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都繁会图

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朱元璋率领一小支红巾军攻下集庆，改其名为应天府。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即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八月，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诏改南京为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北迁首都，正式改京师为南京、北平为北京。朱棣以南京作为范本营建新都，特别是在建设宏丽的宫城时，以钟山（紫金山）南麓明皇宫为模板，故此无论南京还是北京的宫城皆称“紫禁城”。南京从此在政治地位上成为明王朝的留都（也称陪都、南都），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济上，明初官方控制的手工业和漕运贸易等为金陵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交通上，金陵作为“东南门户、南北咽喉”，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和四方商品贸易的中心；文化上，金陵自古“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

明人画《南都繁会图卷》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明代金陵都城的繁华景象：数不清的酒楼、饭馆、茶社、书铺、裱画等店铺鳞次栉比，官衙、庙宇、民房、卜卦命馆、戏台等也杂处其间，街巷纵横，车水马龙，喧嚣熙攘，高跷、杂耍，元宵观鳌山、搭台唱戏等艺术活动应有尽有，可谓热闹非凡，蔚为大观。这些景象生动地展现着明代中后期留都金陵城的物质和文化风俗。此图卷更描绘了明代南京城市商业兴盛的场面。画面从右至左，由郊区农村田舍开始，经城中的南市街和北市街，止步于南都皇宫，着重表现纵横的街市。市面店铺林立，标牌广告林林总总，车马行人摩肩接踵。画卷在南都皇宫前结束。画卷内共绘有1000多个职业身份不同的人物和109个商店的招幌牌匾，充分反映了明代江南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南都繁会图卷》出现于明代中期，诚是一幅细腻再现当时南都金陵社会生产、经济生活和历史风貌的民俗画卷，堪与《清明上河图》媲美。

秦淮灯火之盛，天下所无。《南都繁会图卷》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代南京秦淮河畔及三山街一带的繁华热闹街景。源自姑苏地区的昆曲是我国古老的戏曲之一，明代以来在南京特为风靡，除了江湖剧社、草台班子功不可没外，还与寓居南京的名流贤达、歌姬艺伎等有着较大关系。据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载，万历以前，南都喜爱附庸风雅，图个热闹的公侯、缙绅及富贵人家，凡有宴会时，小集“多有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举办大宴席则用“教坊打院本（即演杂剧）”，后乃演变为“南唱”，举行较大集会则用“南戏”。清音流韵，曲声传情，“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 从《南都繁会图卷》中亦可看见，闹市戏台上的演员化装唱戏，台下围满了观众，而且还吸引了周围商铺楼上的人们观看。秦淮两岸河房河厅，一些士子名媛怡情冶游、诗酒风流，在历史上形成了一条情韵独特的南都社会风景线。

明代南京作为开国京师和后来的留都，也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古玩集散地和典籍刻印中心。“金陵派”制版刻印技法享誉一时，后来还衍生出艺惊华夏的“十竹斋套色水印木刻”。《南都繁会图卷》中所现的“画寓”“上细官窑名磁（瓷）”“裱画”“书铺”“刻字镌碑”“乐贤堂名书发兑”“官启名笺”等店肆招幌，则从另一个侧面得到了印证。图卷描绘秦淮河上的繁忙景象，表明那时的水上交通运输已经比较发达了。画中的钱庄、金银铺号也反映了金融货币业在南京的发展状况，像“万源号通商银铺”，还有“出入公平”的招幌。而“福广海味发客”“川广云贵德森字号”“立记川广杂货”“西北两口皮货发客”“人参发兑”“南北果品”“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等店招，则以图画形式记录了当时南京的商贸经济发展。在悬有“兑换金珠”招牌字样的金店门前，坐着一位佩戴眼镜的老者，而眼镜在当时属于“舶来品”。 由此可见明代南京海内外的商品交易情形。

通过画卷我们可以看到南都商业兴隆的繁华景象，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文化气息。明代金陵完全成为一个吸四海风，纳八方客，容十方财之人口、风俗和文化的大都市。金陵原为六朝京师和南唐旧都，素来号称“江南鱼米之乡”，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积淀丰厚，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尽管屡遭兵燹战乱袭扰，但是昔人怀古咏叹不绝，“心灵之作”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千古吟唱，反映出金陵具有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金陵古来就是“佛教之都”，至元代仍然为江南佛教之重镇，这从元文宗将潜邸改为大龙翔集庆寺可以看出，大龙翔集庆寺不仅寺宇恢宏壮丽甲天下，并且其住持寺僧的地位也冠于江南“五山十刹”的寺僧。 YC1q7aHtO9jXwJwHeg/EXvM+1CIF2VuuFBRaK/gxKllfuZGkqhZxVOOSQY8oHq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