阇邪跋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 [566] ，萧衍下诏授其为安南将军、扶南王；天监十年（511）、十三年（514）、十六年（517），扶南国累遣使贡献；天监十八年（519），新王留陀跋摩“复遣使宋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 [567] ；普通元年（519），中大通二年（530），大同元年（535），扶南国仍累遣使贡献；大同五年（539），扶南国王遣使献生犀，因“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 [568] 。又如盘盘国，大通元年（527），其王遣使奉表并贡献，后又于中大通元年（529），“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569] 。再如有河南王者，天监十三年（514），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 [570] 。大同六年（540），河南王“遣使朝，献马及方物，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敕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 [571] 。《释氏稽古略》卷二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均记录萧衍遣决胜将军郝骞、谢文华等八十人，往天竺国迎佛旃檀像事。《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有《皇帝遣诸僧诣外国寻禅经记》，也记梁武帝萧衍遣使求法事。这些对外交流活动，推动了佛教向外传播与发展。
除以上所述，萧衍还长于音律，能为佛音。他尝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事载《隋书》卷一三《音乐志》。
萧衍以佛教为中心形成了他的三教观。他的《述三教诗》，云：“少时学周孔，弱冠勤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 [572] 萧衍以“犹月映众星”，比喻佛教吸引自己注目所具有的闪耀光辉。他以佛教为“月”，以儒家学说、道教为“星”，以此说明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各有所用，虽有主有次，但宛若众星拱月，光辉同耀！
太清二年（548），侯景叛乱，攻陷要地，进逼围困台城，形势危急。分封在各地的诸子得知此消息，聚集兵力，赶至建康台城外围。因各存私心，觊觎皇位，错失良好战机。太清三年（549），侯景破城，台城陷落，武帝萧衍遭幽禁。史载被困的萧衍仍不废斋戒，口苦索蜜不得，忧愤崩于净居殿，时年八十六，可谓以身殉教。萧衍著述甚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如《文集》一百二十卷、《周易大义》二十一卷、《周易大义疑问》二十卷、《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毛诗大义》十一卷、《礼记大义》十卷、《制旨革牲大义》三卷、《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钟律纬》六卷、《孝子传》三十卷、《金策》三十卷、《棋评》一卷、《棋法》一卷、《梁武帝所服杂药方》一卷、《梁武帝坐右方》一卷、《梁武帝兵书钞》一卷、《梁武帝兵书要钞》一卷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著述融合佛理，是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交融的代表作。
梁武帝萧衍诸子，以及其兄弟及兄弟之子，崇信佛教者大有其人。如萧衍长子萧统、第三子萧纲（另有下述）、第七子萧绎（另有下述）、武陵王萧纪，以及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鄱阳王萧恢、始兴王萧憺，及长沙嗣王萧业及其弟之子萧韶、桂阳嗣王萧象、衡阳嗣王萧元简等，都与佛教有联系。
1．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武帝萧衍长子。字德施，小字维摩，齐中兴元年（501）九月生于襄阳，天监元年（502）十一月，立为皇太子。萧统生而聪睿，三岁学习《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能讽诵。其生母丁令光（后封为贵嫔），湖北襄阳人氏，也是奉佛之人。史载其屏绝滋腴，长进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又云她尤精《净名经》，所受供赐，悉以充法事；而梁武帝所立经义，皆得其指归。
受家庭崇佛氛围影响，萧统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他在宫内建慧义殿，专门招引名僧，在此谈论不绝。今《广弘明集》卷二一有昭明太子《解二谛义令旨并问答》《解法身义令旨并问答》文，萧统就二谛义与南涧寺释慧超、晋安王萧纲、招提寺释慧琰、栖玄寺释昙宗、司徒从事中郎王规、灵根寺释僧迁、罗平侯萧正立、衡山侯萧恭、中兴寺僧怀、始兴王第四男萧暎、吴平世子萧励、宋熙寺慧令、始兴王第五男萧晔、兴皇寺法宣、程乡侯萧祇、光宅寺法云、灵根寺（宋熙寺）慧令、湘宫寺慧兴、华严寺 [573] 僧旻、宣武寺法宠、建业寺僧愍、光宅寺敬脱等二十三人互相问答；又就法身义与招提寺释慧琰、光宅寺释法云、庄严寺释僧旻、宣武寺释法宠、灵根寺释慧令、灵味寺释静安往复问答。在二谛义问题上，萧统主要围绕义、体、理、德四点，阐释了他的理解：首先辨义，二谛立名真俗。萧统认为真谛俗谛，是依体来立名；第一义谛和世谛，则有褒贬之意。如果是从次第来分，可说第一真谛、第二俗谛。其中，真谛是实义，平等无二；俗谛是集义，浮伪起作。此处的“集义”，应可理解为因心而生，依心住故。因而世间一切法，于生灭变幻之中，无有住相；只有第一义谛，是毕竟空的境界，最为殊胜。其次论体，真谛俗谛体一。萧统认为，真俗一体。因为真谛寂然，圣人所见，以其不生为体；而凡夫所见，横见起动，以生法为体，故有真俗二谛名目之别。依人，即圣人、凡夫来说，有不生为体和生法为体而起的区分；若就世间万物本性为空，真俗相即，真中见俗，俗中知真，则真俗二谛就没有分别，是一体的。再次会理，实相理非真非俗。萧统认为，从事上讲，“真谛”也是名相，是为方便接引众生。无名而说名，自是不当理。所以无论是辨相还是辨体，都是有累乖理。所谓真谛的实真，其实也只是个假名。只有忘俗忘真，忘真忘俗，达到两忘之境界，才是实理。最后证德，第一义谛德义双美。萧统认为，真谛之所以又称第一义谛，在此中独加个“义”字，是因为第一就是在表德了，因此无须再加“德”字，而加了个“义”字，是用来把真谛的“德义”俱呈现在世人面前。当然，“德义”双美因为含最高义，说此仍为美名，是语言上的赞叹。但是究其体理为真，这就不是所说的赞叹。说第一义谛的体理为真，这还是落于名相，但是以此法无能出者的殊胜，才令人赞叹不已。萧统对法身义，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法身虚寂，远离有无之境，独脱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当然也不是论辩所能把握的。但是为了显理，还得言说，因此有“法身”之谓。法者轨则为旨，身者有体之义，轨则之体故曰“法身”。就其体而言，法身是常住身，是金刚身；但从性而言，所谓常住，本是寄名，名称金刚，本是譬说。虽谈实体，性同无生。因此《涅槃经》说，如来之身非身。是身无量无边，无有足迹，无知无形，毕竟清净。因此，所谓“法身”是妙有而非真有，离无离有。唐代姚思廉撰《梁书》，称美萧统“自立二谛、法身义，并有新意” [574] 。
普通元年（520）四月，慧义殿有甘露降下，大家认为这是萧统至善的德性所感。光宅寺释法云曾上表请萧统开讲，他赞叹萧统“以生知上识，精义入神，自然胜辩，妙谈出俗。每一往复，阖筵心醉，真令诸天赞善，实使释梵雨华” [575] 。萧统则谦虚表示：“弟子之于内义，诚自好之乐之。然钩深致远，多所未悉，为利之理，盖何足论。” [576] 大通五年（533）傅大士（法号善慧）使弟子致书梁武帝萧衍。既至，萧衍问他：“师事何人？”他说：“从无所从，来无所来，师事亦尔。”时萧统问他：“大士何不论义？”于是傅大士与萧衍等就佛理进行了辩难。作为对佛教义理很有见解的居士，傅大士在给梁武帝的书信中，提出善有三种：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无相为因，涅槃为果；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下善指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皆禀六斋。 [577] 傅大士是佛教史上的传奇人物。
在崇佛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萧统，性格仁孝宽和，谨守礼法，孝敬父母。他小小年纪参与狱官审案，有加刑罚者，多下令宽纵原宥，故时人赞其仁德。佛教重戒杀，萧统接受并运用之：见宫禁护卫用有刺的荆棘来清道驱人，萧统怕伤人，下令捉手板代替；饭食中若见蝇虫之类，担心厨子因此获罪，常秘而不宣；法令不准士人赌钱，违者流徙，萧统则认为这种惩罚太重，因为若赌钱不涉及挪用公款，用自己的私钱，则免官即可；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也改为长期流放，以全其性命。萧统对虫类的爱护，以及对士人刑罚的减轻，与佛教重视生命、强调戒杀的理念一脉相承，是佛教给予中土人士积极影响的结果。其生母丁贵嫔于普通七年（526）十一月有疾，萧统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母亡至殡，他不吃不喝，每哭则恸绝，武帝萧衍数次使人传旨，勿灭性自毁，乃强进食，日止麦粥一升，不尝菜果之味，以至形体消瘦。萧统也颇能体恤民情：普通中，大军北侵，都下米贵，太子自减衣膳；遇到霖雨积雪，则遣左右周行闾巷，以米赈济贫者，每人十石；又制作衣裤，冬天施于寒者；遇到死亡无人收敛者，则为他们准备棺槥。中大通二年（530）春，武帝诏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人丁就役，开漕沟渠以泄浙江。萧统以吴兴被水，请权停此役，武帝优诏报之。
萧统善为文，每游宴赋诗，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性爱山水，于玄圃园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他在东宫引纳才学之士，与他们商榷古今，讨论坟籍，或者组织编撰，著述文章。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后出宫二十余年，亦不蓄音声，梁武帝曾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萧统与佛教有关的诗有《梁昭明太子开善寺法会》，以“兹地信闲寂，清旷唯道场。玉树琉璃水，羽帐郁金床。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珰。牵萝下石隥，攀桂陟松梁。涧斜日欲隐，烟生楼半藏” [578] ，描述了开善寺作为道场的开阔和清净。在《昭明太子讲席将讫赋三十韵依次用》中，萧统用一系列的佛教术语，表达了自己体悟佛理、真诚皈依的信念。他还有《钟山解讲诗》，今存陆倕、萧子显、刘孝绰、刘孝仪的奉和之作。
这位信佛、有文采的昭明太子最终未能继承大统。他卒于普通三年（522）四月，时年三十一。他的死与“蜡鹅事件”有关， [579] 其间牵涉道士曾教其压祷道术，他因此为梁武帝所疑，又无从表白，加之落水受惊吓，遂惭慨而卒。所撰有《文集》二十卷、《古今典诰文言》、《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2．武陵王萧纪（508—553），武帝萧衍第八子，萧绎之弟。少勤学，有文才。天监十三年（514）封武陵郡王，食邑二千户。历任宁远将军、琅琊彭城二郡太守、丹阳尹、会稽太守、东扬州刺史、东中郎将、侍中、江州刺史、扬州刺史、益州刺史等职。在蜀地，萧纪与僧人释宝海有过愉快的交往。释宝海（生卒年不详），俗姓龚，巴西阆中人。少出家，至金陵，依止法云法师学习《成实论》；又受梁武帝之命谈论佛性义。后回到蜀地，居谢镇寺，大弘讲肆。武陵王萧纪坐镇蜀地，“每就（宝）海宿，清谈玄理，乃忘昼夜。至旦，王将灌手，日影初出。王曰：‘日晖粉壁状似城中，风动刹铃方知寺里。’其晨，车盖迎王，马复嘶鸣。海曰：‘遥看盖动喜遇陈思，忽听马鸣庆逢龙树。’相与欣笑而出。王升车谓御从曰：‘听海法师言词，令我盘桓而不能去’” [580] 。两者心照神交，可谓融洽无间。释宝海具体圆寂时间不详。大同十一年（545），萧纪为散骑常侍、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先有传言“绍宗梁位唯武王” [581] ，大家揣测“武王”指的是“武陵王”。及太清年间，侯景作乱，萧纪存有私心，不去赴援。武帝萧衍驾崩后，萧纪在蜀地称帝，改年号“天正”。史载其因属僭号，故宫中现鬼魅，或歌或哭，闹得人心惶惶。为此，萧纪把善持咒的释尚圆请入宫中，尚圆施法成功，宫中始得安静。释尚圆（生卒年不详），俗姓陈，广汉洛人。史载尚圆和尚“出家以咒术救物，……（梁武陵王萧纪）闻（尚）圆持咒，请入宫中。……值梁覆忧，（尚）圆行至蜀，所有痛恼，因之护卫” [582] 。说明他在蜀地曾护持萧纪。释尚圆后终于住所，时年八十一。太清五年（551），萧纪率军至巴郡，以讨侯景之名，意图攻占荆陕之地。最后为萧绎所败，萧纪与其第三子萧圆满等均被杀，萧纪死时年四十六。
3．临川王萧宏（473—526），武帝萧衍第三弟。南齐年间，永明十年（492）为卫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历太子舍人、骠骑晋安王主簿、北中郎桂阳王功曹史等职。齐宣武之难，兄弟皆被杀，萧宏被道人释惠思藏匿，得存。萧衍建梁，封临川郡王，邑二千户。寻为使持节、都督扬南徐州诸军事、后将军、扬州刺史。天监三年（504），加侍中，进号中军将军。天监四年（505），萧衍派萧宏领兵北伐，时“（萧）宏以帝之介弟，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 [583] ，然因不善带兵，损失惨重，其所领之军亦被魏军嘲笑为“水军”。虽打了败仗回来，但因为关系亲近，萧宏不降反升：天监六年（507）迁司徒，领太子太傅；天监八年（509）为司空、扬州刺史，侍中如故；天监十二年（513），迁司空，使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将军并如故，后又为侍中、中书监、司徒。天监年间，萧宏礼待正观寺扶南沙门僧伽婆罗。僧伽婆罗（459—524，扶南国人）是求那跋陀的弟子，梁天监年间被召，专事翻译。其不畜私财，所施皆用以成立住寺。萧宏曾问他菜食，还是鲑食。婆罗说菜食，病时则索鲑食。萧宏又问今天身体怎样呢？婆罗说：“四大之身，何时不病？”萧宏听了很高兴，立即为其设食。从中可知当时出家人尚未遵从严格的戒法戒规，无怪乎梁武帝萧衍其后制定《断酒肉文》，不惜以王法保证佛法。天监年间梁武帝下敕众臣议论神灭与否问题，萧宏与建安王萧伟、长沙王萧业俱有答书，见载《弘明集》卷一。时有僧人释僧祐（445—518），本姓俞，为释法颖弟子，精通律部，且性有巧思，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像，均经其规划。僧祐深得梁武帝赏识，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年衰脚疾，敕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见重如此。史载“梁临川王宏、南平王伟、仪同陈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贵嫔丁氏，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 [584] ，表明萧宏与南平王萧伟、陈郡袁昂、永康定公主、丁贵嫔等，皆是释僧祐的入室弟子。普通元年（519），萧宏为太尉、扬州刺史，侍中如故。普通七年（526），萧宏病卒，时年五十四。
4．南平王萧伟（476—533），武帝萧衍第四弟。字文达，初仕于齐，任晋安王萧子懋镇北法曹行参军，迁骠骑，转外兵参军。梁天监元年（502）萧伟封建安王，食邑两千户。从天监四年（505）至天监七年（508），萧伟历任南徐州刺史、丹阳尹、侍中、司徒等职。天监九年（510），萧伟迁侍中、将军，领护军，镇守京畿要塞石头城。天监十一年（512），他因病乞休。天监十三年（514），改为左光禄大夫。释僧护镌造十丈石佛事受阻，梦中三道人告其可向时在病中的建安王萧伟求助。萧伟不负所愿，启禀梁武帝，萧衍敕遣释僧祐律师专任像事。天监十五年（516）像成，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香火旺盛。且自像成之后，建安王的身体也逐渐康复。同年，生母陈太妃病笃，萧伟与其兄萧宏侍疾。史载萧伟“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 [585] 。太原王曼颖卒 [586] ，家贫无以殡殓，萧伟得知消息，立即派人为其安排后事。“每祁寒积雪，则遣人载樵米，随乏绝者即赋给之。”天监十七年（518），萧伟改封南平郡王，迁侍中、左光禄大夫。普通五年（524），萧伟进号镇卫大将军。中大通元年（529），他以本官领太子太傅。中大通四年（532），任中书令、大司马。萧伟少好学，天监年间以释僧祐为师，并有“神不灭”的答书，晚年则崇信佛理，尤精玄学，著《二旨义》，阐发新意；又制《性情》《几神》等论，释僧宠、周舍、殷钧、陆倕等博学多思之人都对其著表示赞叹。中大通五年（533），萧伟病卒，时年五十八。
5．鄱阳王萧恢（476—526），武帝萧衍第六弟。字弘达，幼聪颖，年七岁，通《孝经》《论语》义；及长，博涉史籍。齐隆昌年间，为宁远将军，引为骠骑法曹行参军；齐明帝即位，萧恢为太子舍人，迁北中郎外兵参军、前军主簿。齐末宣武之乱，他在京逃亡。梁天监元年（502）萧恢为侍中、前将军，镇守石头城，封鄱阳郡王，食邑二千户。次年（503），出为南徐州刺史。天监四年（505），萧恢改授郢州刺史。时郢城经过战争，城内死者甚多，萧恢令人掩埋，妥善安置。天监十年（511），萧恢为侍中、护军将军，镇守石头城，领宗正卿。次年（512），出为荆州刺史。天监十三年（514），迁散骑常侍，为益州刺史。他在州善政，解决了百姓马患之忧，深得民心。萧恢有孝性，初镇蜀，生母费太妃在京城生了病，萧恢梦见自己侍疾，他为此寝食难安，后京城果有来信，告知其母生病，现已痊愈。后来费太妃又患上眼疾，萧恢请会疗眼术的道人慧龙为之诊治，史载“既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咸谓精诚所致” [587] 。在成都，萧恢还礼敬释道仙。释道仙（生卒年不详），康居国人。初以游贾为业，后听僧达禅师为其说法，沉宝船于江，投灌口竹林寺出家。四方游学，于天监十六年（517）至四川青溪山，有道士李学祖等，舍田造像，“寺塔欻成，远近归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阳王恢，躬礼受法” [588] 。说明鄱阳王萧恢也是释道仙的信众。释道仙在此居山二十八年，后四方游化，卒于成都静众寺。天监十七年（518），萧恢为侍中、安前将军、领军将军。天监十八年（519），为荆州刺史。普通七年（526）卒，时年五十一。
6．始兴王萧憺（478—522），武帝萧衍第八弟，字僧达。数岁，生母吴太妃卒。齐世，萧憺为西中郎法曹行参军，外兵参军；齐和帝即位，萧憺为给事黄门侍郎。梁天监元年（502）为安西将军、都督、刺史，封始兴郡王，食邑二千户。战乱之后，公私空乏，史载萧憺“历精为治，广辟屯田，减省力役，存问兵死之家，供其穷困，民甚安之” [589] 。天监六年（507），州大水，江溢堤坏，萧憺率府中将吏，冒雨筑治。当时雨下得大，众人很恐慌，萧憺果断杀白马、祭江神，鼓舞士气，最终水退堤立。对于登屋缘树、被困在大水之中等待救援的人，萧憺悬赏募士，救出一人赏金一万。洪水退后，萧憺又组织手下四处巡视，“遭水死者给棺槥，失田者与粮种” [590] 。因为萧憺体恤民情，关心百姓，天监七年（508）他因母丧还京，“民为之歌曰：‘始兴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 [591] 表达对他的不舍之情。天监八年（509），萧憺为平北将军、护军将军，镇守石头城。寻迁中军将军、中书令，领卫尉卿。同年秋，出为南兖州刺史。天监九年（510）迁益州刺史。在四川为官期间，萧憺也礼敬释道仙。史载：“梁始兴王憺褰帷三蜀，礼以师敬。” [592] 天监十四年（515）萧憺为荆州刺史。同母兄萧秀卒，萧憺闻此悲讯，痛哭不已，不饮不食数日，且倾其财产赙送。天监十五年（516），应萧憺之请，康居国僧明达至荆州弘法。释明达（462—516），俗姓康，其先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人。童稚出家，长大受具足戒，严持戒律，志向远大。梁初入四川境内，在此拓荒传教长达十五年，深得民心。 [593] 天监十五（516）年，应邀至荆州传扬佛法；同年冬，释明达在江陵圆寂，时年五十五岁。天监十八年（519），萧憺为侍中、中抚将军、领军将军。这年，据记载，“天监末，始兴王冥感，于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斋辰，常设净供。（道）仙后赴会，四王顶上放五色光，（道）仙所执炉自然烟发” [594] 。释道仙的圆寂时间，僧传不载，但从此条记录可知，他至少活到了天监十八年（519）。普通三年（522），萧憺卒，时年四十五。另，萧憺第四男萧暎、第五男萧晔，均参与二谛义的讨论活动，见载于《广弘明集》卷二一。
7．长沙嗣王萧业（479—526），武帝长兄萧懿之子。幼而明敏，识度过人。仕齐为著作郎、太子舍人。宣武之难，与二弟萧藻、萧象均逃匿。其父萧懿为齐东昏侯所杀；萧衍建梁，追封其为长沙郡王。天监二年（503），萧业袭封长沙王，为冠军将军，迁秘书监。天监四年（505），为侍中。天监六年（507），为散骑常侍、太子右位率，迁左骁骑将军，寻为中护军，镇守石头城。从天监七年（508）到天监十年（511），萧业历任南兖州刺史、护军、南琅琊太守、散骑常侍等职。天监十四年（515），萧业再为护军，领南琅琊彭城，镇守琅琊。后又为中书令，出为轻车将军、湘州刺史。史载萧业“性敦笃，所在留恵。深信因果，笃诚佛法，高祖（指萧衍）每嘉叹之” [595] 。普通三年（522），位散骑常侍、护军将军。普通四年（523），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普通七年（526）卒，时年四十八。另，萧业之弟萧猷的儿子萧韶，史载其镇郢州，为刺史，听闻释洪偃名声，曾造访之。释洪偃（504—564），俗姓谢，会稽山阴人。自幼聪敏，师从京师龙光寺绰法师受业。他的貌、义、诗、书，号为“四绝”，为时人所推。萧纲为太子时，曾有意向令其还俗，成为东宫学士，但洪偃不改其志；梁武帝在重云殿发讲，洪偃列席其中，其言论得武帝赏叹。洪偃后四方游历，在郢州为萧韶所召请。其后他策杖若耶山云门精舍，有终焉之志。陈朝代梁，洪偃又为陈文帝赏识，至都讲法于宣武寺，讲法之暇则游于钟山开善寺、定林寺。释洪偃天嘉五年（428）卒于宣武寺，时年六十一。其所述篇章由后人编辑为文集二十余卷。
8．桂阳嗣王萧象（？—536），武帝长兄萧懿第九子。他字世翼，因其叔父萧融无子，乃过继给萧融为嗣，袭封爵，为桂阳王。萧象举止闲雅，事其所生母以孝闻名。起家宁远将军、丹阳尹。到官未久，以母丧去职。丧期满后，官复原职。出为持节、都督司霍郢三州诸军事、征远将军、郢州刺史，迁湘衡二州诸军事、轻车将军、湘州刺史。萧象在京期间，皈依释慧澄；出使湖南，又邀其同行。史载“桂阳王萧象，闻风钦悦，延请入第，顶礼归依，求屈讲说，亲自餐服，遂使远近投集，闻者斐然。后桂阳出镇南岳，请与同行” [596] 。释慧澄（476—527），俗姓兰，番禺高要人。十四岁出家，从随喜寺释道达。天监初至京城庄严寺，从释僧旻受教，通经论律学，名声远播。萧象闻而拜师，后又请其同行。大通元年（527），慧澄遇疾而卒，时年五十二。萧象在郡除虎患，百姓称道。转而镇守石头城，为给事黄门侍郎、兼领军、宗正卿。出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信武将军、江州刺史。因病求解职，获准。又为侍中、迁秘书监、领步兵校尉。大同二年（536）卒。
9．衡阳嗣王萧元简（？—519），武帝四弟萧畅之子。萧畅仕齐，官至太常，封江陵县侯，卒。梁建，追封其为衡阳郡王。天监三年（504），萧元简袭封，除中书郎，迁会稽太守。到郡对法宣尼深表敬慕，“请为母师” [597] 。法宣尼（434—516），俗姓王，剡人。幼有离俗之志，二十四岁时从剡齐明寺德乐尼出家，博览经书，其后又从僧柔法师、惠熙法师请教经论律学，移居山阴招明寺，以高风亮节深得名士吴郡张援、颍川庾咏、汝南周颙、巴陵王萧昭胄、衡阳王萧元简等敬重。法宣卒于天监十五年（516），时年八十三。在会稽任职期间，萧元简还召请释昙斐讲说。释昙斐（443—518），俗姓王，会稽剡人。少出家受业于慧基法师，后东西访学，居乡邑华壹台。史载：“（昙）斐神情爽发，志用清玄，故于《小品》《净名》，尤成独步。加又谈吐蕴藉，辞辩高华，席上之风，见重当代。梁衡阳孝王元简及隐士庐江何胤，皆远挹徽猷，招延讲说；吴国张融、汝南周颙、（周）颙子（周）舍等，并结知音之狎焉。” [598] 释昙斐于天监十七年（518）卒于寺，时年七十六。天监十三年（514），萧元简为给事黄门侍郎，出为持节、都督广交越三州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还，为太子中庶子，迁都督郢司霍三州诸军事、信武将军、郢州刺史。天监十八年（518）卒。
梁武帝萧衍驾崩，其第三子萧纲由侯景拥立，承继大统，改元大宝元年（550）。
萧纲（503—551），字世缵，小字六通，昭明太子萧统同母弟。天监二年（503）十月生于显阳殿，五年（506）封晋安王。他幼聪睿，六岁能属文。萧衍面试之，萧纲揽笔立成，萧衍称其为“吾家之东阿” [599] 。及长，读书十行俱下，辞藻艳发，博综群书，善言玄理。天监八年（509），为云麾将军，守卫石头城。天监九年（510），为南兖州刺史。天监十二年（513），为丹阳尹。天监十三年（514），出为荆州刺史，将军如故。天监十四年（515），为江州刺史。天监十七年（518），为西中郎将，复为宣惠将军、丹阳尹，加侍中。
在京城期间，晋安王萧纲不仅参加开善寺、芳林苑、玄圃园的法会，有时也担任发起者与组织者，这可从萧纲与始兴忠武王萧憺之子萧暎的书信往来记载得知。萧暎于普通二年（521），被封广信县侯，故萧纲与之的信件往来，皆为过往回忆。一封题为《答广信侯书》，是萧纲向萧暎追忆在开善寺听讲《涅槃经》，讲竟，游历山水、流连忘返的内心欢愉。另一封题为《与广信侯书》，是萧纲追忆昔日参加华林讲席，终朝竟夜，沐浴妙言，席罢携手登临，切磋经文，谈笑风生的愉悦之情。从萧暎的答复中，可知天监年间芳林苑、玄圃园内讲席甚盛，晋安王萧纲则是其中主角：“殿下曳舃宝云，或从容而问道，施裾博望，乍折角而解赜。于时谬齿末筵，预闻清论，亲奉话言，数陪颜色。至于今者讲席，殿下限同分陕，谬颁天奖，犹及下官。谁不钦仁，宁无恋德，倾心东注，恒以系仰为先。” [600] 萧纲善谈玄理，其讲论不脱玄学旨趣，“仰承观瞩于章华之上，或听讼于甘棠之下，未尝不文翰纷纶，终朝不息，清论玄谈，夜分乃寐。春华之容，登座右而升堂，秋实之宾，应虚左而入室。文宗义府，于焉总萃，唯此最乐，实验兹辰” [601] 。可知两人都很欢喜谈玄说经的法会。
晋安王萧纲也参与了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的二谛义法会。据《广弘明集》卷二十一记载，时南涧寺释慧超论谘二谛义（往反六次），晋安王萧纲谘二谛义旨（往反五次），招提寺释慧琰谘二谛义（往反四次），栖玄寺释昙宗谘二谛义（往反四次），中郎王规谘二谛义旨（往反四次），灵根寺释僧迁谘二谛义（往反四次），罗平候萧正立谘二谛义旨（往反四次），衡山侯萧恭谘二谛义旨（往反四次），中兴寺释僧怀谘二谛义（往反四次），始兴王第四男萧暎谘二谛义旨（往反四次），吴平王世子萧励谘二谛义旨（往反五次），宋熙寺释慧令谘二谛义（往反四次），始兴王第五男萧晔谘二谛义旨（往反五次），兴皇寺释法宣谘二谛义（往反三次），程乡侯萧祇谘二谛义旨（往反四次），光宅寺释法云谘二谛义（往反四次），灵根寺释慧令谘二谛义（往反五次），湘宫寺释慧兴谘二谛义（往反三次），庄严寺释僧旻谘二谛义（往反四次），宣武寺释法宠谘二谛义（往反四次），建业寺释僧愍谘二谛义（往反二次），光宅寺释敬脱谘二谛义（往反五次）。在诸王、高僧参与的法会上，萧纲提出五个疑问 [602] ：其一，解旨依人为辨，有生不生，未审浮虚之与不生，只是一体，为当有异？其二，若真不异俗，俗不异真。岂得俗人所见生法为体，圣人所见不生为体？其三，未审俗谛之体既云浮幻，何得于真实之中见此浮幻？其四，圣人所见，见不流动。凡夫所见，自见流动。既流不流有异，则两者不得为一。其五，真寂之体，本自不流。凡夫见流，不离真体。然则但有一真，不成二谛。萧纲指出：圣人与凡夫既然在认识上存在差异，那么如何用真谛俗谛之说给予统一？真寂之体，既为唯一，那么如何用二谛来说明？这反映出萧纲对二谛义的认知与理解程度。
普通元年（519），萧纲出为益州刺史，未拜，改授南徐州刺史。普通四年（523），为雍州刺史。时释法聪在襄阳伞盖山白马泉旁筑室为宅，萧纲闻风前来拜问。法聪（？—太清年间），俗姓梅，南阳新野人。八岁出家，二十五岁东游嵩岳，西涉武当，遂至襄阳。相传萧纲拜访法聪时，其马后退不得近前，待其回去斋洁沐浴后，始得与法聪相见。法聪室内所坐绳床，两边各有一虎，萧纲不敢靠近，法聪用手按住虎头使其着地，又闭其两目，招呼萧纲向前。萧纲礼拜法聪，述说境内虎患成灾，请求救助。法聪遂入定作法，施展神奇能力，驯服猛虎，消除虎患。因释法聪会法术，能令白马泉内的白龟以及五色鲤就其手取食，萧纲和群臣惊叹不已，大量施舍供养法聪。萧纲还上表启奏，梁武帝为法聪敕造禅居寺，又敕徐摛就法聪所住处造灵泉寺，事载《续高僧传》卷一六。后来萧绎坐镇荆州时，于江陵造天宫寺，迎请释法聪居之。法聪于太清年间终于此寺。
普通五年（524），萧纲进号安北将军。普通七年（526），丁生母穆贵嫔忧，诏还摄本任。据《弘赞法华传》卷六记载，萧纲与释智登关系友好。此僧住匡山大林道场，诵《法华经》，晓夜不息三年，而后有灵验之事，远近闻名，求受其戒者无数。萧纲普通七年（526）从雍州下还都时，累信启请，冠盖相望于道。萧纲说：“法师若不绛尊屈驾，弟子我终日盼望，寝食不安。” [603] 被萧纲的诚恳打动，智登遂下山与其相见，萧纲对其申弟子之礼。当时地方信徒们希望师从智登受戒，场面人多，过于喧嚣，未能如愿，智登后归山圆寂。
中大通三年（531）四月，昭明太子萧统薨，二十九岁的萧纲被册立为皇太子。翌年，移居东宫。萧纲雅好赋诗，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
[604]
他弘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组建起以东宫为中心的文学集团。集团成员所创诗作，因内容上围绕娱乐生活，且多涉男女感情，形式上追求辞藻靡丽，时称“宫体”。萧纲还自阅佛经，指定科域，命诸学士编撰《法宝集》，此书又名《法宝联璧》，成书于中大通六年（534），是一部大型的佛教类书。《序》文介绍了包括湘东王萧绎在内的三十八位编撰者的姓名，他们是湘东王萧绎、南兰陵萧子显、彭城刘溉、南琅琊王循、南琅琊王规、彭城刘孺、河南禇球、陈郡谢侨、彭城刘遵、南琅琊王穉、东海徐喈、河南禇
、陈郡袁君正、吴郡陆襄、琅琊王籍、东海徐摛、沛国刘显、南兰陵萧几、京兆韦棱、范阳张绾、南兰陵萧子范、吴郡陆罩、南兰陵萧瑱、南琅琊王许、南琅琊王训、彭城刘孝仪、陈郡谢禧、彭城刘蕴、吴郡张孝总、南兰陵萧子开、南郡庾肩吾、颍川庾仲容、南兰陵萧滂、南兰陵萧清、陈郡谢嘏、陈郡殷劝、彭城刘孝威、南兰陵萧恺
[605]
。《广弘明集》卷二收录梁元帝萧绎撰《梁简文帝法宝联璧序》中云：“无不酌其菁华，撮其指要，采彼玳鳞，拾兹翠羽……皆仰禀神规，躬承睿旨，爰锡嘉名，谓之联璧，联含珠而可拟，璧与日而方升。以今岁次摄提星在监德，百法明门于兹总备，千金不利，独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号曰《法宝联璧》。”
[606]
可知此著述原为二百二十卷，取名有从佛典中撷取精华，以辉煌佛光之意。
太清三年（549），梁武帝萧衍驾崩；同年，萧纲即皇帝位。初即位，萧纲欲制年号曰“文明”，以外制强臣，取《周易》“内文明而外柔顺”之意。恐侯景察觉，乃改为“大宝”。即便时局困窘，萧纲仍然引诸儒论道说义，披寻典籍，未曾停止。大宝元年（550），萧纲下诏度人出家，亲制愿文，题为《四月八日度人出家愿文》，载《广弘明集》卷二八。愿文云：
弟子以此因缘，今日度人出家。愿一切六道四生，常离爱欲，永拔无明根，削遣暗惑，心修习波若慧，足践轻轮之光，口说悬殊之辩。被忍辱铠，秉智慧刀，乘菩萨车，坐如来座。结缠披解，顶相光明，戒因清白，后报尊重，所有果业皆悉胜出，受持法藏为佛真子。……今日誓愿使弟子萧纲得如所愿满菩提愿，一切众生皆悉随从，得如所愿，愿皆礼一拜。 [607]
经历了父丧以及失国之痛的萧纲，在这篇愿文中表现出的恭敬虔诚，显而易晓。出于对文学的爱好，萧纲写下大量与佛教相关的诗、文、表、颂类作品，《广弘明集》卷一五、卷二一、卷二八、卷三〇均有收录，如《上菩提树颂启》、《菩提树颂并序》、《梁简文唱导佛德文》（十首）、《梁简文谢佛事启》（十首）、《上大法颂表》、《大法颂并序》、《上皇太子玄圃讲颂启》、《玄圃园讲颂并序》、《庄严旻法师成实论义疏序成实论序》、《八关斋制序》、《为人做造寺疏》、《谢敕赉纳袈裟启》（三首）、《请为诸寺檀越疏》、《答湘东王书》、《与琰法师书》（二首）、《谢敕为建涅槃忏启》、《六根忏文》、《悔高慢文》、《望同泰寺浮图诗》、《咏五阴识支》、《蒙华林园戒诗》、《预忏直疏诗》、《出兴业寺讲诗》、《正月八日然灯诗》、《游光宅寺诗》、《被幽述志诗》。在这些作品中，他赞美了梁代佛法大兴的盛况，阐述了自己学佛的心得体会，表达了对佛、法、僧三宝的真诚皈依。如其《六根忏文》，萧纲从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入手，忏悔六根业障，冀望成就清净的六根。又如其《悔高慢文》，萧纲愿发宏誓，从今日始乃至菩提，于诸出家悉表虔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根。萧纲从佛教教理的角度，表述忏悔心得，沉浸其中，虔诚祷告之心可鉴。另《佛法金汤编》记载，萧纲曾造资敬、报恩二寺。
萧纲作为傀儡皇帝，在位一年多即被侯景废为晋安王，幽禁于永福省。其皇太子萧大器及诸子二十人，并为侯景所害。幽禁之初，萧纲曾题壁自序云：“有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非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 [608] 自叹天运不济，有此悲惨结局。受家族崇佛影响，萧纲与佛教早有因缘。相传他出生日，梁武帝曾遣使问神僧宝志，宝志合掌说：“皇子诞育幸甚，然冤家亦生。”后人推寻历数，与侯景同年同月同日生，事载《神僧传》，旨在宣扬佛教因果报应学说。萧纲著述涉猎广泛，有《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春秋发题》一卷、《春秋左氏传例苑》十八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私记》十卷、《庄子讲疏》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谢客文泾渭》三卷、《玉简》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灶经》二卷、《龟经》十四卷、《沐浴经》三卷、《马槊谱》一卷、《棋品》五卷、《弹棋谱》一卷、新増《白泽图》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并行于世。
太清五年（551）八月，萧纲在永福省尝作《被幽述志诗》，云：“恍惚烟霞散，飕飂松柏阴。幽山白杨古，野路黄尘深。终无千月命，安用九丹金。阙里常芜没，苍天空照心。”言语之无奈，心情之茫然，跃然纸上！他还有《连珠》三首、诗四篇、绝句五篇，文并凄怆。不久，萧纲这位奉佛皇帝被侯景派人害死，时年四十九。
萧纲诸子中，建平王萧大球与佛教的关系值得一说。建平王萧大球（541—551），生母储修华。萧大球字仁珽，大宝元年（550），封建平郡王，食邑二千户。侯景围城时，大球年方七岁，见其祖父梁武帝萧衍归心释教，每发誓愿，常说“若有众生，应受诸苦，悉（萧）衍身代当”，遂对其母说：“官家尚尔，儿安敢辞。”于是也依样六时礼佛，云：“凡有众生应获苦报，悉大球代受。” [609] 这是萧大球幼时即接受宫廷佛教与家庭佛教双重影响的例子。大宝二年（551），萧大球出为轻车将军，镇守石头城；同年秋遇害，时年十一。
台城危难之际，梁武帝萧衍诸子孙领兵待命，怀有私心：萧纲之弟萧绎拒绝承认萧纲这位皇帝哥哥，他在江陵向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550，萧衍之孙，昭明太子萧统次子）征兵，萧誉拒命，萧绎进而调兵遣将讨伐，攻克湘州，斩杀萧誉；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519—562，萧衍之孙，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趁混乱，举兵进攻江陵，因其军中出了叛将，军败遁走，他遂自称“梁王”，蕃于西魏。萧绎在江陵苦撑局面，传檄四方，悬赏能捉拿侯景者，封万户开国公，绢布五万匹；并以其子为人质，欲与西魏结盟，魏人还其子，与之结成兄弟。太清六年（552）三月，王僧辩带兵平侯景，传首江陵。四月，与萧绎争夺皇位的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萧纪（508—553，萧衍第八子，萧绎之弟）在蜀称帝，年号“天正”，并借讨伐侯景的名义挥师东下，欲抢占建康；西魏将领尉迟迥则抓住时机，乘势攻下成都。十月，简文帝萧纲被害；萧绎在江陵被众人奉表劝进，于翌年十一月即皇帝位，改元承圣元年（552）。
萧绎（508—555），字世诚，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史称梁元帝。萧绎与佛教的因缘早在出世前就注定了。初，萧衍梦眇目僧执香炉，称托生王宫。萧绎生母时为采女，伺候萧衍寝居，一次收拾床幔，忽然来了一阵风，吹起她的衣裙，梁武帝感而幸之，遂孕，于天监七年（508）八月生下萧绎。萧绎五岁时，梁武帝问其所读书，萧绎说能诵《曲礼》，他把上篇背诵给武帝听，左右皆为惊叹。萧绎初生有眼疾，武帝自己下药治疗，导致其盲一目；萧衍想起先前所做的梦，认定他是眇目僧投胎转世，对萧绎越发疼爱有加。不过，《冥报记》中说法不同，云萧绎六岁时误食其母匣中宝珠，而失珠者怀疑是被盗，将左右人加以讯问，没有结果，待萧绎明日随屎屙出，却因诬陷他人而遭盲一目的报应。
天监十三年（514），萧绎封湘东郡王，邑二千户。初为会稽太守，入为侍中、丹阳尹。普通七年（526），出为荆州刺史。在州起州学宣尼庙，尝置儒林参军一人，劝学从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廪饩。因其工书善画，故自图宣尼像，为之赞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萧绎有首《和刘尚书侍五明集》诗，云：
帝德洽区宇，垂衣彰太平。黄唐惭懋实，子姒恧嘉声。治定陈五礼，功成奏六英。汲引留宸鉴，舟航动睿情。诸王惟一法，无生信不生。因因从此见，果果自斯明。元良仰副后，含一震鸿名。归藏踰启筮，鲁史冠春卿。日宫佳气满，月殿善风清。绮钱敝西观，缇幔卷南荣。金门练朝鼓，玉壶休夜更。宫槐留晓合，城乌侵曙鸣。露光枝上动，霞影水中轻。虚薄今何事，徒知恋法城 [610] 。
他借佛教因果学说，赞誉父皇的仁政成就。刘尚书指的是彭城刘绘之子刘孝绰（481—539）。刘孝绰曾为西中郎湘东王萧绎咨议参军，大同年间再为安西湘东王萧绎咨议参军，后历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信威临贺王长史、秘书监等职。他本人亦奉佛，以释法云为师，有《与云法师书》，文载《广弘明集》卷二八。刘孝绰能文，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大同五年（539）卒于官。普通年间，萧绎还为多名高僧制作碑铭：如释智藏普通三年（522）九月十日卒，萧绎为之制碑铭；释僧副普通五年（524）卒于开善寺，萧绎受令撰制碑文；释慧超普通七年（526）五月十六日卒，湘东王萧绎与陈郡谢几卿并制碑铭；释僧旻普通八年（527）二月一日卒，湘东王萧绎与皇太子萧纲并制碑铭。
中大通四年（532），萧绎进号平西将军。中大通六年（534），二十七岁的萧绎参与萧纲《法宝联璧》的编撰工作，并写下序文，以“本有凝邈，了正相因。虽谈假续，不摄单影。即此后心，还踪初焰。俱宗出倒，莲华起乎淤泥。并会集藏，明珠曜于贫女。性相常空，般若无五时之说。不生烦恼，涅槃为万德之宗。无不酌其菁华，撮其指要。……皆仰禀神规，躬承睿旨。爰锡嘉名，谓之联璧。联含珠而可拟，璧与日而方升。以今岁次摄提星在监德，百法明门于兹总备。千金不刊，独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号曰法宝联璧” [611] 。既表述了自己对佛教的心得体会，又解释了此书名为《法宝联璧》的含义所在。
大同元年（535），萧绎进号安西将军。大同五年（539），入为安右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大同六年（540），出为江州刺史。据《续高僧传》卷一《释慧最传》记载，大同十年（544），一具有瑞相的佛像出汗，湘东王萧绎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还返佛像至寺，放光三日乃止。
太清元年（547），萧绎为荆州刺史。他为襄阳景空寺释法聪造天宫寺，迎请其居之，法聪圆寂于此寺。 [612] 时有释道穆（生卒年不详），居荆州神山三十余载，声名远播，湘东王萧绎钦其德行，于挂锡之所建台一区，立碑叙胤，碑立于山顶，上面有萧纲颂文。 [613] 又有释惠成，湘东王萧绎闻其声名，迎请之，为之建禅众寺。惠成后在禅众寺坐亡，时年七十三，萧绎在宫内为之立碑。 [614] 另《续高僧传》卷七记载，有一阙名法师俗姓宗氏，南郡人，望族子弟，事梁，萧绎深为礼待。
太清三年（549），侯景攻破京城。萧绎不满意萧纲被侯景挟持为帝，他借名征讨，并与魏国结盟。大宝二年（551）得知萧纲驾崩；翌年，萧绎在江陵称帝，改年号承圣元年（552）。这一时期，与萧绎来往密切的还有隐士陆法和，此人会道术，处非常时期，陆法和带领部曲数千人，参与作战。萧绎即位后，封其为都督、郢州刺史，以及江乘县公。陆法和衣食居处与戒行沙门同，但身边却总有一美少姬跟随；他对萧绎不称臣，其启文朱印名上自称“居士”，后称“司徒”。因带兵作战被疑，陆法和与萧绎渐生罅隙。萧绎败灭后，陆法和入北齐。由于陆法和信仰佛教，又有军事才能，故世人多神化其故事。
萧绎与佛教有关的著述不少。他自称“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这种对学术、文艺的爱好，是承袭南朝贵族文人之风而来的。萧绎从小好学，因眼疾，多不自执卷，而是下令手下读书给他听。即便他看似睡着了，读书的人也不能停，如果读书者读失次第，或偷卷度纸，萧绎必然惊觉，加以捶打，令其追读。萧绎因而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颇有高名。他自比诸葛亮、桓温，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纉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然其性好矫饰，多猜忌，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如妒忌刘之遴的学问，使人鸩之，故虽其骨肉，其后亦遍被其祸。即便时局不太平，萧绎仍于承圣三年（554）秋九月在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执经； [615] 并于同年十一月西魏兵至栅下时，犹赋诗不休。在《内典碑铭集序》中，他自云：“余幼好雕虫，长而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林。顷尝搜聚，有怀著述，譬诸法海，无让波澜，亦等须弥，归同一色，故不择高卑，惟能是与，傥未详悉，随而足之，名为《内典碑铭集林》，合三十卷。” [616] 表白了自己出于对文学的爱好，热衷阅读佛教典籍，以及希望将有代表性的碑铭撰集成册流芳百世的愿望。序文中，萧绎还批评了现世文章存在的弊病，认为“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前后博涉，体制不工” [617] ，提出文章要成为“菁华”，须“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 [618] ，故研究梁代文坛，不可忽视萧绎的文学才能。在《与刘智藏书》里，萧绎表达了对山居禅悦生活的向往之情。他说：“仆久厌尘邦，本怀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讽味了因，弥用思齐，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岭，荫偃盖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莲华之剑。藩维有限，脱屣无由，每坐向诩之床，恒思管宁之榻，梦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伫。” [619] 颇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叹。在《与萧谘议等书》中，萧绎则表达了对蔬食持戒的赞同。他提出：“稍觉十字之蒸，嗤何曾之馔；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辞。鼋羹麟脯，空闻其说；羊酪猩唇，曷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过中不餐；螺蚳登俎，岂及春蔬为净。欲吾子三日洁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玉锐，盐类虎形，云梦之芹，辽东之藻，十斤之梨，千树之橘，青笋紫姜，固栗霜枣，适口充肠，无索不获。” [620] 至于署名萧绎的《内典博要》，实际上是湘东王记室虞孝敬于大清年间所撰。关于此书卷数，《出三藏记集》《大唐内典录》记为三十卷，《法苑珠林》记为四十卷。据《续高僧传》卷一记载，此书“该罗经论，条贯释门，诸有要事备皆收录，颇同皇览类苑之流” [621] ，可知也是大型佛教类书。
承圣三年（554）冬十月，归顺西魏的萧詧（萧衍之孙，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与西魏军会合，攻打江陵。幽逼时期，萧绎曾求酒饮之，制诗四绝，其一曰：“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异贞恒，何言异蝼蚁，一旦损鹍鹏。”其三曰：“松风侵晓哀，霜雰当使来，寂寥千载后，谁畏轩辕台。”其四曰：“夜长无岁月，安知秋与春？原陵五树杏，空得动耕人。” [622] 江陵失陷，萧绎被杀；愍怀太子萧元良及始安王萧方略等，皆见害。萧绎著有《孝徳传》《忠臣传》各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百卷，《连山》三十卷，《词林》三卷，《玉韬》《金楼子》《补阙子》各十卷，《老子讲疏》四卷，《怀旧传》二卷，《古今全徳志》、《荆南地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
梁元帝萧绎驾崩后，继位的是其第九子萧方智（543—558），字慧相，小字法真，史称梁敬帝。承圣三年（554）江陵陷落，时为江州刺史的萧方智被太尉扬州刺史王僧辩、司空南徐州刺史陈霸先等迎还回京，主持大事，改元绍泰元年（555）。梁朝已是名存实亡，掌握实权的大将陈霸先趁机以禅让形式，夺取了梁代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