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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从420年至479年，历八帝，共六十年。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得帝王扶持，佛家义学深得文人学士提倡，玄风清谈既盛，佛教亦兴。特别是刘裕在位的元嘉年间，雅重文教，思弘儒术，赞扬佛法，建寺造塔，使南朝佛教发展达到高峰。
宋武帝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祖籍彭城绥舆里（今安徽萧县东北）。曾祖刘混随晋室南迁，客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其父刘翘仅居郡功曹，家道衰落。刘裕少时家贫，靠种地、砍柴维持生计。东晋孝武帝时，他投身行伍，因讨伐反晋的孙恩有功，受封为建武将军，领下邳太守。元兴元年（402）桓玄篡位，刘裕依附桓氏，暗地图谋起事，终得以掌握朝政，成就霸业。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改元永初元年，建国号为宋，史称宋武帝。
刘裕登基前，与佛教界人士已有往来，且取得了佛教界的好感：404年平定孙恩叛乱之后，刘裕举兵讨伐消灭了颁布“众僧沙汰”、镇压佛教教团的桓玄。从史料记载来看，刘裕结交的僧人，主要是与长安鸠摩罗什僧团以及南方庐山慧远僧团有关的众弟子。其中，有的僧人先入庐山，后至什门，兼有南北问道背景。410年，有人进谗言，说释慧远与反晋领袖卢循有深交，刘裕不以为意，还遣使持书信向释慧远致敬，并赠送钱米。 [281] 这是刘裕主动向慧远僧团示好的一例。412年，刘裕讨伐北府兵将领刘毅，进驻江陵（今湖北荆州），对遭长安鸠摩罗什教团摈斥、西游至此的古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以及与佛陀跋陀罗同行的鸠摩罗什僧团弟子释慧观，请与相见，予以物质供养；还建康后，又邀请佛陀跋陀罗居建康道场寺。 [282] 416年，刘裕亲率大军北伐，之前他力邀鸠摩罗什僧团弟子释慧严随军。据《高僧传》卷七记载，释慧严（363—443），俗姓范，豫州人，十六岁出家，曾从鸠摩罗什受学。后还建康住东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后伐长安，要与同行。严曰：‘檀越此行虽伐罪吊民，贫道事外之人，不敢闻命。’帝苦要之，遂行。” [283] 时五十四岁的慧严不愿随军，然经不住刘裕苦苦相邀，只得前往。刘裕邀请释慧严从军的目的，想来是利用他的声望，因为史载慧严“迄甫立年，学洞群籍，风声四远，化洽殊邦” [284] 。从其不愿随军的态度来看，出家人慧严内心并不想卷入南北战事纷争，他在此次随军中发挥的作用，因史料阙如，不可得知。417年冬天，北伐的刘裕成功平定长安，他久闻释僧导大名，邀请与其相见。释僧导（362—457），京兆人，十岁出家，十八岁神机秀发，得姚兴器重，参与鸠摩罗什译场活动。后刘裕还建康，留下其第二子刘义真与长史王修，委以关中大任。不久，大夏赫连勃勃发兵攻打长安，刘义真军队溃败。据《高僧传》卷七《释僧导传》记载，危难时刻，刘义真依赖释僧导的大力救助，得以逃脱追捕。 [285] 因此事，刘裕对释僧导心怀感激，令子侄悉师事僧导，后又为僧导立寺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即东山寺。僧导带弟子阻挡兵力一事有传说色彩，但其确实在当时佛教界享有声望，这表明刘裕善于利用佛教。
武将刘裕的崛起，引起了僧人的注意，并制造出刘裕当为天子的传言。此事在《高僧传》卷七有详细记载，云：
（释慧义）后出京师，乃说云：“冀州有法称道人，临终语弟子普严云，嵩高灵神云：江东有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鉼为信。”遂彻宋王。宋王谓义曰：“非常之瑞，亦须非常之人，然后致之。若非法师，自行恐无以获也。”义遂行。以晋义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寻觅未得，便至心烧香行道，至七日夜梦见一长须老公，拄杖将义往璧处指示云：是此石下。义明，便周行山中，见一处炳然如梦所见，即于庙所石坛下，果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黄金一鉼，此瑞详之《宋史》。义后还京师，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践祚，礼遇弥深。 [286]
释慧义（372—444），俗姓梁，北地人。少出家，游学于彭宋之间。《僧传》中未言明慧义的受业师，然据《竺道生传》所载：“初（竺道）生与（慧）叡公及（慧）严、（慧）观同学齐名。故时人评曰：生、叡发天真，严、观洼流得，慧义彭享进，寇渊（指释道渊，俗姓寇）于默塞。” [287] 竺道生、慧叡、慧观都有先入庐山、后至什门的经历，且慧严、道渊都住东安寺，可知释慧义与这些人齐名于时。镰田茂雄指出：“武帝与佛教的关系，最值得大书特写的是，武帝即帝位之前，昭告出现圣天子的佛教祥瑞。” [288] 释慧义不仅制造了刘裕应受天命的传言，而且对此故事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他回到建康，得到宋高祖刘裕的特别礼待，朝中大臣范泰于其宅之西立寺，特请慧义驻锡。释慧义在此对范泰“指授仪则” [289] ，时人见之，将慧义比为舍利弗，将范泰比为须达长者，而称其所居处为“祇洹寺”。刘裕登基当年在内殿设斋，应邀前来的祇洹寺唱导师释道照陈词云“百年迅速，迁灭俄顷，苦乐参差，必由因召，如来慈应六道，陛下抚矜一切” [290] ，为其称帝歌功颂德，致使刘裕大为欢心，斋宴完毕，赐钱三万。祇洹寺有名于南朝，“后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传译经典，或训授禅法” [291] 。
刘裕对佛教是利用并扶持的。据（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一记载，刘裕为宋公时，以京口故宅为“普照寺”。称帝后，尝手写戒经，口诵梵本，造灵根、法王等四寺，又建东山寺。 [292]
刘裕对待佛教的态度，也影响到他的弟弟以及诸子，兹举例如下。
1．临川王刘道规（370—412），武帝刘裕的异母弟，曾与刘裕共谋诛杀桓玄。史载刘道规从祇洹寺释道照受五戒，尊崇其为门师。释道照（388—453），俗姓曲，西平（今青海西宁）人。十八岁出家至建康祇洹寺。道照善唱导，《高僧传》云其“披览群典，以宣唱为业。音吐寥亮，洗悟尘心，指事适时，言不孤发，独步于宋代之初” [293] 。据《宋书·乐志》记载，释道照撰有《琴声律》一卷、《琴图》一卷，今不存。
2．临川王刘义庆（403—444） [294] ，刘道规继子。袭封临川王，曾任秘书监、尚书左仆射、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南兖州刺史等职。史载其性格简素，爱好文义，“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 [295] 。元嘉九年（432）至元嘉十五年（438），刘义庆担任荆州刺史，过了八年较为安定的生活，这一时期他热衷奉佛，其“在荆州城内筑堂三间，供养经像，堂壁上多画菩萨图相” [296] 。元嘉九年（432），刘义庆曾迎请会稽家世奉佛的安千载家所供奉的神秘的紫金色舍利，“王捧水器，咒曰（词多如别辩之）咒讫，辄应声光出” [297] ，其夜见百余人绕舍利礼拜，翌日则人与舍利俱失。元嘉十六年（439）至元嘉二十年（443），刘义庆担任江州刺史与南兖州刺史，其间他编撰《世说新语》这部笔记小说集，延请僧人至其辖区：元嘉十八年（441）夏，刘义庆邀请天竺人僧伽达多，至广陵（今扬州）结居，僧伽达多后卒于建业； [298] 元嘉十九年（442），刘义庆延请释昙辉尼至广陵寺； [299] 元嘉二十年（443），建康南涧寺禅师释道冏又被刘义庆“携往广陵，终于彼矣” [300] 。刘义庆爱好文义，广招文学之士，聚于门下。据《辩正论》记载，宋世诸王，并怀文藻，大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笃习文雅，义庆最优。炙輠不穷，霞明日朗，悬河无竭，雨散烟飞。合内夫娘并令修戒，麾下将士咸使诵经。著《宣验记》赞述三宝。” [301] 刘义庆所著《宣验记》三十卷，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以及记录观世音显验故事，具备诸多的佛教故事题材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所著《幽冥录》二十卷为志怪小说，所记全为神鬼神异故事，继承了传统的仙怪题材，然也有创新。后刘义庆在广陵有疾，请求还京，元嘉二十一年（444）卒，时年四十二。
3．庐陵孝献王刘义真（407—424），武帝刘裕次子。十二岁随父北伐，后得北方僧团僧导保护，得以脱困。永初元年（420）封庐陵王。爱好文义的刘义真与善文的释慧琳关系密切，然其性格轻率。史载他曾与陈郡谢灵运、琅琊颜延之、慧琳道人交游，许诺说自己若能出人头地，“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 [302] 。释慧琳（生卒年不详），释道渊的弟子，俗姓刘，秦郡（陕西）人。学通内外，善诸经及《庄》《老》，排谐好语笑，长于著作。 [303] 刘义真荐之于文帝，甚得文帝宠信；文帝每召见之，常升独榻。元嘉中参政，“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 [304] ，有“黑衣宰相”之称。慧琳著有《白黑论》（《均善论》），批评佛教，引众议排斥，由于有文帝庇护，得免被逐出僧团。后触罪谪配交州。刘义真因与执政徐羡之不和，被其奏请废为庶人，徙新安郡。景平二年（424），刘义真遭徐羡之遣使杀害，年仅十八岁。
4．彭城王刘义康（409—451），武帝刘裕第四子。刘裕篡晋建宋，刘义康封彭城王。历任南豫州刺史、南徐州刺史等职。文帝即位，又进刘义康为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授荆州刺史。时有慧远弟子释僧彻（383—452），在慧远圆寂后，南游荆州，止江陵城内五层寺，晚移琵琶寺。刘义康与萧思话等，“并从受戒法，筵请设斋，躬自下撰” [305] 。僧彻圆寂于宋元嘉二十九年（452），南谯王刘义宣（武帝第六子）为造坟圹。元嘉六年（429）入朝，与王弘共辅朝政。元嘉九年（432）王弘去世，刘义康更领扬州刺史一职，权倾朝野。刘义康敬重来自天竺的僧伽跋摩，“崇其戒范，广设斋供，四众殷盛，倾于京邑” [306] 。元嘉十二年（435），博通三藏的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394—468）至广州，宋文帝闻奏遣使迎接，至京城初住祇洹寺，后住东安寺、道场寺，后又至荆州辛寺，主要从事译经工作，也讲经说法，史载彭城王刘义康、南谯王刘义宣“并师事焉” [307] 。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康进大将军，领司徒，辟召掾属，与文帝嫌隙加深。除了师事求那跋陀罗，刘义康还拜京城乌衣寺僧慧叡为师。释慧叡，生卒年不详，冀州人。出家游历诸国，回国后居庐山，又入关从鸠摩罗什就学，后止京师乌衣寺讲经说法。刘义康曾赠之以貂裘，慧叡不穿，将其铺于座，刘义康又派人以钱三十万求买，作为布施。 [308] 月支僧人释昙迁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其梵制新奇，特拔终古，刘义康与范晔、王昙首等，与其游狎。元嘉十八年（431）刘义康为江州刺史，邀请天竺禅师僧伽达多到广陵结居。元嘉二十二年（445），刘义康遭人告发谋反，被废为庶人，流放至安成郡。元嘉二十八年（451），文帝遣使持药，前来赐毒。史载“义康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不复得人身，便随宜见处分’” [309] ，说明佛理对其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影响。后被人用被子捂死，时年四十三。
5．江夏王刘义恭（413—465），武帝刘裕第五子。因聪明貌美，深得文帝爱宠。元嘉元年（424）封江夏王，历任徐州刺史、荆州刺史、南兖州刺史等职。元嘉十六年（439），进位司空。元嘉二十一年（444），进太尉，领司徒。元嘉二十七年（450）秋，领兵出镇彭城。因惧敌不作为，降号骠骑将军。元嘉二十九年（452），改授南徐州刺史，还镇东府。孝武帝在位，刘义恭曲意奉承，兼尚书令，又领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刘义恭害怕自己不为孝武帝所容，刻意低调行事，曾关注协助释弘充在法言精舍注解《首楞严经》。史载：“太宰江夏王，该综群籍，讨论渊敏，每览兹卷，特深远情。（弘）充以管昧，尝厕玄肆，预遭先匠，启训音轨，参听儒纬，仿佛文意，以皇宋大明二年岁次奄茂，于法言精舍略为注解。” [310] 大明七年（463），竹林寺有僧释慧益，欲效仿药王菩萨，焚身供佛，孝武帝闻此事，深感敬异，派刘义恭到寺阻谏，然慧益决心已定，不为所动。史载其焚身那天，“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满山谷，投衣弃宝，不可胜计” [311] ，可知场面之震撼！另有竹园寺慧濬尼（392—464），俗姓陈，山阴人，十八岁出家，史载“宋太宰江夏王义恭雅相推敬，常给衣药，四时无爽” [312] 。慧濬不蓄私财，所得供养悉经营寺舍，“竹园（寺）成立，濬之功也” [313] 。慧濬大明八年（464）圆寂，时年七十三。又有僧昙颖，会稽人，止长干寺，擅长宣唱，天然独绝，史载“宋太宰江夏王义恭最所知重” [314] 。永光八年（465），前废帝无德，刘义恭欲谋废立，反被废帝率羽林兵杀害，时年五十三。
6．南郡王刘义宣（415—454），武帝刘裕第六子。元嘉元年（424），年十二，封竟陵王，曾为都督、南兖州刺史，迁中书监，中军将军，后改封南谯王。刘义宣与求那跋陀罗交情深厚。元嘉二十三年（446），刘义宣镇荆州，邀请求那跋陀罗、慧璩同行，安止荆州辛寺。刘义宣不仅为求那跋陀罗新建房殿，请其译出《无忧王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现存本误题僧伽婆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四卷、《八吉祥经》 [315] 等经，而且还邀请求那跋陀罗开讲《华严经》。在荆州时，刘义宣还受戒于慧远弟子释僧彻，僧彻卒于元嘉二十九年（452），刘义宣为其造墓。求那跋陀罗在荆州十年，“每与谯王书疏，无不记录。及军败检简，无片言及军事者” [316] 。元嘉三十年（453）太子刘劭杀死其父宋文帝，文帝第三子刘骏起兵讨伐之，刘义宣遣参军率军三千为前锋。刘骏即位后，改封义宣为南郡王。孝建元年（454）刘义宣图谋造反，逼迫求那跋陀罗随其东下。事败，刘义宣被俘，狱中被杀，时年四十。宋孝武帝未追究求那跋陀罗随军之责，且故意问求那跋陀罗是否想念谯王，求那跋陀罗表示，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他恳请孝武帝允许他为刘义宣烧香三年。求那跋陀罗后敕住中兴寺，直至宋明帝时，仍获供养，于泰始四年（468）圆寂，时年七十五。
7．衡阳文王刘义季（415—447），武帝刘裕第七子，元嘉元年（424）封衡阳王，元嘉十六年（439）镇守荆州。他起先并不相信佛法的力量，刘义康在荆州城内曾筑堂供养经像，堂壁上多画菩萨图像。他将此处废为卧堂，墙壁也涂上泥，然而奇怪的是，这些泥“干则堕落，画状新净，了无污损，再涂犹然。王不信敬，亦谓偶然。又更浓泥，而彻见炳然。王复更毁，故壁悉更缮改” [317] 。后来刘义季遇疾，每闭眼辄见诸像森然满目，于是放弃了在此卧眠。后“求觅意理沙门，共谈佛法” [318] ，时江陵长沙寺有僧释昙光，会五经诗赋，及算数卜筮，刘义季亲自到禅房相请，给车服、人力，月供一万；又设斋会，请昙光主持导师一职。昙光于是制作忏悔文，自任唱导，唱腔一开，深得道俗倾慕。后还都止灵味寺，宋明帝湘宫设会，昙光亦参与唱导，敕赐三衣瓶钵，后卒于寺中。另有释法恭，初出家止江陵安养寺，后出京师住东安寺，以苦行卓绝、乐善好施而闻名。史载：“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阳文王义季等，并崇其德素。” [319] 刘义季因刘义康之废，不想自建功业，借酒消愁，通宵达旦，少有清醒。元嘉二十四年（447），刘义季病势沉重，文帝派人招其回京，刘义季来不及出发，死于彭城，时年三十三。
永初三年（422）年，刘裕病死，长子刘义符即位，改元景平元年（423），史称少帝。然新皇帝行为乖张，耽于享乐，“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 [320] 。翌年又杀皇弟刘义真于新安，遂被辅政大臣傅亮、徐羡之等废弃，另立刘裕第三子刘义隆为帝，改元元嘉元年（424），史称宋文帝。
刘义隆在位三十年，继续其父的治国方略。他依靠有声望的贵族辅佐，清理户籍、压制豪强兼并；减免赋税，劝课农桑；立四学为官学，复兴儒学；礼贤下士，招徕人才，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思想文化日趋繁荣。史载“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321] ，民有所系，吏无苟得。这是南朝宋世的极盛时期，号称“元嘉之治”。
刘义隆与佛教的关系，自小就已建立。据记载，宋文帝少时曾从永安寺业首尼受三归。释业首（373—462）俗姓张，彭城人。戒行清白，深解大乘，“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异，文帝少时从受三归，住永安寺，供施相续” [322] 。元嘉二年（425），王景深母范氏施舍王坦之故祠堂地建寺，名青园寺。元嘉十五年（438）业首尼又将之扩建。大明六年（462）业首尼圆寂，时年九十。元嘉五年（428），宋文帝建禅灵寺，常供千僧。 [323]
此外，还可从京城寺院以及寺内住僧的情况来考察宋文帝与佛教的因缘：
一是释慧义住持的祇洹寺。元嘉年间，释慧义所在的祇洹寺僧众依据《僧祇律》的规定生活，此律有关饮食的规定甚多 [324] ，其中的偏坐踞食法引发一场朝野争论，文帝刘义隆也因大臣上奏此事而参介进来。这些议论最早收录在刘宋陆澄的《论法目录》里，分别是《与禅师书论踞食》（郑道子）、《与王司徒诸人书论据（踞）食》（范伯伦）、《释慧义答》、《范重答》、《与道生慧观二法师书》（范伯伦）、《论据食表并诏四首》（范伯伦）。郑道子即郑鲜之（364—427），范伯伦即范泰（355—428）。就著录的篇名来看，首先是郑鲜之致书当时的“禅师”，指出踞食有轻慢之形，与僧人威仪不符，“踞食之教，义无所弘。进非苦形退贻慢易，见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肃之情，而启骇慢之言” [325] 。没有回应，范泰又写信给释慧义，亦不见回答。其后他又书与以王弘为首的权臣们，并与竺道生、慧观等僧人书信探讨此问题。范泰认为，踞食是印度的特殊习俗，是一国偏法，非天下通制；且道安时代踞食法已传来，但道安却思而未变；外国之律非定法，今之奉法白衣，决不可作外国被服沙门，不必苦守偏法。范泰还拟有《论踞食表》呈上宋文帝，以东晋的帛尸梨蜜多罗、道安、罗什等，以及近世竺道生、慧严等人均不踞食为例，后又上《重表》。作为回应，释慧义写有《答范伯伦书》，他以寺中五十僧众的名义，认为如来立戒，应谨守而行，不能随意改作，“夫沙门之法，正应谨守经律，以信顺为本。若欲违经反律师心自是，此则大法之深患，秽道之首也” [326] ，并指责范泰所言是求不异之和，贪和之为美，然和不以道，是求同不是求和，表示自己甘受宣戒之罪，也不会改变踞食法。慧义之坚持，恐不只是维护僧祇律，主要目的还在于维护其个人威望，并证明祇洹寺教团存在的价值。祇洹寺因为慧义在此坐镇的缘故，士庶归依，利养纷集。
元嘉八年（431），来华的罽宾僧求那跋摩（367—431）也被宋文帝敕住祇洹寺。他于寺开讲《法华经》及《十地经》，听众盈门。释慧义又请求那跋摩翻译《菩萨善戒》，跋摩翻译了前28品，后2品由弟子代译，共30品，还未来得及缮写，就丢失了序品和戒品，现存两个版本，或称《菩萨戒地》。后求那跋摩又翻译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等，共26卷。元嘉八年（431）九月，求那跋摩卒于寺，时年65。众僧于南林戒坛前荼毗立塔。宋文帝令众僧译出其遗文，文载《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传》。
二是释慧观住持的道场寺。自佛陀跋陀罗被摈，刘裕请居道场寺，其弟子如释慧观（生卒年不详）、释宝云（375—449）等，皆随住此寺。慧观本姓崔，清河人，有文才。元嘉初年三月三日曲水宴会，这本是文人墨客的风雅聚会，在曲折的流水中，将斟满美酒的杯子放入，让其随流而下，围坐者必须在酒杯尚未流过自己面前时及时赋诗，然后取杯饮酒。宋文帝临驾，命慧观与朝士赋诗，史载慧观“即坐先献，文旨清婉，事适当时” [327] ，琅琊王僧达、庐江何尚之对之赞不绝口。史载释慧观“妙善佛理，探究《老》《庄》，又精通《十诵》，博采诸部，故求法问道者，日不空筵” [328] 。因其深究佛理，精通佛理学疑难，时评以“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第一” [329] 。元嘉年间的《大般涅槃经》的整理工作，他和释慧严都参与其中。慧观著有《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以及《十喻序》，赞诸经序等，均流传于世。
刘义隆继位后，不仅与其父扶持的京师明德时有交往，而且有意愿迎请域外高僧。元嘉元年（424），慧观、慧聪上启宋文帝，求迎请罽宾僧求那跋摩。刘义隆“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观等，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俊等往彼祈请。并致书于跋摩及阇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顾临宋境，流行道教” [330] 。因海路不畅，加之求那跋摩走走停停，直至元嘉八年（431）正月始至建康。文帝殷勤召见，向法师请教道：“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殉物不获从志。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求那跋摩的回答甚是高明，他说“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 [331] 。指出帝王与民众所修各异，民众人微言轻，若不克己躬身，无以自立；而帝王乃九五之尊，视万民如子，其嘉言善政能使广大民众丰衣足食，比起每次就餐时思考吃肉是不是杀生的纠结，这功德可是大得多！文帝听后大为感叹，敕其住祇洹寺，供给隆厚。
元嘉十年（433），天竺僧人僧伽跋摩来到建康，受释慧观之请，亦居道场寺。据史载“祇洹慧义执意不同，诤论翻覆。跋摩标宗显法，理证明允。慧义遂回其刚褊，靡然推服，乃率其弟子服膺禀戒” [332] ，可知前述踞食之争，当发生在僧伽跋摩受释慧观之请入住道场寺，即元嘉十年（433）之后。释慧义特派弟子慧基从僧伽跋摩就学。释慧基（412—496），姓偶，吴国钱唐人，初依释慧义。十五岁时慧义启请宋文帝下敕，度其出家， [333] 后受师命就学于僧伽跋摩。僧伽跋摩建议慧基广泛问道，于是慧基四处游历，备访众师。释慧义圆寂后，慧基先后居钱唐显明寺、山阴法华寺，讲宣经教，宋文帝曾遣使迎请，然慧基称疾不行。南齐时释慧基被敕为东土僧正，详见后述。元嘉十年（433）九月，慧观等人在京城长干寺召集学士，请僧伽跋摩译出《杂阿毗昙心论》十四卷，时宝云传译，慧观亲自笔受，考核研校一周，才完成；后僧伽跋摩又陆续译出《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十卷、《分别业报略》一卷、《劝发诸王要偈》一卷及《请圣僧浴文》一卷等。僧伽跋摩于元嘉十九年（442）随西域商船出海，不详其终。元嘉二十六年（449）慧观圆寂前，邀请移居六合山寺的释宝云回来总理寺任，释宝云回道场寺一年多，后又重还六合山寺。释宝云于元嘉二十六年（449）终于此寺，时年七十四。
三是释慧严所在的东安寺。释慧严（363—443），俗姓范，豫州（安徽）人。十六岁出家，听闻鸠摩罗什在长安，遂与竺道生、慧叡一起，至长安从鸠摩罗什受业。后还都止东安寺，以佛教义学见长。史载“有慧严、慧议道人，并住东安寺，学行精整，为道俗所推。时斗场寺多禅僧，都下为之语曰：‘斗场禅师窟，东安谈义林’”
[334]
。义熙十四年（418），释慧严参加了吴郡内史孟
和右卫将军褚叔度组织的、以佛陀跋陀罗为代表的译经活动，他们一百多人在道场寺译出《华严经》六十卷。佛陀跋陀罗（359—429），印度僧人，五岁丧父、十七岁出家，以禅律闻名。后秦弘始八年（406），应游学罽宾之中国僧人智严所邀来华，因与长安鸠摩罗什僧团不和，被迫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至庐山。留居庐山期间，应释慧远所请，佛陀跋陀罗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二卷。义熙八年（412），佛陀跋陀罗赴荆州，其后居建康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以及《大般泥洹经》六卷。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一事，见载于僧传，云“至义熙十四年，吴郡内史孟
、右卫将军褚叔度即请贤（佛陀跋陀罗，此云觉贤）为译匠。乃手执梵文，共沙门法业、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译出，诠定文旨，会通华戎，妙得经意，故道场寺犹有华严堂焉”
[335]
。这不是慧严第一次参加译经，早在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冬，佛驮什受京邑诸僧之请在龙光寺主持《弥沙塞律》梵本翻译时，“什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龙光（竺）道生、东安慧严共执笔参正”
[336]
。此本即《五分律》三十四卷，于景平二年（424）四月完成。元嘉年间，释慧严还参与另一项重大的译经活动，即改编的《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又称作《南本涅槃经》。南朝涅槃学说流行，涅槃经典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其中，大乘经典的汉译本有佛陀跋多罗所译的《方等泥洹经》（六卷本），此乃法显游西域所得；昙无谶于玄始十年（421）在北凉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四十卷本，世称“北本”）；以及智猛在凉州所译的一个二十卷本，《祐录》谓为阙本。元嘉中昙无谶的《大般涅槃经》传入建康，据《高僧传》卷七《释慧严传》记载：“《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厝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
[337]
以其语言不尽人意，且品目划分不理想，于是慧严、慧观和谢灵运等，以昙无谶本为依据，又参照《泥洹经》加以改治，“南北二本之不同，一为品目之增加，此仅及北本之前五品。二为文字上之修治，则南北相差更甚微也”
[338]
，重新修订出一个三十六卷本的涅槃经，世谓之“南本”。这是当时翻译界的大事，慧严、慧观，以及谢灵运等对《涅槃经》的流通和研究做出了贡献。
刘义隆称帝后，也与慧严交好。史载宋文帝对慧严“情好尤密，每见弘赞问佛法” [339] 。刘义隆对佛教培植起兴趣，是受当时朝中大臣信奉佛教的影响：元嘉十二年（435）丹阳尹萧摩之上奏，启请对造寺及佛教雕像加以限制。时佛法传入已有年头，其教理教义得以传播，别为一家之学；出家人增多，崇佛的世家贵族子弟亦不少；寺塔的建造呈华丽增长趋势，损耗过多的材竹铜彩等社会财富。萧摩之的奏疏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姱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检，不为之防，流道未息。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岛，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 [340] 书上，宋文帝未置可否。此前有深得文帝赏识的释慧琳著《白黑论》，设白学先生、黑学道士之问答，论孔释之异同，指斥佛教用天堂、地狱之说愚弄百姓，且道本在无欲，而佛教以有欲相邀，致普通民众非利不动，如此教化，只能使朴质之风日益驰荡：“乃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夸好壮之心，兴糜废之道，单九服之财，树无用之事，割群生之急，致营造之计，成私树之权，务权化之业，结师党之势，苦节以要厉精之誉，护法以展陵竞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 [341] 衡阳太守何承天激赏释慧琳之说，著《达性论》，也一并批评佛教。永嘉太守颜延之和太子中舍人宗炳，则站在奉佛的立场，各著万余言，对他们所论加以驳斥。其中，何承天与宗炳、颜延之辩难的首要问题是神灵灭否。因为轮回报应之说，是佛教根本大义。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白黑论之争和形神因果之辩论。
因为萧摩之的上书，宋文帝召集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进行商议。何尚之列举王导、周
、庾亮、王濛、谢尚、郗超、王坦之、王恭、王谧、郭文、谢敷、戴逵、许询及何尚之曾祖何充及何准、王元琳昆季、范汪、孙绰、张玄、殷
等人名，因为这些人都是佛教的信奉者，指出他们“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或置情天人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归依，厝心崇信”
[342]
。他告诉宋文帝，奉行佛法的君王，其杀戮现象大为减少，如石虎受佛图澄的影响，苻坚和沮渠蒙逊受佛教感化，均改恶从善。但谤佛者抨击僧尼绝子绝孙，塑像造寺浪费金铜土木，对佛教倡导和平、造福于民的好处为啥只字不提呢？他提醒宋文帝，佛教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非常作用：“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寓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措？雅颂之兴理宜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
[343]
这一番话，颇让宋文帝动心。
元嘉十六年（439）前后，宋文帝诏立四学，以丹阳尹何尚之主玄学，著作佐郎何承天主史学，司徒参军谢元主文学，雷次宗主儒学。其中，何尚之是释氏崇信者；何承天曾交往释慧严，请教天竺的历法；雷次宗乃东晋名僧释慧远的弟子。且如上所述，当朝贵族士大夫如王弘、何尚之、范泰、谢灵运等均信奉佛教。设立“四学”是南朝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推动了儒学的发展，而且也使文帝刘义隆统治的元嘉时期内的佛法颇有可观。时文帝对佛教义理产生兴趣，跟慧严等僧“论道义理” [344] 。有史记载的是宋文帝想知道竺道生的顿悟之学，释慧观向他推荐了竺道生的弟子道猷。道猷在竺道生圆寂后，一直隐居在临川郡山。文帝听说后，命当地将人送至京城，“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令猷申述顿悟。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乃抚几称快” [345] 。道猷在宋孝武帝世亦受礼待，敕住新安寺为法主。时参加讲述顿悟之学的，还有慧观的弟子释法瑗（409—489），俗姓辛，陇西人。初出家事梁州沙门竺慧开，后四处游学，元嘉十五年（438）后依道场寺慧观为师，又入庐山，专心修禅。宋文帝请其下山至京城，“使顿悟之旨，重申宋代” [346] 。这是宋文帝热衷佛学的场景之一。另，史载颜延之著《离识观》及《论检》，宋文帝请慧严与之辩论，两人往复探讨，竟达终日，文帝笑说，“公等今日，无愧支（遁）许（珣）” [347] 。这是当时名士与名僧交往的场景之一。而元嘉二十年（443）慧严卒于东安寺，宋文帝下诏赞扬他识见渊远，为学界和道德的巨匠，并给钱五万、布五十匹。慧严著有《无生灭论》及《老子略注》等。
宋文帝既礼接来华僧人如昙无谶、畺良耶舍、求那跋陀罗、求那跋摩等，又与国内高僧如祇洹寺慧义、道场寺慧观、东安寺慧严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他参与朝臣关于佛教义理的一些争论，并对佛理建立起求学问道的兴趣。此外，竺道生、道渊、僧弼、道献、法瑗、玄畅、慧基、慧璩、法愿、慧览、法恭、僧亮等僧，宋文帝也都有交接。另据《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载，江夏王刘义恭尝就文帝求一义学沙门，会张敷将还江陵，文帝令其以后车载沙门同去，张敷不奉诏，上甚不悦 [348] 。可知宋文帝不仅自己礼接僧人，还下令朝臣款待有学识的出家人。文帝在位统治时间长达30年，对佛教又持支持态度，故其所在的元嘉年间是南朝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时期。《佛祖统纪》形容为：“文帝嗣位之初，观《普贤》《无量寿》二经，同时而至，至今持诵者为尤盛。是知元嘉之际，尊敬大乘，五国来贡，咸赞奉法。自渡江以来，未有此时之光大也。” [349]
宋文帝除皇后袁氏，另有众多嫔妃，故其子嗣亦不少，十九个儿子中有如他对佛教爱好者，其嫡孙也有与佛教徒交往者。兹列举如下：
1．南平穆王刘铄（431—453），文帝刘义隆第四子。字休玄，少好学，有文才。元嘉十六年（439）封南平王。时有慧观弟子释法瑗，至京城为宋文帝述竺道生的顿悟义学，史载“帝敕为南平穆王铄五戒师” [350] 。刘铄历冠军将军、湘州刺史、南豫州刺史、豫州刺史等职。元嘉三十年（453）刘劭弑立，任其为中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刘骏起兵讨伐刘劭，刘铄归顺较晚。同年五月，刘骏称帝，赠药赐死刘铄，时年二十三。
2．建平宣简王刘宏（434—458），文帝刘义隆第七子。字休度，早丧母，元嘉二十一年（444），封建平王。刘宏笃好文籍，刘义隆宠爱殊常，为立第于尽山水之美的鸡笼山。历任中护军、江州刺史、中书令等职。元凶弑立，又任左将军、丹阳尹、散骑常侍、镇军将军、江州刺史等职。宋孝武帝继位，刘宏继续为官，为尚书左仆射、中书监、尚书令等职。关于这一时期刘宏与佛教的关系，史料仅记载：“时宋熙有昙瑶者，善《净名》《十住》，及《庄》《老》，又工草隶，为宋建平宣简王宏所重也。” [351] 刘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458）疾动，其年卒，时年二十五。
3．建平王刘景素（452—476），刘宏之子。有父风，好文章书籍，召集才学之士，嗣父为建平王。从史料记载来看，刘景素曾想了解佛教戒律，故其对释昙斌“咨其戒范”。 [352] 释昙斌，俗姓苏，南阳人。十岁出家，事道祎为师，始住江陵新寺，听经论、学禅道。后四处游学，先后拜释静林、释法瑶、释法业为师，融冶百家，陶贯诸部，遂还止樊邓，开筵讲说。孝建之初，止新安寺讲《小品》《十地》，并申顿悟、渐悟之旨。宋元徽中卒于庄严寺，时年六十七。另，宋明帝在位时，释僧远遁迹山林，然高名在外，名士多前往山门拜见。史载刘景素有意请释僧远居止其先祖所创之栖玄寺，然殷勤再三，僧远终不下山。 [353] 后废帝时刘景素深遭忌惮，举兵兵败，于元徽四年（476）被斩，时年二十五。
4．建安王刘休仁（433—471），文帝刘义隆第十二子。元嘉二十九年（452），册立为建安王。宋孝武帝世，历任秘书监、南兖州刺史、侍中、湘州刺史等职；前废帝世，升迁为领军将军、散骑常侍。关于刘休仁与佛教的关系，仅《辩正论》卷三中列举其与临川王刘义庆、彭城王刘义康、南谯王刘义宣、临川嗣王刘道规五人：“右宋世诸王，并怀文藻，大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 [354] 可知他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这当与其境遇有关。或许危难之际，求助佛、菩萨的护佑，是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方法：前废帝刘子业性情狂躁，杀害公卿，且因顾忌肥壮的叔父们，将刘休仁、刘彧、刘休祐囚禁在殿内，分别给予绰号“杀王”“猪王”“贼王”，肆意殴打凌辱他们；东海王刘祎资质平庸，拙劣不聪，则起绰号“驴王”。如此困境下，连累其生母杨太妃也遭人欺辱，而刘休仁仍不得不阿谀取悦刘子业，与之周旋，以全性命。公元465年，刘彧杀前废帝刘子业于华林园，刘休仁当天就对其尽臣子礼仪。宋明帝世，刘休仁为扬州刺史、太子太傅等职，并帮助刘彧平定天下。虽然他与刘彧曾同遭囚禁，患难与共，然终因功高震主，重陷忧虑之中。后刘彧病重时，派人备办毒药将其赐死，时年三十九。
5．山阳王刘休祐（445—471），文帝刘义隆第十三子。孝建三年（456），封山阳王。大明年间，历任散骑常侍、长水校尉、湘州刺史、秘书监、侍中、豫州刺史等职。前废帝景和元年（465）入朝，进号镇西大将军，迁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宋明帝世，为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南豫州刺史、荆州刺史等职。改封晋平王。刘休祐为荆州刺史时，江陵琵琶寺住有释僧隐，俗姓李，秦州陇西人，8岁出家，曾以凉州玄高为师。玄高圆寂后，他西游巴蜀，然后止江陵，从慧彻就学。史载僧隐“研访少时，备穷经律，禅慧之风被于荆楚，州将山阳王刘休祐及长史张岱，并谘禀戒法” [355] 。然休祐性格暴戾，又贪财好色，显然未得佛法真要。泰始七年（471），明帝欲除掉休祐，借岩山射雉之机，设计杀之，时年二十七。
6．鄱阳哀王刘休业（445—456），文帝刘义隆第十五子。孝建二年（455），封鄱阳王，次年死，时年十二。大明六年（462），以山阳王刘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废还本，国除。刘休业在世时间短暂，未见其与佛教有关系之记载，然值得一提的是，其曾孙出家为僧，法号慧昭，唐代居武陵开元寺，《宋高僧传》有传。释慧昭自述身世生于梁普通七年（526），是“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 [356] 。史载其“性僻而高，恒修禅定，貌颇衰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必中。与人交言，且不驯狎，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日乞食” [357] 。三十岁曾仕陈，后惧官场争斗，为免祸，初隐居于林谷。后又历经诸多人生波折，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二十年，据说一直到唐代元和十年（815），还有人见过他，真乃奇事。
7．巴陵哀王刘休若（348—471），文帝刘义隆第十九子。孝建三年（456），封巴陵王。大明年间，历任南琅琊、临淮、南彭城、下邳太守，徐州刺史、吴兴太守等职。前废帝永光元年（465），迁左卫将军。宋明帝世，又任会稽太守、雍州刺史等职。后因私杀典签事，被降职。泰始六年（470），因刘休祐被征召进京，刘休若负责监荆州，进号征南将军、湘州刺史，同时为荆州刺史。史载这期间，刘休若与建平王刘景素，一起到僧隐的禅房，“屈膝恭礼” [358] 。随着晋平王刘休祐、建安王刘休仁相继被害，刘休若心怀危虑，后被宋明帝于第赐死，时年二十四。
元嘉三十年（453）正月，宋文帝长子刘劭构逆，其第三子刘骏率众讨伐。二月，宋文帝崩于合殿，时年四十七。四月，刘骏平定刘劭，即皇帝位，史称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六月，刘骏将造反的刘义宣赐死。
孝武帝即位之前，景平三年（425）四月，有五色云见西方，民谣流传“钱唐当出天子”，宋文帝在钱唐布置守备部队，以防应变。其后刘骏即位，在新亭寺的禅堂，世人才恍悟“钱唐”之音暗合“禅堂”二字。 [359] 刘骏居然在禅堂初登大宝，这是临时安排还是早有谋划，不得而知。宋孝武帝南下时曾改治新亭寺，并敕“研精律部，博涉经论” [360] 的释法颖为都邑僧正。然刘骏佩服有德性的僧人，早有史载：文士范晔元嘉中谋反被诛，牵连众多，门有十二丧，无人前去营理，释昙迁（384—482）因曾与之游狎，遂悉心为之营葬，刘骏闻后叹赏，对徐爰说：“卿著《宋书》，勿遗此士。” [361] 刘骏即位当年，做了两件与佛教有关的事情。
一是延请在东山寺讲经说法的释僧导至京城，居中兴寺。僧导由于前所述保护刘义真有功，被宋武帝敕住寿春东山寺。他在此寺收留从北方战乱中逃亡而来的沙门数百人，悉给衣食；对于死去的僧众，则设会行香，流涕哀悼。长安佛教因此传入江南。僧导入住中兴寺那天，刘骏亲自候迎。后敕其于瓦官寺开讲《维摩经》，史载“帝亲临幸，公卿必集” [362] ，可知场面之热烈！借讲法之机缘，僧导开导刘骏说：“护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运四等心，矜危劝善，则此沙石瓦砾，便为自在天宫。” [363] 刘骏当时虽然口中称善，实际上却未能把这位高僧的话记在心里。在位期间，他贪图享乐，荒淫腐败，不理朝事，又因担心各兄弟藩王会对自己不利，不惜骨肉相残，杀害宗室南郡王刘义宣、南平王刘铄、竟陵王刘诞、武昌王刘浑、海陵王刘休茂等，致使刘宋王朝从此走向衰落。僧导后辞还寿春，卒于石磵，时年九十六。
二是召集群臣行八关斋。八关斋是指在家信众于一昼夜受持八条戒律，如戒杀生、戒悭贪、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不着华香脂粉，不为歌舞倡乐；不卧好床，捐除睡卧，思念经道，中不食等的一种佛教仪式，又称“八关戒”。据《宋书》卷八九记载：“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指袁粲）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 [364] 刘骏亲率群臣行八关斋，可知他为信徒之一，而将不守戒律的袁粲和张淹免官，也说明他愿意站在维护佛法的这边。
孝武帝一方面亲近佛教，另一方面又企图对佛教发展进行控制。大明二年（458），羌人高阗与道人昙标者谋反，孝武帝欲沙汰不法沙门，下诏云：“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 [365] 庐陵内史周朗曾上书指出佛教中鱼龙混杂之现象：“然习慧者日替其修，束诫者月繁其过，遂至糜散锦帛，侈饰车从。复假精医术，托杂卜数，延妹满室，置酒浃堂，寄夫托妻者不无，杀子乞儿者继有。而犹倚灵假像，背亲傲君，欺费疾老，震损宫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间，莫不纠察。” [366] 周朗启请申严佛律，裨重国令，将造成恶劣影响的沙门全部罢遣；至于有特殊艺能的和尚，则制定另外的条例，提出禅义、经诵，沙门要能通其一，且要求沙门“食不过蔬，衣不出布”。孝武帝下诏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然他的诏令却因诸寺僧尼出入宫中，与后妃们相交游，未能付诸实施，可见当时佛教势力已然渗透至后宫。另大明三年（459）发生的一事，也可说明宋孝武帝对待僧人有区别。时有释法愿（414—500）者，俗姓钟，“家本事神，身习鼓舞，世间杂技及耆父占相，皆备尽其妙” [367] 。宋孝武帝即位，宗悫出镇广州，携其同行，后宗悫迁豫州此事，又携同行。大明三年（459）法愿与宗悫商议，“欲减众僧床脚，令依八指之制” [368] ，因释僧导不满此事，上闻宋孝武帝。孝武帝插手此事，敕令法愿还都，又下令沈攸之逼其破戒食肉，法愿抗命不从，被折断两颗门牙，足见当时场面之激烈！宋孝武帝大怒，敕令其还俗，为广武将军，守卫华林佛殿。直到孝武帝辞世，法愿才重新入寺为僧。法愿后得与萧道成（齐武帝，南齐开国皇帝）交好，萧道成称帝，事之以师礼。当然，此乃后话。
大明六年（462）对于孝武帝而言，是很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四月，他宠幸的殷淑仪（刘义宣之女，论辈分是刘骏堂妹）得病身亡，孝武帝悲痛异常，追封其为贵妃。其第八子始平王刘子鸾为其亡生母殷贵妃造新安寺，“敕选三州，招延英哲” [369] ，众造寺释僧远、小山寺释法瑶、南涧寺释显亮，还有竺道生的弟子道猷都被征召。其中，僧远被推举为寺首， [370] 道猷敕为镇寺法主， [371] 释慧重被敕于新安寺出家。 [372] 这一年天下亢旱，宋孝武帝礼请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求雨。求那跋陀罗（394—468），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无不精通。来华后，曾被迫从刘义宣随军；宋孝武帝即位，不追其责，依然礼待。求那跋陀罗遂往北湖钓台烧香祈请，默念诵经，密加秘咒，明天大雨连降，求雨大获成功，而求那跋陀罗亦得到丰厚供养。九月，孝武帝下达了一项要求致敬人主的诏令。沙门不拜王者与中国礼法不合，故自东晋以来，常有令致敬之议：晋成帝时，庾冰提议沙门致敬，因尚书令何充、仆射褚昱、诸葛惔等反对而未能实施；后桓玄与慧远书，要求僧人礼敬，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以示反对。此次有司奏议，令僧人拜王者，云“夫佛法以谦俭自牧，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人斯拜，目连桑门，过长则礼，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党，道挫余分。今鸿源遥洗，群流仰镜，九仙尽宝，百神从职，而畿辇之内，含弗臣之氓，阶席之间，延抗礼之客，惧非所以澄一风范，详示景则者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则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 [373] 。从《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中所描述的“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议令僧致敬，既行刳斮之虐，鞭颜皴面而斩之，人不胜其酷也，且僧拜非经国之典，亦不行之” [374] 来看，这项诏令曾被严厉地执行过，却也未能贯彻始终。僧人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此诏令的不满，如被征召止新安寺的释僧远即日谢病，退隐上定林寺。直到宋明帝时，释僧远才重新回到新安寺。而这项诏令，到前废帝初，就废止不行。
永明六年（488）后，孝武帝因殷淑妃之死哀伤过度而起病，自此少理政事。他在位十一年，残害手足，加之私生活混乱，颇引非议，然诗文造诣相当高，其为悼念殷淑妃所作的《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文，云“流律有终，心情无歇。徙倚云日，徘徊风月”，缠绵悱恻，牵动人心。孝武帝的乐府诗也写得清新自然，开帝王写民歌之先河。
宋孝武帝生前十分好色，故御女众多，且不顾人伦，连叔父荆州刺史刘义宣的四个女儿都一并召幸，其中的楚江郡主被冒充是殷琰家的女儿，封号殷淑妃。孝武帝有子二十八人。其中，与佛教有关联的，兹举例如下：
1．豫章王刘子尚（450—465），孝武帝刘骏次子。孝建三年（456），封西阳王，任扬州刺史。大明五年（461）改封豫章王，任会稽太守。大明七年（463）加号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前废帝世，任扬州、南徐州都督，领尚书令。刘子尚作为皇后之子，原先也是得宠的，但后来刘骏宠爱殷淑妃以及其子刘子鸾，刘子尚逐渐失宠。他交好释僧璩，崇其为法友。释僧璩，俗姓朱，吴国人，出家为僧业弟子。“总锐众经，尤明《十诵》。兼善史籍，颇致文藻。” [375] 始住吴郡虎丘山，宋孝武帝敕出京师为僧正，止于中兴寺。僧璩学兼内外，律行高洁，“少帝准从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为法友” [376] 。后移止庄严寺，圆寂于此，时年五十八。景和元年（465），刘彧杀害刘子业的第二天，以皇太后路惠男的名义下令赐死刘子尚与其姐刘楚玉（会稽长公主），刘子尚时年十六。
2．始平孝敬王刘子鸾（456—465），孝武帝刘骏第八子。五岁时封襄阳王，后改封新安王，加封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领南琅琊太守。因为其母殷淑妃得到孝武帝刘骏宠幸的缘故，子鸾也特为刘骏宠爱。大明六年（462）殷淑妃病亡，史载“宋新安孝敬王子鸾，为亡所生母殷贵妃造新安寺。敕选三州，招延英哲” [377] 。殷淑仪死后被追封为贵妃，其子刘子鸾加司徒，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后又加中书令。然而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后，出于对弟弟子鸾得宠的嫉妒，不仅夺其中书令之官，将其赐死，而且还“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 [378] 。刘子鸾被害时年仅十岁。
大明八年（464），孝武帝驾崩，长子刘子业即皇帝位，史称前废帝。他上位伊始，出于自己未曾得宠的怨恨，不仅杀害孝武帝与殷贵妃的宠子新安王刘子鸾，还毁弃了刘子鸾为其母所造的新安寺，将住寺僧众流放，并把中兴寺、天宝寺等也毁掉。翌年即景和元年（465）正月，刘子业“制停沙门致敬” [379] 。刘子业在位期间，还残虐杀害叔父刘义恭，以及柳元景、颜师伯，令内外百官惶恐。故宋文帝第十一子刘彧与心腹密谋，杀掉前废帝，继承大统，史称宋明帝。
明帝即位前出现了“湘州出天子” [380] 的谣言。刘彧称帝后，下令重新修建被毁弃的寺院，并召集原来的僧人各还其寺，恢复了对佛教的支持态度。史载宋明帝定乱，下令曰：“先帝建中兴及新安诸寺，所以长世垂范，弘宣盛化。顷遇昏虐，法像残毁，师徒奔进，甚以矜怀。妙训渊谟，有扶名教。可招集旧僧，普各还本，并使材官，随宜修复。” [381] 他即位后，还兴建寺院，招集讲僧，敕僧尼管理诸寺：
一是即位当年兴建兴皇寺。据《高僧传》记载，释道猛（411—475）本西凉州人，少而游历燕赵，备瞩风化，后停止寿春，力精勤学，三藏九部，精通大小数论，而特善《成实论》。明帝为湘东王时，就对释道猛深相崇荐。即位后倍加礼接，赐钱三十万，以供资待。泰始之初，明帝创寺于建阳门外，敕道猛为纲领。明帝说：“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师，非直道益，苍生亦有光于世望，可目寺为兴皇。” [382] 遂该寺名“兴皇寺”。又敕释道猛于寺开讲《成实论》。序题之日，明帝临幸，公卿皆集，释道猛的讲法深得明帝欢心，不仅下诏赞美他，而且给予供养，月给钱三万，令吏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车及步舆各一乘。泰始六年（470），明帝又敕释智藏住兴皇寺，代其出家。此据《高僧传》记载，释智藏“年十六 [383] ，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始六年敕住兴皇寺”。释智藏（458—522），俗姓顾，本名净藏，吴郡吴人。十三岁出家，师事上定林寺释僧远、释僧祐，以及天安寺释弘宗，他戒德坚定，学业通明，有名于南朝齐、梁两代，详见后述。
二是敕释僧瑾为天下僧主。释僧瑾（？—元徽中），本姓朱，沛国人，少善《老》《庄》及《诗》《礼》，后又游学内典，博涉三藏。还在孝武帝当位时，释僧瑾就敕为湘东王刘彧之师，史载“王从请五戒，甚加优礼” [384] 。刘彧即位后，特别礼遇僧瑾，给法伎一部，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冬夏四时赐并车舆吏力，有四方献奉皆赐予。僧瑾将所得财物用来修建灵根、灵基二寺。明帝晚年疑心转重，颇多忌讳，若有人言死亡、凶祸、衰白等语，则拘之。僧瑾为人正直，多加匡谏，招致明帝的疏远。时汝南周颙入侍帷幄，僧瑾劝说周颙对皇帝述“三世果报”之说，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史载明帝惊叹：“报应真当如此，亦宁可不畏！” [385] 那些因口过被囚之人因而得到释放。僧瑾元徽中卒，时年七十九。
三是以故宅起湘宫寺，大选英僧，频开讲肆。湘宫寺所费极多，呈现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的奢侈豪华特征。史载宋明帝以孝武庄严刹七层，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明帝又把宋文帝安置于彭城寺的金薄圆光佛像，移至湘宫寺。 [386] 明帝曾对新安太守巢尚之说，自己建湘宫寺是大功德，而能直言的虞愿却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徳！” [387] 尚书令袁粲闻之失色，宋明帝亦大怒，令人将其驱逐出殿。此事《高僧传》所载略有差异，记虞愿云：“此寺穿掘伤蝼蚁，砖瓦焚虫豸，劳役之苦百姓筋力，贩妻货子呼嗟满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无知，作之何益！” [388] 从这点看，虞愿倒是个真解佛教慈悲大义的人。
作为皇家寺院，宋明帝请多宝寺的释弘充为湘宫寺纲领。释弘充（？—永明中），凉州人，通《庄》《老》，解经律，善于问难。大明末过江，初止多宝寺，每开讲《法华》《十地》，听者盈堂。后移居湘宫寺，注有《文殊问菩提经》及《首楞严经》，齐永明中卒，时年七十二。宋明帝又请天宝寺的释法瑗为湘宫寺法主，史载“帝乃降跸法筵，公卿会座，一时之盛，观者荣之” [389] 。释法瑗（409—489），俗姓辛，陇西人，慧观弟子。他善谈顿悟义，宋文帝世曾应邀至京谈论，使顿悟之旨重申宋代，又敕法瑗为南平穆王刘铄五戒师。孝武帝世，曾敕法瑗为西阳王刘子尚友，然遭到婉辞。后法瑗隐于方山，“《注胜鬘》及《微密持经》，论议之隙，时谈《孝经》《丧服》” [390] 。后移居天宝寺，又移居湘宫寺。南齐世亦受帝王礼待，于齐永明七年（489）圆寂，时年八十一。此外，宋明帝礼请高僧慧隆在湘宫寺讲经。释慧隆（425—490），俗姓成，阳平人。二十三出家，十余年中，凝心佛法，贯通众典，宋泰始中出都止何园寺。史载：“宋明帝请于湘宫寺开讲《成实》，负帙问道八百余人，其后王侯贵胜，屡招讲说。” [391] 慧隆于永明八年（490）圆寂，时年六十二。明帝还在湘宫寺设会，邀请释昙光唱导，并敕赐三衣瓶钵。释昙光后来卒于寺中，时年六十五。 [392]
四是选敕僧尼为诸寺寺主。如释僧覆，昙亮弟子，学通诸经，蔬食持咒，被宋明帝敕为彭城寺主； [393] 如普贤寺的宝贤尼，此尼宋文帝曾供以衣食，孝武帝也雅相敬待，明帝即位的泰始元年（465），敕其为普贤寺主，二年（466）敕为都邑僧正； [394] 如普贤寺的法净尼，泰始元年（465）敕住普贤寺，二年（466）敕为京邑都维那； [395] 如崇圣寺的僧敬尼，宋明帝遣使从岭南迎至都，敕住崇圣寺； [396] 如禅林寺的净秀尼，泰始三年（467）明帝根据净秀尼召集的众人均以禅定为业，敕其所居寺名为禅林寺。 [397] 而泰始四年（468），求那跋陀罗圆寂，明帝深感痛惜，参与其葬仪，并给予厚葬。据《佛法金汤编》所载，“帝造丈八金像，旦常蔬食，日诵般若。感得舍利，造弘普寺” [398] 。
晚年的明帝猜忌诸弟，害怕他们在他死后夺取太子刘昱的皇位，不仅大杀立过大功的诸弟，唯留人才凡弱的刘休范，而且大清君侧，杀害朝中文武重臣。甚至好鬼神，多忌讳，任虐好杀，刘宋王朝自此而衰。
宋明帝刘彧因无生育能力，其诸子都是抱养诸弟新生的男婴，而男婴的生母则被杀掉，列于其名下的有十二子。其中，与佛教有关系的王侯为晋熙王刘燮（470—479），明帝刘彧第六子。泰始六年（470）出生，四月封为晋熙王，出继宋文帝第九子刘昶。元徽元年（473），加封征虏将军，任郢州刺史。元徽二年（474），因平定桂阳王刘休范叛乱有功，进号安西将军。元徽四年（476），进号镇西将军。昇明元年（477）进号抚军将军，改任扬州刺史。昇明二年（478）进号中军将军，加封司徒。史载“时又有道表律师，率真有高行，宋明帝敕晋熙王燮从请戒焉” [399] ，这是发生在宋明帝时的事，然具体时间不详。建元四年（479）四月，萧道成受禅，立齐国。降封刘燮为阴安县公，五月刘燮被杀害，死时年仅十岁。
明帝于泰豫元年（472）四月驾崩于景福殿，长子刘昱即位，史称后废帝。刘昱残暴成性，不仅将孝武帝的儿子全部杀掉，而且经常带上数十白棓，外出扰民，肆意杀害，见卧尸流血而乐。若左右人有看不惯他的行为者，则令其正立，以矛刺杀之，又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刘昱还前往青园尼寺寻衅滋事，夜晚到新安寺偷狗，与昙度道人饮酒煮食。 [400] 他的残暴荒诞也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元徽五年（477），拥有军事实权的武臣萧道成将其杀死，拥立宋明帝第三子刘准为帝，史称宋顺帝。
宋顺帝刘准继位时年仅十岁，名义上是皇帝，但朝中实权都掌握在萧道成手里。史载刘准曾从释僧璩受五戒，但具体时间不详。僧璩为僧业弟子，俗姓朱，吴国人。总锐众经，尤明《十诵》，兼善史籍，颇制文藻。曾为孝武帝敕为僧正，止中兴寺。史载：“璩既学兼内外，又律行无疵。道俗归依，车轨相接。少帝准从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为法友。” [401] 僧璩后卒于庄严寺，时年五十八。
479年，萧道成要求刘准禅让，派部将王敬则率军进宫。只有十三岁的刘准害怕之极，吓得躲到佛盖之下，然无济于事，王敬则带兵硬把他抬走，于是萧道成得以称帝。刘准被降封为汝阴王，迁居丹阳，派兵监管，后仍被杀害。刘准在被胁迫禅让时，曾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道尽了身为末代皇帝的悲哀。刘宋佛教的兴盛期是宋文帝元嘉时，此时因政权更迭频仍，其发展已跌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