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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佛典翻译成就很大，并且也获得了朝廷和士大夫大力支持。尽管与这一时期北方出现的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成就相比，东晋时期南方的佛典翻译有点黯然失色，但是，这一时期，在建康和庐山还是翻译出了在当时引起轰动且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几部佛典。六十卷《华严经》、《涅槃经》、“毗昙类”经典以及律本的传译，都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成就。
关于东晋时期译者，《历代三宝纪》卷七总结说：“自元皇建武元年丁丑创都，至恭帝元熙元年己未禅宋，其间一百四载，华戎道俗二十七人，而所出经并旧失译，合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 [205] 《开元释教录》卷三则说：“东晋司马氏都建康（亦云南晋），从元帝建武元年丁丑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凡一十一帝一百四年，缁素十六人，所译经律论并新旧集失译诸经总一百六十八部四百六十八卷，八十五部三百三十六卷见在，八十三部一百三十二卷阙本。” [206] 在译者总数方面有差别，主要原因在于费长房列入了沙门康法邃、释慧远、释僧敷、释昙诜、沙门支遁、沙门竺僧度、释道祖、沙门支愍度、沙门康法畅、沙门竺法济、释昙微等十一位严格地讲应该属于助译者或者注释者于其中。而沙门帛尸梨蜜多罗、沙门支道根、沙门竺昙无兰、沙门瞿昙僧伽提婆、沙门迦留陀伽、沙门康道和、康法邃、沙门佛陀跋陀罗、沙门昙摩、沙门卑摩罗叉、沙门释法显、沙门祇多蜜、居士竺难提、沙门竺法力、沙门释嵩公、沙门释退公、沙门释法勇等十七人才是东晋公认的佛典翻译者。这十七人中，鉴于法显西行求法的特殊影响，其翻译成就一并置于后文专论法显时叙述，居士竺难提属于晋宋之际的译者，也置于刘宋时期再论。在此，仅将其余十五位的翻译成就做些叙述。如前文所交代的，如沙门瞿昙僧伽提婆、沙门佛陀跋陀罗等在北方时期也曾经翻译过佛典，上文叙述十六国时期的佛典翻译时未曾叙述，在此一并叙述之。
帛尸梨蜜，西域人，时人呼之为“高座”。他于东晋初至建康，很得士人的尊敬，成为东晋初期谈玄的重要人物之一。《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都有传，内容大致相同。
当时有传说，说他是国王之子，“当承继世，而以国让弟，暗轨太伯，既而悟心天启，遂为沙门。蜜天资高朗，风骨迈举，直尔对之，便卓出于物” [207] 。从“帛尸梨密”的称呼推测，他是龟兹人。
帛尸梨蜜于永嘉年（308—313）中来到建康，“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太尉庾元氷、光禄周伯仁、太常谢幼玙、廷尉桓茂伦，皆一代名士，见之终日累叹，披衿致契”
[208]
。从文中的表述看，他到达建康数年之后，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此后，因为获得当时最有权势的王导的赏识，很快获得东晋士人的推崇。现存文献中记载了数十位名士重臣对其赞赏有加。传文中说：“周
为仆射，领选临入，过视蜜，乃抚背而叹：‘若使太平世，尽得选此贤辈，真令人无恨。’俄而
遇害。蜜往省其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诵咒数千言，声高韵畅，颜容不变。既而挥涕抆泪，神气自若。其哀乐废兴，皆此类也。”
[209]
此事一方面表明，他精通佛教的梵呗和诵咒；另一方面表明，他的表现合乎中土玄谈人士的作风。然而，他又有高深莫测的一面，“蜜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语言，蜜因传译。然而神领意得，顿尽言前，莫不叹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咒术，所向皆验”
[210]
。
关于帛尸梨蜜的译籍，《出三藏记集》著录了两部，即《大孔雀王神咒》一卷、《孔雀王杂神咒》一卷，并且说是晋元帝时所翻译。 [211] 然现存《灌顶经》九卷，从费长房开始标注为帛尸梨蜜翻译。《历代三宝纪》卷七：“《灌顶经》九卷，见《杂录》。” [212] 《开元释教录》卷三著录说：“《大灌顶经》十二卷，或无‘大’字。《录》云九卷，未详。房云见《杂录》。” [213] 现在藏经中的是十二卷，从智昇所说来看，他所见的已经是十二卷本。
值得注意的是，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著录了十一部经，其名为：《灌顶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一卷、《灌顶十二万神王护比丘尼咒经》一卷、《灌顶三归五戒带佩护身咒经》一卷、《灌顶百结神王护身咒经》一卷、《灌顶宫宅神王守镇左右咒经》一卷、《灌顶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一卷、《灌顶伏魔封印大神咒经》一卷、《灌顶摩尼罗亶大神咒经》一卷、《灌顶召五方龙王摄疫毒神咒经》一卷、《灌顶梵天神策经》一卷、《灌顶普广经》一卷。此后有一说明：
本名《普广菩萨经》或名《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凡十一经，从《七万二千神王咒》至《召五方龙王咒》凡九经，是旧集《灌顶》，总名《大灌顶经》，从《梵天神策》及《普广经》《拔除过罪经》凡三卷，是后人所集，足《大灌顶》为十二卷，其《拔除过罪经》一卷，摘入疑经录中，故不两载。 [214]
从这一叙述可知，僧祐看到了九部被集成而总名《大灌顶经》的佛典，但仍然将其单独著录。此外，还有三经三卷，僧祐认为是后人所集。两种合起来即成十二卷《大灌顶经》。从僧祐编集此书的过程看，这一著录是他从收集到的经本中得来的，原写本未署译者名，因而僧祐将其归入失译录中。此后隋代法经则将《大灌顶经》九卷和其他几种分别著录。 [215]
从以上叙述可知，《大灌顶经》九卷本久已存在，十二卷本则可能晚出。特别是，僧祐曾指出：“《灌顶经》一卷，一名《药师琉璃光经》，或名《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右一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秣陵鹿野寺比丘慧简依经抄撰。此经后有续命法，所以遍行于世。” [216] 僧祐说，《拔除过罪经》是由比丘慧简于宋大明元年（457）从某种经中抄出改编的，此经后面部分“续命法”，因而在当时单独流行。
僧传记载，帛尸梨蜜于成帝咸康年（335—343）中卒，八十多岁。
史籍中提及帛尸梨蜜有一位弟子，法号觅历。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三《帛尸梨蜜传》说他“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 [217] 同书卷一二则记载曾经有《觅历高声梵记》的文章，并说：“呗出《须赖经》。” [218] 慧皎在《高僧传》卷一三《经师篇》的论赞中说：“爰至晋世，有高座法师，初传觅历，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 [219] 可见，帛尸梨蜜所传的梵呗至梁代还在流行。同书卷五又著录：“觅历所传《大比丘尼戒》一卷，阙。” [220] 同书卷一一载文对此批评说：“而戒是觅历所出寻之殊，不似圣人所制法。汰、道林声鼓而正之，可谓匡法之栋梁也。” [221] 而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五则得知：“《比丘尼戒本》一卷，此尸梨蜜弟子觅历所传。诸录皆疑，故附伪。” [222] 可见，作为帛尸梨蜜的弟子，觅历曾经在律本中摘抄出一部《大比丘尼戒》。
关于支道根的材料很少。费长房依照竺道祖《晋世杂录》而著录，智昇沿袭之。《开元释教录》卷三：
《阿閦佛刹诸菩萨学成品经》二卷，太康年出，第二译。与汉支谶译者，大同小异。见竺道祖《晋世杂录》。
《方等法华经》五卷，咸康元年译。见竺道祖《晋世杂录》，第四出，与法护《正法华》等同本。
右二部七卷其本并阙。沙门支道根，履味游方，怀道利物，以成帝咸康元年乙未译《阿閦佛刹》等经二部。长房等《录》并云《阿閦佛经》太康年译，其太康年在西晋武帝代，与咸康相去向六十年，同是一人两朝出经者，恐时太悬也。此应传写差误，多是咸康耳。 [223]
依据这些材料可知，支道根曾经在东晋咸康元年（335）翻译出《阿閦佛刹诸菩萨学成品经》二卷、《方等法华经》五卷两部佛经。
从隋唐经录著录归于其名下的译籍来看，昙无兰属于整个东晋时期翻译佛典较多的僧人之一。关于昙无兰的生平却所知有限，从经录所记载的竺昙无兰的名号及其所行事推知，他来自天竺，在孝武帝时期在建康翻译了几十种佛典。
《出三藏记集》卷一一所收载的竺昙无兰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是有关昙无兰的珍贵文献，从中可以窥知其人其学修之梗概。其文说：
兰自染化，务以戒律为意。昔在于庐山中竺僧舒许得戒一部，持之自随。近二十年，每一寻省，恨文质重。会昙摩侍所出戒，规矩与同，然侍戒众多，施有百一十事，尔为戒有二百六十也。释法师问侍。侍言：“我从持律，许口受一一记之。莫知其故也。”……余因闲暇，为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为本，二百五十者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系之于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为二者，有以三为一者。余复分合，令事相从。然此二戒，或能分句失旨，贤才聪叡，若有揽者，加思为定，恕余不逮。 [224]
这篇序文中还涉及几种律本的若干差别，引文从略。归纳上述引文，可得如下要点。
其一，昙无兰出家后特别注意戒律问题，常常收集律本。他曾经在庐山从“竺僧舒”处获得一部戒律律本，依照当时的惯例，持此法号者或者是天竺僧人，或者其师是天竺僧人。无论如何，此律本应该是梵文。可举一例作旁证。竺法汰撰《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一文说：“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错得其药方一柙，持之自随二十余年，无人传译。近欲参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开通，至于此也。” [225] 这是说，他昔日曾经从某处获得一部时人说之为《大露精比丘尼戒》的“外文”律本，一直保存二十年，无从翻译。近日想请人翻译，经人阅读方知是“药方一柙”。而上文的昙无兰所获律本，二十年“每一寻省”云云，如果是汉语且与昙摩特本接近，昙无兰不拿出流通而等待昙摩特的译本出来再来合校，于情理不合。
其二，文中说的昙摩侍也称昙摩特，他于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在长安翻译出《比丘大戒》一卷。文中的“释法师”就是释道安。从此文叙述中推出所谓“三部合异”中的两部，一部是自己从天竺僧人处得到的律本，一种是昙摩侍所翻译出的《比丘大戒》，第三种不明，也许是竺法汰所删改过的昙摩侍译本。文中说：“而此戒来至扬州，汰法师嫌文质重，有所删削。此是其本未措手，向质重者也。” [226] 这三本中，第一本一定是梵文，所以，昙无兰编订此本的过程有一定的翻译属性，至少是现代意义上的“校译”。
其三，在合校工作完成后，“比丘僧祥定后，后从长安复持本来，更得重挍。时有损益，最为定” [227] 。可见，昙无兰的严谨态度是一贯的。
其四，此文最后一段说：“晋泰元六年岁在辛巳六月二十五日，比丘竺昙无兰，在扬州丹阳郡建康县堺谢镇西寺，合此三戒，到七月十八日讫。故记之。” [228] 由此文的写作时间太元六年（381）上推二十年则为东晋升平五年（361），此时前后，昙无兰在庐山且从同在庐山的竺僧舒处获得梵文律本。这可说明，昙无兰至迟在此年之前已经来到中土。隋唐经录著录于他名下的译籍有百部之多，在东晋朝是罕见的。这也许不是空穴来风。
对于隋唐经录著录的如此众多的昙无兰译籍，现代学者之所以怀疑者众，主要是因为僧祐仅仅著录了昙无兰译籍二种。《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
《三十七品经》一卷，晋太元二十年岁在丙申六月出。
《贤劫千佛名经》一卷。
右二部，凡二卷。晋孝武帝时，天竺沙门竺昙无兰，在扬州谢镇西寺撰出。 [229]
这一记载有一错误。太元二十年（395）不是丙申年。关于《三十七品经》，僧祐自己编的书中就载有昙无兰自己写的序文。序文先介绍了三十七品的内容，文后则说：“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二字，除后六行八十字不在计中。晋泰元二十一年岁在丙申六月，沙门竺昙无兰在扬州谢镇西寺撰。” [230] 可见，上述年代也许是传抄错误，但隋唐经录都沿袭了错误。另外，《三十七品经》久逸，但2008年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了抄本，现存于南京博物院。 [231]
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卷七说：“右一百一十部合一百一十二卷，孝武帝世，西域沙门竺昙无兰，晋言法正，于扬都谢镇西寺。兰取世要、略大部出。唯二经是僧祐《录》载，自余杂见《别录》。虽并有正本，既复别行，故悉列之，示有所据。” [232] 费长房在此除列出昙无兰译籍的总数和依据之外，还解释了昙无兰的习惯做法及“取世要、略大部”，也就是从中土的信仰、修行出发，取最急需而篇幅不大的经籍去翻译，因此，其部数大多仅一部是二卷，其余均是一卷本。
智昇在《开元释教录》卷三中对费长房的说法做了修正。他说：
沙门竺昙无兰，晋云法正，西域人也。以孝武帝太元六年辛巳至太元二十年乙未，于扬都谢镇西寺译《采莲违王》等经六十一部。见长房《录》。又长房等《录》更有四十八经，亦云法正所译，今以并是别生抄经，或是疑伪，故并删之。 [233]
智昇所说的昙无兰翻译佛典时间有误，应该是从太元六年（381）至太元二十一年（396）。智昇发现了《出三藏记集》的干支与年号纪年不符，但未核对昙无兰的原文，所以也改错了。应该特别指出，如前文所指出的，昙无兰来中土时间相当长，圆寂时间也未见记载，而经录所记载的他翻译活动的起止时间可能是以现存的昙无兰的两篇序文界定的。总之，太元六年（381）不一定是他开始翻译的时间，太元二十一年（396）也不一定是他结束翻译活动的时间，因此，隋唐经录记载的昙无兰的译籍数量不见得就是虚构。
昙无兰的译籍中，智昇看到且现存的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234] ，名称如下：
《采莲违王上佛授决号妙华经》一卷、《陀邻尼钵经》一卷、《摩尼罗亶经》一卷、《玄师颰陀所说神咒经》一卷、《云幻王颰陀经》一卷、《寂志果经》一卷、《铁城泥梨经》一卷、《阿耨风经》一卷、《梵志
罗延问种尊经》一卷、《泥犁经》一卷、《戒德香经》一卷、《四泥黎经》一卷、《国王不犁先尼十梦经》一卷、《水沫所漂经》一卷、《玉耶经》一卷、《五苦章句经》一卷、《自爱经》一卷、《中心经》一卷、《见正经》一卷、《大鱼事经》一卷、《阿难七梦经》一卷、《呵雕阿那含经》一卷、《新岁经》一卷、《比丘听施经》一卷、《佛般泥洹摩诃迦叶赴佛经》一卷。
此外，还有一种是智昇未见因而未能收入藏经，然保存于敦煌文献中的《三十七品经》一卷。
太元年间，外国沙门迦留陀伽也曾经翻译过佛典。《历代三宝纪》卷七记载：“《十二游经》一卷，第二出，与强梁译者小异。右一卷，孝武帝世，外国沙门迦留陀伽，晋言时永，太元十七年译。见竺道祖《晋世杂录》及宝唱《录》。” [235] 智昇沿袭了这一著录。此经现存。
太元年间，外国沙门康道和也曾经翻译过佛典。《历代三宝纪》卷七记载：“《益意经》三卷，第二出。右一部合三卷，孝武帝世，沙门康道和太元末译，见竺道祖《晋世杂录》。” [236] 《开元释教录》卷三沿袭这一著录，并说是太元二十一年（396）译。 [237] 此经现已不存。
僧伽提婆是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在东晋时期，他由北到南，先在长安，后至庐山，最后在建康，于三地翻译佛典。他精通毗昙学，对毗昙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僧伽提婆，意译为“众天”，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人，俗姓瞿昙。出家后，笃志好学。梁慧皎《高僧传》卷一《晋庐山僧伽提婆传》说他“入道修学，远求明师，学通三藏，尤善《阿毗昙心》，洞其纤旨。常诵《三法度论》，昼夜嗟味，以为入道之府也” [238] 。这说明僧伽提婆不仅精通三藏，而且对“毗昙学”有精深的研究。
关于僧伽提婆到达长安的时间，《出三藏记集·僧伽提婆传》和《高僧传·僧伽提婆传》史籍记载得很模糊，然释道安撰《阿毗昙序》明确说：“建元十九年，罽宾沙门僧迦禘婆，诵此经甚利，来诣长安。” [239] 于建元十九年（383）四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三日翻译出《阿毗昙八揵度》。《出三藏记集·婆须蜜集序》记载，秦建元二十年（384）翻译《婆须蜜》之时，“佛念译传，跋澄、难陀、提婆三人执胡本，慧嵩笔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讫” [240] 。由此可知，僧伽提婆在长安时期已经从事翻译活动。淝水之战后，关中大乱。“后山东清平，提婆乃与冀州沙门法和俱适洛阳，四五年间，研讲前经。居华岁积，转明汉语，方知先所出经，多有乖失。法和叹恨未定，重请译改，乃更出《阿毗昙》及《广说》；先出众经，渐改定焉。顷之，姚兴王秦，法事甚盛，于是法和入关。而提婆渡江。先是庐山慧远法师，翘勤妙典，广集经藏，虚心侧席，延望远宾，闻其至止，即请入庐岳。以太元十六年，请译《阿毗昙心》及《三法度》等经。” [241] 《出三藏记集》的叙述有错误，姚兴称秦王是在东晋太元十八年（393），而如引文所叙述，僧伽提婆于太元十六年（391）就受庐山慧远的邀请到达庐山，翻译《阿毗昙心》及《三法度》等。而此时前秦的统治者是姚苌。从文中语气推测，僧伽提婆可能是早于法和离开洛阳的。而从太元十六年（391）逆推，僧伽提婆和法和离开长安到达洛阳的时间是在太元十一年（386），即道安圆寂的第二年。
从太元十六年（391）开始，僧伽提婆在庐山停留了五六年，“乃于波若台，手执胡本，口宣晋言，去华存实，务尽义本” [242] ，完成了《阿毗昙心论》及《三法度论》的翻译。
东晋至隆安元年（397），僧伽提婆“游于京师。晋朝王公及风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时卫军东亭侯王珣，雅有信慧，住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提婆至止，珣即迎请，仍于其舍讲《阿毗昙》，名僧毕集，提婆宗致既精，辞旨明析，振发义奥，众咸悦悟” [243] 。当时庐山与建康佛教的联系密切，大概僧伽提婆在庐山的表现已经引起京城僧俗两界的注意，所以他一到建康，即引起了京城僧俗学习毗昙的兴趣。
隆安元年（397）冬天，王珣召集京都义学沙门四十余人，“更请提婆于其寺，译出《中阿含》，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胡本，提婆翻为晋言。至来夏方讫” [244] 。僧伽提婆在建康住于东亭寺，《中阿含经》就是在此寺翻译的，历时近一年。
关于僧伽提婆的译籍，《出三藏记集》著录如下：
《中阿含经》六十卷，晋隆安元年十一月十日于东亭寺译出，至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讫。与昙摩提所出大不同。
《阿毗昙八揵度》二十卷，一名《迦旃延阿毗昙》，建元十九年出。
《阿毗昙心》十六卷，或十三卷，苻坚建元末于洛阳出。
《鞞婆沙阿毗昙》十四卷，一名《广说》，同在洛阳译出。
《阿毗昙心》四卷，晋太元十六年在庐山为远公译出。
《三法度》二卷，同以太元十六年于庐山出。
上六部，凡一百一十六卷，晋孝武帝及安帝时。罽宾沙门僧伽提婆所译出。 [245]
上述六部译籍，长安时期、建康时期僧祐各列入一部，洛阳时期和庐山时期僧祐分别列入两部。
费长房是将僧伽提婆在北方和南方的译籍分开著录的。《历代三宝纪》卷七著录了僧伽提婆东晋时期的译籍五部。《中阿含经》六十卷、《阿毗昙心论》四卷、《三法度论》二卷，这三部与《出三藏记集》相同，而不同的是：
《增一阿含经》五十卷，隆安元年正月出是第二译，与难提本小异，竺道祖笔受。或四十二，或三十三，无定。见道祖及宝唱《录》。
《教授比丘尼法》一卷，见《别录》，亦在庐山出。 [246]
《历代三宝纪》卷八著录僧伽提婆在北方的译籍：
《阿毗昙八犍度》三十卷，建元十九年出。亦名《迦旃延阿毗昙》，竺佛念传语，沙门慧力、僧茂等笔受。佛灭后三百余年迦旃延阿罗汉造，或二十卷。
《阿毗昙心》一十六卷，建元末于洛阳出，见僧叡《二秦录》。
《毗婆沙阿毗昙》一十四卷，亦云《广说》，同在洛阳出。见《二秦录》。 [247]
费长房共著录僧伽提婆译籍八部。
智昇与费长房一样也是按照北方、南方分开著录的。《开元释教录》卷三著录僧伽提婆在长安时期译籍《阿毗昙八揵度论》三十卷、《阿毗昙心》十六卷两部。而关于“《鞞婆沙》十四卷，准安公《序》是跋澄译，今此除之” [248] 。
将上述三家的著录比较可知，僧祐著录六部，费长房著录八部，智昇著录七部，发生争论的是《增一阿含经》五十卷、《教授比丘尼法》一卷和《毗婆沙阿毗昙》十四卷。前两者是僧祐所无而被费长房和智昇列入，后者则仅仅为智昇否认。
总之，现在署名僧伽提婆翻译的佛典，有些是他自己首译的，有些则是改译自当时长安时数位外来僧在道安主持下的译作的，情况看起来较为复杂。但总体上说，他翻译了八部佛典，还是可信的。
佛陀跋陀罗（359—429），又作佛驮跋陀罗、师佛大跋陀、佛度跋陀罗、佛陀跋陀，意译作“觉贤”“佛贤”。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族姓释迦，是释迦牟尼叔父甘露饭王的后裔。佛陀跋陀罗五岁丧父，十七岁出家。据说其背诵经典，一日能完一月之业。曾与同学僧迦达多游罽宾，与后秦僧人智严同从大禅师佛大先（觉军）受禅法。后受智严之请东来，在后秦弘始八年（406，另有九年或十年之说）至长安。因与鸠摩罗什不和，被迫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赴庐山，备受慧远欢迎。留居庐山年余，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两卷。佛陀跋陀罗大概于义熙七年（411）离开长安南下庐山，在庐山一年余又至荆州。在此遇见时任太尉的刘裕，“太尉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尉还都，便请俱归，安止道场寺” [249] 。根据《宋书·本纪二》记载，义熙“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 [250] 。因此可知，佛陀跋陀罗是在此年（413）二月至建康，驻锡道场寺的。而在此时，从天竺归来的法显南下至建康。于是，佛陀跋陀罗与法显一起合作翻译法显从天竺带回来的梵文本经律。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法显从天竺、师子国带回建康的十一部经律，法显与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一起合作译出六部，凡六十三卷。
东晋义熙八年（412）赴荆州，义熙九年（413）又到建康常住道场寺译经，元嘉六年（429）卒，春秋七十一岁。
关于他所翻译的佛典，《出三藏记集·佛陀跋陀罗传》记载了十一部，除六十卷《华严经》之外，“其先后所出，六卷《泥洹》、《新无量寿》、《大方等如来藏》、《菩萨十住》、《本业》、《出生无量门持》、《净六波罗蜜》、《新微密持》、《禅经》、《观佛三昧经》，凡十一部” [251] 。慧皎则又特意补充了与法显等译出的《摩诃僧祇律》四十卷以及《修行方便论》等，构成“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 [252] 。隋代费长房所见与此大体一致，只是少计两卷，“《高僧传》云，贤出《泥洹》及《修行》等一十五部凡一百一十七卷。依宝唱《录》足《无量寿》及《戒本》，部数虽满，尚少二卷，未详何经” [253] 。可见，佛陀跋陀罗所译佛典的数量和名目大致不差，应是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
关于昙摩三藏，经录本身的记载分歧很大。但从几种文献记载看，也不便否定此僧及其翻译活动的真实性。在此，姑且将材料罗列并略作分析。
根据经录记载，隆安四年（400）昙摩曾经在建康译出过一部律本。《历代三宝纪》卷七著录说：
《众律要用》二卷，人、处不同，文亦大异。见《别录》。
上一部二卷，安帝世隆安四年三月二日，沙门释僧遵 [254] 等二十余德，于扬州尚书令王法度精舍，请三藏律师昙摩晋言法善，译出《律事》，《序》具卷首，明佛法僧物互相交涉分齐，差殊甚要，须善防护。 [255]
依据此说，在东晋隆安四年（400）三藏律师昙摩在建康翻译出《律事》即《众律要用》二卷。对这一记载，《大唐内典录》等经录都做了沿袭，但对昙摩之名的意译说法不同，道宣注为“法泽”。 [256]
《开元释教录》卷三著录为“沙门昙摩，晋翻云法，善于律学 [257] ，以安帝隆安四年庚子三月二日，于扬都尚书令王法度精舍，沙门释僧遵等二十余德，请译《杂问律事》，《序》具卷首，明佛法僧物互相交涉，分齐差殊甚要，须善防护” [258] 。在同书卷十五，智昇对此做了推测：
房《录》又云，昙摩译者，明佛法僧物互相交涉，分齐差殊甚要，须善防护。今藏中有《五百问事经》一卷，有三十三纸，亦明佛法僧物不得参涉事，然名目不同。莫知所以。余《录》云出《十诵律》者，即《五百问经》中明三十九夜受日等事。即与《十诵》符同，但以名目有殊，未为克定，后诸博见，详而正之。 [259]
智昇的这一分析是想将此典与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从《十诵律》摘录出来的《杂问律事》二卷做些区分。但当时译本已不存在，仅凭费长房摘抄的几句介绍，是不能说清楚的。
卑摩罗叉，意译为“无垢眼”，罽宾人。《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传》叙述其事，其文说：
出家履道，苦节成务。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及龟兹陷没，乃避地焉。顷之，闻什在长安大弘经藏，欲使毗尼胜品，复洽东国。于是，杖锡流沙，冒险东入。以伪秦弘始八年达自关中，什以师礼敬待，叉亦以远遇欣然。及罗什弃世，叉乃出游关左，逗于寿春，止石涧寺。律众云聚，盛阐毗尼。罗什所译《十诵本》五十八卷，最后一诵谓明受戒法及诸成善法事，逐其义要名为“善诵”。叉后赍往石涧，开为六十一卷，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故犹二名存焉。 [260]
由这些叙述可知，卑摩罗叉是鸠摩罗什在西域时的老师，精通律本。在鸠摩罗什卒后，南下至寿春，住于石涧寺。后来，他又“南适江陵，于辛寺夏坐，开讲《十诵》。既通汉言，善相领纳，无作妙本，大阐当时。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条知禁者，数亦殷矣。律藏大弘，叉之力也。道场慧观深括宗旨，记其所制内禁轻重，撰为二卷，送还京师。僧尼披习，竞相传写。时闻者谚曰：‘卑罗鄙语，慧观才录。都人缮写，纸贵如玉’” [261] 。慧观所记“其所制内禁轻重”而成的著述，即经录著录的《杂问律事》二卷。 [262]
《历代三宝纪》卷七记载：“《毗尼诵》三卷，是《十诵》后‘善诵’。《杂问律事》二卷（《众律要用》）。并见《二秦录》。” [263] 对此，智昇做了较为准确的解释：
《十诵律毗尼序》三卷，亦云《十诵律序》。今合入《十诵》，末后三卷是房云《毗尼诵》，注云是《十诵》后“善诵”，非也。其“善诵”有四卷，是《十诵》中第十诵也。见《二秦录》。
《杂问律事》二卷，《众律要用》第二出。见《二秦录》。 [264]
关于前者，智昇是从当时流行的全本来做说明的，而费长房依据《二秦录》的记载，恐怕叙述的是卑摩罗叉补译的部分单独传抄的卷数。
很遗憾，僧传叙述卑摩罗叉的晚年时有疏漏，在叙述完他在江陵的活动之后，说：“其年冬，复还寿春石涧，卒于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叉为人眼青，时人亦号为‘青眼律师’。” [265] 如此模糊的叙述，只能从慧观等人在江陵活动的时间大致推断出，他的卒年在东晋义熙十四年（419）前后。
关于竺法力，现存史籍中记载非常少。《历代三宝纪》卷七著录说：“《无量寿至真等正觉经》一卷，一名《乐佛土经》，名《极乐佛土经》。右一经一卷，恭帝元熙元年二月，外国沙门竺法力译，是第六出。与支谦、康僧铠、白延、竺法护、鸠摩罗什等所出本大同，文名少异。见释正度《录》。” [266] 智昇沿袭了这一载录。恭帝元熙元年（419）二月，竺法力翻译出《无量寿至真等正觉经》一卷，从经题推测，内容是有关弥陀净土的。文中说其来自外国，从“竺”可知，法力来自天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