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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从479年至502年，历七帝，共二十四年。其间帝王虽扶奖佛教，但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却是王公贵族。如齐武帝的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他笃信释氏，招聚文人与僧侣，从事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活动，致使南齐佛教继宋元嘉后，再次达到极盛。
昇明三年（479），萧道成禅让夺位，推翻刘宋政权，建立齐国，改元建元元年（479），史称齐高帝。萧氏祖籍东海兰陵县都乡中都里（今山东临沂兰陵县），后渡江侨居晋陵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丹阳市境内），改称其为南兰陵。
刘宋时期，萧道成已与佛教结下因缘。他年十三岁从雷次宗受学儒学经典，“治《礼》及《左氏春秋》” [402] 。雷次宗（386—448）是南朝儒学大家，东晋名僧慧远的弟子，一位兼通儒佛的学者。及长，萧道成性格深沉，有胆有谋。刘宋末萧道成屡建军功，与当时袁粲、褚渊、刘秉号称“四贵”，朝廷实权也渐集于其手。但因为地位日高，萧道成惧怕功高震主，遭遇不测，遂有意书写佛经，求取内心慰藉：现存于德国的两件由萧道成具衔题记的残页，经唐长孺先生考证，为写于刘宋升明元年（477）的《普门品》之类的供养经 [403] ，可资证明。
萧道成即位，僧人释玄畅有意宣扬“齐兴”的祥瑞。释玄畅，史载其“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占记吉凶，靡不诚验，坟典子氏，多所该涉，至于世伎杂能，罕不必备” [404] 。宋文帝想请其为太子师，但玄畅有先知之明，故坚决推辞此事。昇明三年（479），玄畅游历四川，看中岷山郡北部广阳县境内的齐后山，在此结草为庵，又于建元元年（479）四月二十三日在此建刹立寺，寺名“齐兴”。时傅琰镇守四川，对玄畅敬以师礼；玄畅致书傅琰，说明此寺之建立暗合萧道成立齐国之美事，并作赞一首；傅琰随即上表，齐高帝萧道成敕蠲百户以充俸，供养玄畅。玄畅后随豫章王萧嶷坐镇荆州。永明二年（484），齐武帝长子即太子萧长懋，以及第二子文宣王萧子良都邀请玄畅至京，玄畅带病前往，歇止灵根寺，不久圆寂，时年六十九。
刘宋末年，处于危机的萧道成不仅书经，而且结交僧人释法愿，希望从和尚那里得到关于自己未来的启示。史载：“齐高亲事幼主，恒有不测之忧，每以谘愿，愿曰：‘后七月当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师礼，武帝嗣兴，亦尽师敬。” [405] 因释法愿通晓世间杂伎及耆父占相，能预测吉凶，故萧道成多次向他请教，从中获取心灵慰藉。萧道成如愿称帝后，对释法愿事以师礼，其子萧赜继位后，亦对释法愿敬以师礼。释法愿性格脱俗，又善唱导，故供养甚多：“其王侯妃主及四远士庶，并从受戒，悉遵师礼。愿往必直前，无有通白，感致随喜，日盈万计。愿随以修福，未尝蓄聚。或雇人礼佛，或借人持斋，或收籴米谷，散饴鱼鸟，或贸易饮食，账给囚徒，兴功立德，数不可纪。” [406] 但释法愿不私蓄财物，全部用于营功德。永元二年（500），释法愿圆寂，时年八十七。
即位后的萧道成，入山造访刘宋时不敬王者的释僧远。僧远以老病为由，不愿起身，萧道成则降尊纡贵，入其房殷勤慰问。后齐武帝太子萧长懋，以及第二子文宣王萧子良都拜释僧远为师，贵族公卿也多来探望。史载“（僧）远蔬食五十余年，涧饮二十余载，游心法苑，缅想人外，高步山门，萧然物表” [407] ，这位不为名闻利养所动的高僧于永明二年（484）圆寂于定林上寺，时年七十一。
萧道成在位期间，还敕封一些僧人为僧主。如释法颖（416—482），俗姓索，敦煌人，研精律部，博涉经论。刘宋元嘉末年居住在新亭寺，孝武帝曾敕其为都邑僧正，后还住多宝寺，时开律席。萧道成时复敕为僧主，资给事事，有倍常科。又如释道盛（？—永明中），俗姓朱，沛国人。幼年出家，“善《涅槃》《维摩》，兼通《周易》” [408] ，始住湘州，宋明帝时被敕令止彭城寺，后迁天保寺。昇明二年（478），道盛反对丹阳尹沈文季沙汰僧尼之提议，事遂得以不行。萧道成敕其代昙度为僧主。再如释僧慧（407—485），俗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先人避难寓居襄阳。释僧慧少出家，师从荆州竹林寺释昙顺。史载其“年二十五能讲《涅槃》《法华》《十住》《净名》《杂心》等，性强记，不烦都讲，而文句辩折，宣畅如流，又善《庄》《老》，为西学所师” [409] ，齐初敕为荆州僧主。因年老常乘舆赴讲，号称“秃头官家” [410] 。释僧慧于永明四年（486）圆寂，时年七十九。
萧道成对佛教是有感情的。史载其“手写《法华》，口诵《般若》。四月八日常传金像，七月半白普寺送盆供僧三百，造陟屺、正观二寺” [411] 。萧道成所立之寺，除前所述陟屺、正观二寺，还有蕲州福田寺 [412] 、熙州环公山山谷寺 [413] 等。在清人所撰《盂兰盆经疏折中疏》中，也有“东土南齐高帝常于七月十五日，送盂兰盆往诸寺中，供自恣僧” [414] 的记录。盂兰盆会是佛教徒于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的，用以供奉佛祖和僧人，济度六道苦难，以及报谢父母长养慈爱之恩的盛大仪式。但学界普遍认为，此仪式始于南朝梁武帝时。萧道成还曾乘车至安乐寺，但前往的原因，史料不载。又云“齐高帝幸庄严寺，听达法师讲《维摩经》” [415] ，然此达法师，未详何人。此外，齐高帝萧道成曾派释昙超往辽东弘赞禅道。释昙超（419—492），俗姓张，清河人。元嘉末南游始兴，大明中至建康。史载“至齐太祖即位，被敕往辽东弘赞禅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 [416] 。萧道成此举意在利用佛教安抚人心。建元末释昙超回到建康，于永明十年（492）圆寂，时年七十四。
齐高帝萧道成一共有十九个儿子，除第九、十三、十七子早亡外，跟佛教有关系的（包括嫡孙），以及其次兄萧道生之嫡孙与佛教有关系的，均列举如下：
1．豫章文献王萧嶷（444—492），高帝萧道成第二子。起家为太学博士、长城令，入朝为尚书左民郎、钱唐令，历任中书郎、安远护军、武陵内史、镇西将军、荆州刺史等职，与其父萧道成一起为刘宋政权效力。萧嶷与佛教的关系，早在刘宋末年任荆州刺史时就已建立：萧嶷迎请释玄畅至荆州，并供养荆州三重寺慧绪尼。释玄畅师从北方名僧玄高，元嘉年间至扬州，宋文帝闻其大名，请为太子师，被玄畅婉拒。玄畅后至荆州止长沙寺，又西至成都。史载“齐骠骑豫章王嶷作镇荆峡，遣使征请。河南吐谷浑主遥心敬慕，乃驰骑数百迎于齐山，值已东赴，遂不相及” [417] ，萧嶷捷足先登，把玄畅邀请到了荆州。另有荆州三层寺慧绪尼，俗姓周，闾丘高平人，十八岁出家住荆州三层寺，戒行具足，四方行道。宋升明末沈攸之提议沙汰僧尼，受此事影响，她回到荆州，“齐太尉大司马豫章王萧嶷，以宋升明末出镇荆陕，知其有道行，迎请入内，备尽四事” [418] ，萧嶷将其迎入府第供养。因玄畅也在荆州，故慧绪尼从玄畅受学禅法。因慧绪尼善解禅行，加之蔬食励节，“豫章王妃及内眷属，敬信甚深，从受禅法” [419] ，说明了慧绪尼对萧嶷阖府的影响力：萧嶷阖府跟从慧绪尼，信奉佛教。
萧道成登基后，萧嶷迁侍中、尚书令，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受封为豫章郡王，又迁荆、湘二州刺史等职。萧嶷回到建康，又“为（慧绪尼）起精舍在第东田之东，名曰福田寺。（慧绪尼）常入第行道” [420] 。他把慧绪尼又邀请到京城，建寺供养。萧嶷离世后，齐武帝萧赜聚集财货为之修建了集善寺，敕慧绪尼为住持。此外，萧嶷礼敬释法通。法通（442—512），俗姓褚，河南阳翟人。他出身衣冠世家，十一岁出家，游学三藏，专精方等，尤擅开讲《大品》《法华》。后至京城，初止庄严寺，又至定林上寺。史载：“齐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献王，皆纡贵慕德，亲承顶礼。……白黑弟子七千余人。” [421] 法通于天监十一年（512）圆寂，时年七十。萧嶷第九子萧子显为之制碑文。 [422]
萧赜继位，萧嶷进位太尉，永明元年（483），领太子太傅。萧嶷担心自己位高招祸，有心辞让官职，然未获得萧赜许可，他只好心怀忧惧，如履薄冰地谨慎行事。永明十年（493），萧嶷病重，“表解职，不许，赐钱五百万营功德” [423] 。萧嶷卒于永明十年（493），然《南史》本传记载：“嶷薨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应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痈不差，汤中复加药一种，使痢不断。吾已诉先帝，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纸文书示文季曰：‘与卿少旧，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传，甚惧此事，少时太子薨。” [424] 暗示他是被文惠太子萧长懋阴谋杀害。萧嶷临终前留下遗言：“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余皆如旧。与汝游戏后堂船乘，吾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服饰衣裘，悉为功徳。” [425] 一个常伴君王左右的重臣，却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在这样的岁月里，萧嶷对佛教实在有着非同一般的祈愿寄托。
2．萧子范（487—549或550），萧嶷第六子。永明十年（492），封祁阳县侯，除太子洗马。仕梁，历司徒主簿、丹阳尹丞等职，后为秘书监。萧子范善属文，与其弟萧子显、萧子云一样有文才，但因为风采容止较他们逊色，因此仕途不顺。简文帝萧纲即位，召为光禄大夫，不拜。但他参与了萧纲组织的卷帙浩繁的佛教类书《法宝联璧》的编撰工作。此书至梁代中大通六年（534）纂成，今已佚，唯存萧绎所撰《法宝联璧序》文。序文记录了38位参与编撰者名单，其中有“轻车长史 [426] 南兰陵萧子范年四十九，字景则” [427] 。简皇后卒，萧子范受敕制哀策文。寻遇疾。据《南史》卷四十三记载，“子范无居宅，寻卒于招提寺僧房” [428] ，时年六十四。
3．萧子显（？—537），萧嶷第九子。七岁封宁都县侯。仕梁，初为太尉录事参军，累迁邵陵王（指萧纶）友，历黄门郎、侍中、国子祭酒等职。普通二年（521），昭明太子萧统游钟山开善寺，谒见高僧智藏法师，行弟子礼，并请开讲《大涅槃经》，后游寺外山曲，作《钟山解讲诗》，当时文士刘孝绰、刘孝仪、陆倕都写有和诗。萧子显也作了一首《奉和昭明太子钟山讲解诗》。中大通五年（533）二月二十六日，梁武帝萧衍在同泰寺宣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时任国子祭酒的萧子显为之作序，题为《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萧子显采用大量华丽夸张的辞藻，盛赞萧衍高超的佛学修为，以及法会场面的热烈壮观。序文中还提到了他对这部佛经的认识：“《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者，盖法部之为尊，乃圆圣之极教。开宗以无相明本，发轸与究竟同流。奥义云霏，深文净富，前世学人，鲜能堪受。” [429] 文中佛教术语丰富，也表明萧子显对佛理知识之熟稔。梁简文帝萧纲编撰《法宝联璧》，史载“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年四十八，字景畅” [430] ，表明萧子显也参与其中。萧子显好学，善属文，著有《后汉书》一百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卷、文集二十卷等。大同三年（537），萧子显出为仁威将军、吴兴太守，至郡未几，卒。
4．萧子云（487—549），萧嶷之子，萧子显之弟。十二岁封新浦县侯。从小勤学有文采，26岁写成《晋书》。仕梁，历任梁代秘书郎、太子舍人等职，又撰《东宫新记》。累迁丹阳郡丞，与湘东王萧绎交好。释法通是萧嶷顶礼的和尚，法通于天监十一年（512）圆寂，葬于定林上寺南，“弟子静深等立碑墓侧，陈郡谢举、兰陵萧子云并为制文，刻于两面” [431] 。萧子云为释法通制作碑文。萧子云还出于佛教慈悲之心，谏言梁武帝萧衍，修改原来郊庙歌辞里供奉牺牲的唱辞。天监十七年（518）萧子云撰述《玄圃园讲赋》，此文见载于《广弘明集》卷二九。萧子云善草隶书法，声名远播，曾引百济国使者重金求字；又因梁武帝萧衍造寺，以姓为匾，萧子云受敕飞白大书“萧”字，故有佛寺称“萧寺”之典故。 [432] 中大通三年（531），为临川内史，还，迁散骑常侍，历侍中、国子祭酒。出为东阳太守，太清元年（547）复为侍中、国子祭酒。太清三年（549）台城失守，萧子云东奔晋陵，饿死在显云寺的僧寮中，时年六十三。
5．萧子晖（生卒年不详），萧嶷之子，萧子云之弟。萧子晖有文才，性格恬静，曾入重云殿听梁武帝萧衍讲《三慧经》，回去后写作《讲赋》一文呈上，甚为武帝称赏。 [433] 卒于骠骑长史。
6．临川献王萧暎（459—489），高帝萧道成第三子。宋元徽四年（476），他先后任著作佐郎、抚军行参军、南阳王文学等职。升明元年（477），沈攸之起兵反抗萧道成，萧道成时领南徐州，以萧暎为宁朔将军，镇京口。次年事平，萧暎行南兖州刺史，为监军，督五州。萧道成登基，萧暎被封临川王，历荆州刺史、湘州刺史、扬州刺史等职。齐武帝即位，萧暎入为侍中、骠骑将军。萧暎解声律，善骑射，且能左右书，风韵韶美。萧暎与湘宫寺昙准交好。昙准（439—515），俗姓弘，魏郡汤阴人，先住昌乐王寺，出家从智诞法师受业，“善《涅槃》《法华》，闻诸伊洛” [434] 。后受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之请，移居湘宫寺，深为王侯公卿礼敬。史载：“齐临川王萧暎，长沙王萧晃，厚相钦礼（昙准）；庐江何点、彭城刘绘，并到房接足，伸其戒诰，讲扬相继，成其业者二百余人。” [435] 萧暎卒于永明七年（489），时年三十二。
7．长沙威王萧晃（460—490），高帝萧道成第四子。少有武力，为萧道成所爱。昇明二年（478），代兄萧暎为宁朔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沈攸之事起，萧晃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等职。萧道成践祚，萧晃为后将军、南徐州刺史，入为侍中、护军将军。萧道成临崩，将萧晃托付给长子萧赜；萧赜继位，是为齐武帝。萧晃先后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散骑常侍，中书监等职。因萧晃爱武饰，违规装备其仪仗队伍，被有司所纠，幸得萧嶷为之求情，免于责罚。萧晃又为镇军将军，转丹阳尹，为侍中、护军将军等职。他与其兄萧暎一起，礼事湘宫寺释昙准。萧晃卒于永明八年（490），时年三十一。
8．宜都王萧铿（477—494），高帝萧道成第十六子。萧铿三岁丧母，有孝性。初为游击将军，永明十年（492）迁左民尚书。次年都督南豫、司二州军事，为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镇姑熟（今安徽当涂）。郁林王即位，进号征虏将军。延兴元年（494），齐明帝萧鸾诛杀齐高、武帝诸子孙，派使者吕文显前往萧铿处送所赐毒药，时萧铿正依佛教礼仪，行八关斋。他升高座，对吕文显说：“往日高帝在世，对你恩宠有加，何故做出这种事来？”吕文显说自己也是迫不得已。听到此话，萧铿取药一饮而尽，卒，时年十八。萧铿与道士陶弘景交好，情谊非同一般。传说他死前托梦陶弘景，陶还为此写有《梦记》。
9．始安王萧遥光（？—499），高帝之次兄始安贞王萧道生之孙。生有躄疾，袭爵。初为员外郎，转给事郎，太孙洗马。萧遥光与佛教的因缘，据《高僧传》记载，齐世有释法度与释法绍，号称“北山二圣”，两僧“并为齐竟陵王子良、始安王瑶光，恭以师礼，资给四事” [436] 。隆昌元年（494），在位一年的郁林王萧昭业被萧鸾废除、杀害。其间萧遥光除南东海太守、南彭城太守、吴兴太守、南郡太守等职，均不拜。萧鸾称帝之前，萧瑶光依附之；萧鸾登基，改元建武元年（494），萧遥光得势为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军事，前将军，扬州刺史。建武二年（495），进号抚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通幰车鼓吹。萧鸾的每次诛杀行动，都有萧遥光的参与。史载其“每与上久清闲，言毕，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诛杀。上以亲近单少，憎忌高、武子孙，欲并诛之，遥光计画参议，当以次施行” [437] 。永泰元年（498）萧鸾病笃，萧遥光入内侍疾，又为萧鸾密谋划策，在萧遥光的授意下，萧道成第十九子河东王萧铉、萧赜第十子西阳王萧子明、第十一子南海王萧子罕、第十四子邵陵王萧子贞、第十六子临贺王萧子岳、第十七子西阳王萧子文、第十八子衡阳王萧子峻、第十九子南康王萧子琳、第二十一子湘东王萧子建、第二十三子南郡王萧子夏一并遇害。萧鸾驾崩后，其长子萧宝卷即位，萧遥光辅政，暗谋自立，与其弟萧遥欣合计，然遥欣病死，萧遥光心怀不安，起兵围台城，兵败被杀。
10．萧几（？—？），萧遥光之弟曲江公萧遥欣之子。年十岁，能属文。早孤，有弟九人。性格温和，与世无争，清贫自立。好学，善草隶书。曾历著作佐郎、庐陵王文学、尚书殿中郎、太子舍人、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等职。晚年专心皈依佛教。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为其所好，经常适性游览，并为之记。卒于官。
建元四年（482），萧道成病逝，长子萧赜继位，史称齐武帝。刘宋时期萧赜已与佛教结缘：宋末萧赜举兵起义失败，曾避难揭阳山，在山上累石为佛图，实有求佛庇佑之意。
萧赜即位后，也与佛教徒常有联系，并参与法事活动。如永明二年（484）释僧远病卒，武帝致书释法献，信中自称“弟子”，云“承远上无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远上此去，甚得好处，诸佳非一，不复增悲也。一二迟见法师，方可叙瑞梦耳。今正为作功德，所须可具疏来也” [438] ，表明齐武帝师从释法献。释法献（？—498），本姓徐，西海延水人。出家律行精纯，于元嘉十六年（439），止京师定林上寺。听说释道猛西行求经，法献也于元徽三年（475）从金陵（今南京）出发，西游巴蜀，到于阗而返。他带回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经书《观世音灭罪咒》与《调达品》，以及龟兹国金锤鍱像。法献本是秘密供养舍利，然齐武帝第二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感梦得知此事，遂流传开来。永明年间，法献与宣扬佛教祥瑞的长干寺玄畅同被齐武帝萧赜敕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他们在齐武帝时期，开创了沙门同皇帝对话，可以称己名叙事的先例。齐武帝曾在乾和殿召见中兴寺僧钟，僧钟自称“贫道”。齐武帝就此与尚书王俭进行了探讨，想了解僧人该如何自称，以及是否可在正殿落座等事宜。王俭的回答是：汉魏时代佛法未兴，不见这方面的记录。但自后赵佛法隆兴，出家人皆自称贫道，且准许预坐。东晋初期原本沿用，然中叶时期因庾冰、桓玄等提议沙门致敬王者，引发朝廷议论，事遂暂停。刘宋中叶也有沙门致礼之说，但也未见施行。此后僧人多预坐，且自称贫道。镰田茂雄认为，“对待僧人，在天子面前准许自称名号，是武帝对于僧众人格的承认” [439] ，肯定了齐武帝对待出家人的尊重态度。法献于建武末年圆寂，葬于钟山之阳。其所得佛牙及佛像，都在定林上寺，后为人所盗走。又如释法匮（？—489）者，俗姓阮，吴兴於潜人，京师枳园寺法楷弟子。释法匮性恭默，少语言，他将斋会所得的供养聚集起来，造旃檀像，像成，又自设大会。法匮有奇异的分身能力，其家侨居京师大市，分别有人看到他在家里、定林寺和枳园寺三处出现，且时间一致。法匮于永明七年（489）圆寂，齐武帝因闻其灵异事迹，遂亲自为法匮会僧设供。
齐武帝能够对佛教生起信心，源于释宝志，但他对佛教的戒心，也源于释宝志。释宝志（418—514），俗姓朱，金城人。他长相怪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可以数日不食，与人言语或赋诗，则如谶记，听者往往不知所云，而待事情发生，则恍然大悟。齐武帝曾召见宝志，他让齐武帝见其父高帝在地狱受锥刀之苦，以此劝诫武帝勿杀生。因宝志有超强的预测能力，江东士庶皆共事之，齐武帝认为他妖言惑众，将其收监，但宝志显示他的分身术，人本来是关在监狱，但有人说看到他在市场现身。而武帝长子文惠太子萧长懋和第二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到狱中探望，并给宝志送吃食一事，也为宝志提前预测得知。建康令吕文显把这些奇事禀报武帝，武帝令人迎请宝志居宫殿后堂。当齐武帝在景阳山举行宴会时，宝志再一次在帝王和众臣面前展示了他非凡的分身术。就连齐武帝的死期，也为宝志预测先知。
齐武帝的临终遗言表明，他对佛教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史载齐武帝“造招玄、游贤二寺。三百名僧三教格量，四年考定” [440] ，说明他不仅建佛寺，而且注重考量佛教信徒的文化知识。时有丹阳尹沈文季奉道排佛，建义符僧局，责僧属籍，欲沙简僧尼。天宝寺释道盛时为僧主，上书武帝，以孔子有徒三千为例，旨在说明僧众中确实存在鱼龙混杂现象，恳请武帝将不法沙门就其所在寺进行惩戒。齐武帝使僧正法献、玄畅东往三吴，沙简僧尼。这个“四年考定”，就是筛选真正有学识的出家人。齐武帝在位期间，还兴造释迦佛像，为萧嶷建集善寺，并立规“御膳不宰牲”，表明他对佛教“戒杀”理念的支持。齐武帝病重之时，这位在华林园受过八关斋戒的君王，曾“诏诸沙门祈佛七日，天香满殿” [441] 。齐武帝在遗言中说：“显阳殿供养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 [442] 他既支持供佛礼拜这类功德事，但又下令不准出家、不准建造塔寺，以及不准舍宅为寺。永明十一年（493），齐武帝驾崩，时年五十四。
齐武帝萧赜一共有二十三男，除第六、十二、十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其子以及嫡孙与佛教关系紧密者如下。
1．文惠太子萧长懋（458—493），武帝萧赜长子，从小为齐高帝萧道成所爱。宋元徽末，萧长懋跟随其父出镇地方。沈攸之事起，授辅国将军，迁晋熙王抚军主簿。事宁，回京。昇明三年（479），权臣萧道成有心接受宋顺帝的禅位，其子萧赜已还京师，考虑到襄阳是军事重镇，故派萧长懋出为持节，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为左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等职。建元元年（479），萧长懋封南郡王，进号征虏将军。建元二年（480），萧长懋为侍中、中军将军，置府，镇守石头城。其生母穆妃薨，因葬仪引争议，萧长懋除侍中，移镇西州。建元四年（482），萧长懋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为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萧赜继位，改元永明元年（483），萧长懋封皇太子。晚年的萧赜好游宴，朝廷事多交太子处理。
萧长懋太子信佛。初封皇太子的萧长懋，礼敬释僧钟。释僧钟（430—489），俗姓孙，鲁郡人。十六岁出家。僧钟擅长讲论《成实》《三论》《涅槃》《十地》等。永明初魏使李道固来聘，齐武帝敕其酬答，僧钟言对适宜。史载“齐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数请南面”，说明萧长懋和萧子良对僧钟甚是尊崇、礼敬。僧钟于永明七年（489）圆寂，时年六十。萧长懋不仅奉长干寺释玄畅为戒师， [443] 而且是释僧柔的入室弟子。释玄畅（420—494），本为秦州人，律禁清白。永明年间，玄畅与释法献同被齐武帝敕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玄畅建武初圆寂，时年七十五。释僧柔（431—494），俗姓陶，丹阳人。出家为弘称之弟子。僧柔严守戒律，熟知佛教大小部经典，为许多王公贵族敬重。他应竟陵文宣王萧子良等诸王之请，居定林寺。史载其“躬为元匠，四远钦服，人神赞美。文慧（惠）、文宣，并伏膺入室” [444] 。僧柔圆寂于延兴元年（494），时年六十四。
文惠太子对佛教的虔诚既表现在他对严格持戒僧人的推崇敬重，又表现在他对不守律规的僧人不满，甚至想依靠王法来惩戒。如释僧宗（438—496），俗姓严，本雍州凭翌人，先祖移居秦郡。本师从释法瑗，后又受教于斌、济两法师。僧宗善《大涅槃》《胜鬘》《维摩》等经。史载其“任性放荡，亟越仪法，得意便行，不以为碍。守检专节者，咸有是非之论。文惠太子将欲以罪摈徒遂，通梦有感，于是改意归焉” [445] ，说明文惠太子曾想用罪名摈之，但因感梦，遂改变了主意。释僧宗用信众所施造太昌寺而居之，他圆寂于建武三年（496），时年五十九。此外，文惠太子还能够把佛教的慈悲理念贯彻于实践。史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 [446] ，这是文惠太子以皇家子弟身份所做的公益慈善。
然文惠太子萧长懋日常生活奢华富丽。其宫内殿堂，皆雕饰精绮，过于上宫；其所用羽仪，亦超乎规制，多有僭越。齐武帝曾幸豫章王宅，还过太子东田时，发现其用度奢靡而大怒，太子因此见责。至于威胁到他地位的族亲和兄弟，文惠太子下手可是毫不留情：使人暗中下药，毒杀其叔父萧嶷；又在萧子响（齐武帝第四子，过继给萧嶷）事件上使阴招，密令负责讨捕的萧顺之趁机杀掉萧子响，不给萧子响在父王面前申诉活命的机会。 [447] 永明十一年（493），太子有疾，武帝萧赜亲自探望。不久文惠太子病死，时年三十六。
2．竟陵文宣王萧子良（460—494），武帝萧赜第二子。刘宋时出仕，为邵陵殇王刘友（宋明帝第七子）左军参军，宁朔将军；转主簿，安南记室参军；迁邵陵王友，安南长史；再迁辅国将军，会稽太守。萧道成立国，萧子良封闻喜县公，为征虏将军、丹阳尹。萧赜继位，萧子良封竟陵郡王。迁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徙侍中、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入为护军将军，兼司徒；进号车骑将军，正位司徒；领尚书令；徙扬州刺史；加中书监。萧昭业继位，萧子良除侍中，进太傅；督南徐州。萧子良历仕宋、齐两代，对佛教怀抱热烈、虔诚的信仰，致力于弘扬佛法，是南朝崇佛的王公贵族的代表。
萧子良与齐梁两代出家人均有密切往来。汤用彤先生曾指出：“计其所敬礼之僧尼见于《高僧传》《比丘尼传》者极多。其最有名者有玄畅、僧柔、慧次、慧基、法安、法度、宝志、法献、僧祐、智称、道禅、法护、法宠、僧旻、智藏等。齐、梁二代之名师，罕有与其无关系者。” [448] 刘宋升明三年（479），萧子良为会稽太守，与僧人释慧约、释智秀、释昙纤、释慧次都有交接。建元四年（482）其祖父齐高帝驾崩，萧子良曾以一尊释迦像作为供养，沈约写有《齐竟陵王题佛光文》记述之，此文见载于《广弘明集》卷一六。
萧子良接受的是传统经学教育，为人以“仁义为本”，与人以“五教是劝”，故对儒、释两教均予以扶持。他组织佛教讲肆，召集义学沙门，累讲经论，弘扬大乘佛法。史料记载时间明确的法会有：（1）永明元年（483）萧子良聚集名僧，“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同集于邸内之法云精庐。……演玄音于六宵，启法门于千载，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 [449] 。（2）永明五年（487）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史载其“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450] 。萧子良既组织学士抄撰儒家学说，又招致名僧讲说佛法，这是时代趋势和社会潮流的反映，也与萧子良会通儒释，“弘洙泗之风，阐迦维之化” [451] 的思想旨趣紧密相关。兰陵萧氏门第不高，自萧道成登基后，倡导儒家礼教以佐王道政治，形成“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 [452] 的局面。（3）永明七年（489）十月，萧子良召集京师博学的高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寺释僧柔、谢寺释慧次等诸论师在普弘寺宣讲；又请定林寺释僧祐、安乐寺释智称，召集比丘尼、男女僧七百余人，续讲《十诵律》；并令僧柔、慧次等师，把《成实论》的主要内容摘录成九卷，“使辞约理举，易以研寻” [453] ，由名士周颙作序，以百部《成实论》流通于世。《成实》本小乘经典，然因宣扬诸法性空，旨近大乘，且言精理赡，颇具玄趣。萧子良下令写经流通，意在弘扬般若之学，为学人构架通达大乘的津梁。（4）永明十年（492）萧子良请释僧祐在三吴（吴兴、吴郡、会稽）讲律，时建初寺释明澈闻听此讯，赶来参会，后跟随僧祐学习《十诵律》，居住扬都。此次法会目的是试简五众，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释僧祐（445—518），本姓俞，彭城下邳人，他先后师事僧范、法达、法颖，精通律部。南齐时为萧子良所请，宣讲律学；梁代时又为武帝萧衍器重，请教其与僧事有关的疑问。僧祐年老有脚疾，萧衍特许其可以乘辇入内殿，为六宫受戒。时崇其戒范者极多，这些人中不乏梁代皇宫贵族。史载“梁临川王宏、南平王伟、仪同陈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贵嫔丁氏，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 [454] 。此外，开善寺的释智藏和法音寺的释慧廓，也对释僧祐敬以师礼。天监十七年（518）五月二十六日释僧祐卒于建初寺，时年七十四。其所著《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另还有一些年代不详的法会，也是萧子良组织的，如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请二十法师，弘宣讲授，事载《续高僧传》卷五《释法申传》； [455] 又如萧子良为弘传佛教，召集二十余名精解《净名经》的僧人，选讲此经，事载《续高僧传》卷五《释智藏传》； [456] 又如释道禅听闻竟陵王大开禅律，盛张讲肆，各地名僧大德同集金陵，事载《续高僧传》卷二二《释道禅传》。 [457] 今《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有萧子良的《西州法云小庄严普弘寺讲并述羊常弘广斋》、《抄成实论述并上定林讲》、《会稽荆雍江郢讲记》一卷、《布萨并天保讲》一卷，均为其组织宣讲的记录。
萧子良笃信释氏，受菩萨戒，自号“净住子”。所谓“净住”，就是“布萨”之意。佛教布萨，指出家僧众每月两次聚集告白罪行忏悔，或在家信众守持八戒，邀集僧众供养饮食，开说佛法。“子”是佛子之意。合起来指的是守持戒律、清净三业的佛子，可见萧子良以佛法传人自况。萧子良自开讲席，注释经论，抄写佛经。其所著梁时集录十六帙，共一百十六卷。萧子良于永明八年（490）著《净住子净行法门》二十卷，这是其佛学思想的代表作，收录于《广弘明集》卷二七。此书会通儒释，议论佛理，多征引儒书，弘扬佛法。萧子良提出“内外之教，其本均同”，即儒学与佛教虽有内、外名称之别，但在重视心性修养，具有教化民众之功用方面，全无二致。永明年间萧子良组织朝臣众僧对范缜的《神灭论》进行驳斥，因无法令范缜屈服，又使王融传话，“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持之，恐伤名教”，这亦表明萧子良看重佛教的教化功能。萧子良的《净住子净行法门》作为在家布萨仪的著作，提出学佛首先要立信，在心中树立佛道是最上胜者，要将立信与自觉持戒、成就智慧相联系。因为立信守戒是“入圣之初门，出俗之正路”。只有发心立信，才能自觉持戒，否则心志浮虚，无法守戒。又提出修行之要，在自克责、自校检，主张“克责心口，是入正之路；检察身行，是解脱之踪”，具体落实到日常修行，则要求树立恭敬心，保持外形的端正清洁，谨慎言语，小心行为，且时刻自我反省。再者表达了对出家的认识，提出“在家者罪重，出家者罪轻”。认为出家人辞亲割爱，舍弃荣华富贵，断绝六情，守戒无为，潜心修炼自我，忍常人所不能忍，是大功德，因此，佛、法、僧三宝都值得世人敬重。相比之下，未出家者易为女色及其他所束缚，故提倡积极修行，以获得解脱。
萧子良重视佛教戒律，力主戒“杀”。他召集律师讲律，除了前所述释僧祐，萧子良延请在东山讲《摩诃僧祇律》的释慧佑来京城，住闲心寺。当时有名的律师释智称，也在萧子良邀请之列。释智称（429—500），俗姓裴，河东闻喜人，专精律部，大明《十诵》，诵《小品》一部。至京城，随释法献居定林寺；曾返乡开讲《十诵》，后还都。萧子良尝请其在普弘寺讲律，“僧众数百，皆执卷承旨” [458] 。道场的僧众数百，皆执卷承旨。释智称于永元二年（500）卒，时年七十二。其所著《十诵义记》八卷，盛行于世。多宝寺的法颖律师，萧子良也与其多有往来。释僧祐对其师释法颖评价极高，称其“教流于京寓之中，声高于宋齐之世。可谓七众之宗师，两代之元匠” [459] 。持戒精严的禅林寺净秀尼和僧念尼，均得萧子良礼接。今《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所载《僧制》一卷、《清信士女法制》三卷、《与僚佐书并教诫左右》一卷、《教宜约受戒人》一卷、《示诸朝贵法制启》二卷、《守戒并弘法式》一卷等，是萧子良热衷僧制的记录。鉴于佛教“五戒”之中，首重“杀”戒，萧子良对此颇为上心。如齐武帝好射雉，萧子良曾屡次上谏，指出“夫卫生保命，人兽不殊；重躯爱体，彼我无异。故《礼》云‘闻其声不食其肉，见其生不忍其死’。且万乘之尊，降同匹夫之乐，夭杀无辜，伤人害福之本。菩萨不杀，寿命得长。施物安乐，自无恐怖。不恼众生，身无患苦” [460] 。提出乱杀无辜，有伤仁德；不杀则万物安乐，无有恐怖烦恼。虽然齐武帝不尽采纳，但也因此稍为收敛。孔稚珪负责修律，萧子良亦下意多使从轻。与之相应的是，萧子良反对杀生来满足私欲。他认为养生虽离不开衣食，然所须缯纩皮革，无不损生残命，且贪婪者徒害万物性命，与畜兽无异。时精信佛法的何胤讲究食材之鲜美，烹饪中不乏活物，门生钟岏附和，认为车螯蚶蛎这类无知觉者可为食材，萧子良闻后大怒。经周颙劝说，何胤晚年也精信佛法。今《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有《与何祭酒书赞去滋味》一卷的记录，即与此事有关。
与晋宋名士不同的是，萧子良注重修道实践。他心怀悲悯，这与其受佛教义理之熏陶有深刻关系。为官期间，萧子良怜悯民间疾苦，多行救济之事：如建元二年（480），开私仓赈属县贫民；永明九年（491）京邑大水，又开仓赈救贫病不能立者，于第北立廨收养，发放衣服及药品。萧子良组织斋会，史载其“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461] 。今《出三藏记集》卷一二《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中的《述羊常弘广斋》《华严斋记》《述放生东宫斋》《八日禅林寺斋并颂》《华龙会并道林斋》，均是其营斋之记录。萧子良还热衷于供养佛牙、造像、斋僧、礼佛、舍身等佛事活动，今其法集录中有《佛牙记》一卷、《佛牙并齐文宣王造七宝台金藏记》、《宝塔颂并石像记》一卷、《僧得施三业施食法》、《竟陵文宣王福德舍记》、《竟陵文宣王造铁磬布施记》、《竟陵文宣王僧得施文》、《竟陵文宣王三业施文》、《竟陵文宣王施食供养书》、《礼佛文》二卷、《舍身记》一卷等，都是其参与修道实践的记录。
萧子良热衷于佛教赞呗，演佛音声。伴随佛教在中土传播与发展，用以赞叹佛德的赞呗引起了士人的极大兴趣。因“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 [462] ，故有转读。这些语音转换后的唱诵在经师的发挥下，颇具艺术感染力：飞鸟听了，忘记展翅；马儿听了，驻足不奔；更不用说人听了，其内心之鼓舞与感动了。永明五年（487）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组织名僧造经呗新声；永明七年（489）二月二十日，又召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寺普知、新安寺道典、多宝寺慧忍、天保寺超胜及僧辩等，在其府邸作声，斟酌旧声，诠品新异，制瑞应四十二契，事载《高僧传》卷一三。为了不使美妙的赞呗失传，萧子良还令释慧微、释僧业、释僧向、释超明、释僧期、释道猷、释慧旭、释法昙、释慧满、释僧胤、释慧彖、释法慈等四十余人，师从多宝寺释慧忍受学。今《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有萧子良《赞梵呗偈文》一卷、《赞呗序》一卷、《转读法并释滞》一卷的记录。宋、齐年间已存声三百多，然其后多散落湮没。
萧子良积极劝说道教信徒信佛。史载其让道士孟景翼礼佛，送其佛经《十地经》；又与书“积世门业，依奉李老” [463] 的孔稚珪，劝其学习佛理，在得其“今辄兼敬以心，一不空弃黄老，一则归师正觉” [464] 的答书后甚感欣慰。这一时期儒、佛、道三种思想文化时有交锋，但贵族士大夫普遍接受三者“理本归一”，各有妙用之说，从而为唐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统合三教”奠定了思想基础。
萧子良晚年卷入朝廷权力斗争，兵变失败，也失去了新君王的信任。即位的萧昭业是文惠太子萧长懋的长子，少时养于萧子良妃袁氏，既惧前不得立，对萧子良深怀忌恨，两者关系十分紧张。萧子良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才，多是劝诫，其重生戒杀观念，是对残酷现实的反省与批判，在当时具有积极的伦理意义。今《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有《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序》，序文中称美齐太宰竟陵文宣王萧子良：
净刹萌因，忍土现果，慧自天成，道为期出。孝忠淳和之深，仁智博爱之厚，率由而极，因心则至。若乃栖神二谛，宅业三宝，瞻前卓尔，望后不群。用能降帝子之尊，灼净土之操，屏朱观之贵，下白屋之礼，磨踵以拯俗，刻髓以徇道，望亿劫以长駈，凌千载而独上。若乃阐经律、弘福施，济苍黎、敏翾动，未常不虑积昏明，慈洽巨细，感灵瑞于显微，通觉应于霄梦。固已葳蕤民誉，昭晢神听矣。至于苞括儒训，洞镜释典，空有双该，内外咸照。常欲广彼洲渚，炽此法灯，驻四生之风波，烛九居之霾雾，指来际以为期，总大千以为任。故恻隐垂教，殷勤敷道。于是锐临云之思，壮谈天之文，网罗字轮，仪形法印。是以净住命氏，启入道之门；华严璎珞，标出世之术；决定要行，进趣乎金刚；戒果庄严，克成乎甘露。尔其众经注义，法塔赞颂，僧制药记之流，导文愿疏之属，莫不诚在言前，理出辞表。大者钩深测幽，小者驰辩感俗。森成条章，欝为卷帙。可谓开士住心，道场初迹。冠一代之妙化，垂千祀之胜范者也。 [465]
萧子良对佛教的态度，也影响了当时进入府邸任职的萧衍即后来的梁武帝，此乃后话。隆昌元年（494）萧子良进督南徐州，疾笃而卒，时年三十五，谥号文宣王。
3．萧昭胄（生卒年不详），萧子良之子。永明八年（490），自竟陵王世子为宁朔将军、会稽太守。郁林初，为右卫将军，未三年（496），复为侍中，领骁骑将军，转散骑常侍、太常。以封境边虏，永元元年（499）改封巴陵王。萧昭胄对佛教也相当虔诚。史载其出守会稽，欲在征虏亭践行，派人邀请释僧旻参加。但释僧旻说：“吾止讲席相识，未尝修诣。承其得郡，便狼狈远别，意所不欲。” [466] 遂不行。萧昭胄供养招明寺释法宣尼。今《出三藏记集》卷一二见载有僧祐所作《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法集序》，序文中盛赞萧昭胄与佛教之因缘：“郡富名山，岩多灵寺。故胜业愈高，清心弥往，每游践必训，思若渊泉。信足以揄扬至道，炳发玄极。观其擒赋经声，述颂绣像，千佛愿文，舍身弘誓，四城九相之诗，释迦十圣之赞，并英华自凝，新声间出。故仆射范云笃赏文会，雅相嗟重，以为后进之佳才也。” [467] 此法集记录了萧昭业所作的与佛教有关的诗文、赞文、赋、颂等，从目录可知，萧昭胄注过罗什的《百论》，抄写过《法华经》《维摩经》《无量寿经》《金刚般若经》《请观世音经》《八吉祥经》《般若神咒》等佛经。齐东昏侯即位，杀大臣徐孝嗣等，江州刺史陈显达反，萧昭业感到后怕，与其弟永新侯萧昭颖逃奔江西，“变形为道人” [468] 。崔慧景举兵，萧昭胄兄弟出投之；崔慧景事败，萧昭胄兄弟首出投台军主胡松，不自安，谋为身计，因兵变失败，萧昭胄兄弟与同党皆伏诛。
4．晋安王萧子懋（472—494），武帝萧赜第七子。初封江陵公。有关晋安王萧子懋与佛教的因缘，史载其七岁时，生母阮淑媛病危，请僧行道。时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润花茎，欲令其不萎。子懋流涕礼佛说：“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 [469] 七日斋毕，花朵更加鲜红，检视罂中，竟然还长出些许根须。阮氏的病不久即痊愈，世人称道这是萧子懋的孝心感动了上天。自永明三年（485），萧子懋为持节，都督南豫、豫、司三州，为南中郎将、南豫州刺史。此后历征虏将军，宣城太守，监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为后将军、南兖州刺史、平南将军、湘州刺史、镇南将军、侍中、右卫将军、征北将军、雍州刺史等职。郁林王即位，萧子懋密怀自全之计，暗中造器仗。延兴元年（494）萧子懋兵变失败，被杀害，时年二十三。
永明十一年（493）七月，齐武帝萧赜处于弥留之际，而为争夺皇位，其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与长孙萧昭业两派势力展开殊死较量，最终萧昭业得竟陵王府昔日僚佐萧衍之助，顺利登基，史称郁林王。萧昭业是一位荒淫昏君，他自幼长相俊美，好隶书，深得萧赜钟爱。然昭业善于伪装，行事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永明元年（483）为南郡王时，其父文惠太子萧长懋禁其起居，节其用度，萧昭业对豫章王妃庾氏说：“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作市边屠酤富儿百倍矣。” [470] 他称帝后，与其父宠姬霍氏淫通，为达到将霍氏长留宫中的目的，对外宣称霍氏已削发为尼，暗地里却找人替代。
萧昭业与女尼们时有联系，且听信她们说权臣萧鸾（即齐明帝）有异志的进言，对萧鸾起了疑心。萧鸾害怕自己遭殃，于隆昌元年（494）提前发动兵变，废掉萧昭业，立其弟萧昭文为帝，史称海陵王。同年七月，改元延兴元年（494）。然而萧昭文终究只是个傀儡皇帝，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宣城郡公萧鸾。时海陵王的起居皆需咨询萧鸾而后行，他想食蒸鱼菜，太官令说没有萧鸾的命令，竟然不予！同年十月，萧鸾废掉萧昭文，取而代之，改元建武元年（494），史称齐明帝。十一月萧昭文莫名其妙病死。同一年，因改朝换代竟然换了三次年号！
齐明帝与佛教未有关联，而与巫觋往来密切。其性格猜忌多虑，“潜信道术，用计数，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 [471] 。因为自己的子嗣年纪都还小，故齐明帝对高帝、武帝诸子多行杀戮，每行事，辄先烧香火，呜咽涕泣，众人便知他今晚又要大开杀戒。晚年明帝病重之时，依然听信巫觋之言，除了“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压胜” [472] ，又欲堵塞流经宫内的后湖水，终因其驾崩，引流之事遂不行。
永泰元年（498）七月，齐明帝崩于正福殿。其子萧宝卷即位，史称东昏侯。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性格涩重，不善言论，然任性怪诞，喜怒无常。如出宫从来不说地方，以至东西南北，到处驱赶行人；常常晚出昼返，火光照天，沿途扰民；朝堂之上，众臣苦苦等待，他只管自睡大觉，即便上得朝来，也是草草了事，打发众臣散去；选黄门为骑客，又选无赖小人逐马，奔走往来，不暂停息；且视人命如草芥，禁断樵采，百姓衣食无着，吉凶失时，乳妇婚姻之家，移产寄室，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他的恶行，可谓罄竹难书。
东昏侯在位期时，对佛教发展并未发挥作用，相反，他大肆破坏佛寺建筑的华美装饰。东昏侯宠幸潘妃，于永元三年（501）为潘妃建造神仙、永寿、玉寿三殿，极尽绮丽。史载“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 [473] ，为了赶工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 [474] 。东昏侯还下令凿金为莲花，贴于地面，让潘氏在上面行走，得意地说：“此步步生莲华也。” [475] 东昏侯好游猎，尝巡行至蒋山定林寺，一位僧人因病未能及时回避，情急之下隐匿于草丛，被东昏侯的侍卫搜出。东昏侯手下韩晖光为僧人求情，说：“此出家人年老体衰，值得怜悯！”东昏侯却说：“当你见到麋鹿，能不发箭射杀吗？”下令百箭齐发，可怜这位僧人当场丧命。 [476]
南齐佛教发展至此，出现了停滞状态。毫无疑问，心性残暴的帝王是需负一定责任的。因东昏侯萧宝卷昏庸无能，永元二年（501），族亲梁王萧衍起兵反之，率义军攻破建康，接应的宫中内应将萧宝卷斩首，把其头献给梁王。萧宝卷死时年十九岁。
公元501年，萧宝融被立为帝。萧宝融（488—502），字智昭，齐明帝萧鸾第八子，东昏侯萧宝卷同母弟，南齐最后一位皇帝。萧宝融于建武元年（494），封隋郡王；永元元年（499），改封南康王，为持节、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萧宝卷被杀，萧宝融被推上皇位，史称齐和帝，改元中兴元年。
由于在位时间短暂，对于萧宝融与佛教的关系，史料记载不多。据《南齐书》卷八记载，萧宝融即位的当年，“五月乙卯，车驾幸竹林寺禅房宴群臣” [477] 。另据《僧传》记载，萧宝融曾敕释慧球为荆土僧主。释慧球（431—504），俗姓马，扶风郡人。年十六出家，师从荆州竹林寺释道磬，后入湘州麓山寺，专修禅道。又与同学释慧度至京师，谘访经典，后又从彭城释僧渊受《成实论》，年三十二方返荆土，致力于讲学，史载其“讲集相继，学侣成群，荆楚之间，终古称最” [478] 。中兴元年（501）曾敕为荆土僧主。天监三年（504）释慧球圆寂，时年七十四。
年幼的齐和帝作为权臣萧衍的傀儡，在位仅二年。中兴二年（502）四月，他被迫禅位，南齐灭亡。权臣萧衍降封萧宝融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齐正朔，一如故事。但因旧臣沈约从中进言，怂恿萧衍不要为好名声而留下后患，萧衍遂派人杀之。萧宝融死时年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