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元末社会危机重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阶级关系恶化，广大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尤以农民为甚。元代宗室、皇戚、官僚、寺院等通过赏赐获得了数量巨大的土地，无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二是元朝实行对汉人、南人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其间还交织着夷夏文化冲突。三是元代废弃礼教，儒学衰微，因循百年，导致整个社会缺乏强有力的精神控制体系，从根本上给其岌岌可危的腐朽统治以致命一击。元末明初之际，朱元璋倡导恢复汉族衣冠和华夏礼制，复兴儒学，其所推行的社会重建与文化变革的一系列措施，深刻塑造了元末明初的社会形态，影响了汉传佛教之走向。
据研究，元代统治者虽曰崇佛，但对汉地佛教采取“遵教抑禅”的态度，故而导致禅宗的式微。由于文化处境的压迫，禅宗在北方几乎一蹶不振；南方禅门的重要一支——临济宗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一系，多与元代朝廷保持疏离态度，而与儒家士大夫阶层多有往来。元兵南下灭宋后，多数禅师出于民族心理和气节观念，不肯接受新朝廷，甚至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元初最有影响的禅师，大多数不与新政府合作。
元末动荡加剧了士大夫的逃禅倾向，这些僧人遂成为士人逃禅的有力支持。于是，“至正间，四方多事，士大夫逃禅海滨者众矣”
。中峰禅师，讳明本，得法于高峰原妙，为临济宗第十八世、少林二十九世之正胤。“视声名而若浼，甘肥遁以如饴”，“提凤阁之儒臣，醒天潢之贵戚。而永明寿、明教嵩，庶可并驾云”。
南方临济宗兴盛，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一系以外，元末禅僧以笑隐大与元叟行端最为著名，入明禅僧中出其门下者甚夥。笑隐大住持金陵龙翔集庆寺，其下有孚中怀信、觉原慧昙皆受到朱元璋称赞，改龙翔集庆寺为大天界寺，命其相继住持。元叟行端下有楚石梵琦，号称明代“国初第一等宗师”。
元末儒士逃禅出现两种典型倾向：一种如宋濂，因元王朝压制汉人、南人而深感失望，同时也感到这个王朝腐朽不堪、行将就木，不值得为之效劳，故对元朝廷任命推辞不就而隐于山林，时与方外交游。
元末宋濂从楚石梵琦禅师游，“楚石禅师，名梵琦，乃径山元叟端禅师之高弟也。至正间，帝师强赠师号佛日普照慧辨，琦亦不署也。……自称西斋老人。……从西斋游者，如宋公景濂辈，最称博物。入西斋之门，剧谈多北，或有问时势否臧，琦但唱休休歌，其声韵莫测”
。宋濂虽然隐于山林，但仍抱有儒士的积极入世之心。当朱元璋进军浙东时，他应召“儒学提举”，成为明代开国文臣。另一种如丁鹤年，自居元遗民，筑“逃禅室”，以逃禅姿态传达其遗民立场。又如宋濂好友戴良，不愿仕明，对新朝持观望态度。明初政治生态严酷，一定程度上与士人之持观望心态而不认同新政权有关。据明中叶太仓人陆容（1436—1494）回忆，他弱冠时曾见过一位八十多岁的隐居老僧，老僧在交谈中感叹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
这位老僧描述了元明鼎革政局动荡下，士人视仕途为“畏途”的遭际。朱元璋总结元亡教训，认为元政失于宽纵，为防重蹈覆辙，治国须行猛政：“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明代开国百废待兴，为了赢得江南士人对新政权的认同，也为了明初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朱元璋不拘一格征召禅僧与儒士，优抚与强制并行，乃至发布《大诰》，在诏令中严厉告诫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元末明初的政治生态铸就了江南士大夫的性格特征，如文徵明的后代文震孟在明末撰写《姑苏名贤小纪》，声称“当世目吴人为轻柔浮靡，而不知清修苦节之士可为矜式者不少，故择长洲吴县人物卓越者各为之传”。明代金陵人士顾起元在笔记中也提到江南士大夫之“苦节”，可谓惺惺相惜：“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穷为第一义，故昔人有云：咬得菜根，定百事可作。又云：须是硬脊梁，于事始有担荷。”
明中期以后，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弃儒就贾”蔚然成风，江南士商相互渗透，带来士风的急遽变化，传统的四民——士、农、工、商之社会结构也受冲击。而社会的商业化趋向，不单使江南士绅面临着生活的选择，也同样使佛教丛林遭受了世俗化的影响。恰逢此时，阳明心学勃兴，儒者讲学盛行，开启了明中后期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与明末佛教复兴思潮相互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