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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帝与佛教的特殊因缘，迥然异趣于洪武、建文二朝，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首先是靖难之变中他的主谋师——僧人道衍对他施加的佛教影响。其实他的佛教认知和管理政策更多来自帝王家族的影响和现实政治考量，酷肖其父明太祖朱元璋的作风。有作者指出，“巩固与创新，是永乐朝的生命线，这尤其表现在对太祖崇佛之事上。遥想当年，落发为僧的朱元璋，透过层层佛光，看到了宗教对社会下层人民的凝聚和控制。身为皇帝的朱元璋，通过种种佛事，领略了宗教对天下百姓的安抚与慰藉。姚广孝，一个参悟佛法，又有经世之才的高僧，左右着朱棣的行为，也左右着朱棣的思想。明成祖的崇佛，与父皇有关，与姚广孝有关，更与其治国理疆的政治谋略有关”
。事实上，在明成祖身边可能影响其对佛教认知的人，不只有道衍禅师等，还应注意到明成祖的仁孝皇后，甚至高皇母后也被称为“马如来”，这对朱棣也不无深刻影响。
洪武帝所确立的“阴翊王度”的思想成为朱棣遵循“祖宗法度”制定佛教政策的基石。一方面，朱棣利用开科取士和编修大型类书等笼络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核心，改变明初嗜佛之风；另一方面，他上台伊始千方百计利用佛教为其正统合法性辩护和造势。细心研读朱棣先后两次颁行《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于民间的史事，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永乐元年（1403）正月，朱棣首次颁行托名徐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二卷。同其他明代佛经一样，该经扉页绘有佛说法图，此图极尽刻画之能事，于方寸之间包罗了众多内容，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佛祖循循善诱，菩萨珠光璀璨，天王气势慑人，众弟子均合掌恭立，凝神聆听，神态生动，表相各异。众佛像四周祥云缭绕，霞光万道。描绘图案的线条纤细如发，流畅遒劲，令人叹为观止。
该经前有徐氏题撰于永乐元年（1403）正月初八日的序文，兹摘录部分于下：
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朔旦，吾焚香静坐阁中，阅古经典，心神凝定。忽有紫光聚，弥满四周，恍惚若睡，梦见观世音菩萨于光中现大悲像，足蹑千叶宝莲华，手持七宝数珠在吾前行。吾不觉乘翠云车軿，张五色宝盖，珠幡宝幢，纷陈前迎。飘摇悠扬，莫知所底。少焉行至一门，高敞弘丽，非人间有。黄金题额，曰耆阇崛境。（中略）观世音导吾升七宝莲台，台上宫殿巍峨，廊庑深邃。层楼叠阁，万户千门。（中略）吾自念，德本菲薄，积何善因，而得至此？观世音微笑而言：此佛说法菩提场，经恒河沙俱胝劫，无有能至者。惟契如来道者，方得登此。后妃德禀至善，夙证菩提，妙登正觉。然今将遇大难，特为接引，以脱尘劳。如来常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为诸经之冠，可以消弭众灾。诵持一年，精意不懈，可得须陀洹果。二年得斯陀含果，三年得阿那含果，四年得阿罗汉果，五年成菩萨道，六年得成佛果。世人福德浅薄，历劫未闻。后妃将为天下母，福器深厚，觉性圆明，妙堪付嘱，以拔济生灵。乃以净瓶甘露水起灌吾顶，但觉心身清凉，万虑俱寂。忆念明了，无所遗忘。遂出经一卷，令吾随口诵之，即《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也。
徐后与观音菩萨“梦感”相见，为洪武三十一年（1398）春正月，即在太祖驾崩前，建文还未即位。而此时观音菩萨有预言：“然今将遇大难，特为接引，以脱尘劳。”并传授如来常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以“消弭众灾”。至“三十二年（建文元年，1399）秋，难果作。皇上提兵御侮于外，城中数受危困。吾持诵是经益力，恬无怖畏。皇上（朱棣）承天地眷佑，神明协相。荷皇考太祖高皇帝、皇妣孝慈高皇后盛德大福之所垂荫。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平定祸难，奠安宗社，抚临大统。吾正位中宫，揆德薄能鲜，弗胜赞助，深惟昔日《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一字一句皆具实理，奥义微妙，不可思议”。此中“难”，即建文削藩，随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变”。这是说，朱棣“靖难”早有菩萨神明预言，实乃天意。这就为朱棣起兵造反找出了最有权威的解说——“顺应天意”。菩萨又预示：“后妃将为天下母。福器深厚，觉性圆明，妙堪付嘱，以拔济生灵。”即是说，徐氏做皇后，朱棣做皇帝，亦乃天意，是“天地眷佑”“神明协相”和皇考妣大福德“垂荫”，从而给朱棣的篡嗣涂上了“君权神（佛）授”的神圣色彩，为其继统合法化制造舆论。朱棣既然从正统儒家那里得不到支持，干脆就用此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来为自己造势。
此《大功德经》及徐后序文的出世，成祖当然知道由仁孝皇后出面正名，要比自己出头更为有利，更能使天下信服。朱棣生命中的奇女子，当仁不让的是徐皇后，她是开国功臣徐达的女儿。这位徐皇后，能文能武，史称其“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徐王妃平常文静有加，但毕竟是将门之女，有巾帼风范。就在朱棣起兵造反的时候，朝廷派李景隆大军围攻北平，而此时的朱棣前往宁王朱权那里去求援，北京城空，危在旦夕。徐王妃在危急之中披上战甲，与道衍和尚协力，挽救了北平。贤淑贞静的徐妃，成了朱棣夺天下、治天下的得力贤内助。
永乐五年（1407）七月，徐皇后薨，明朝廷再次印行《大功德经》颁布民间。成祖以三子（太子、汉王和赵王）名义分别给《大功德经》写了后序，作于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初六日。三篇后序都称赞母后仁孝，梦感佛说经，功德不可思议。太子后序称“《梦感第一希有大功德经》，神妙难名，义理昭著。贯彻三乘，总持万法。充之则周遍法界，敛之则芥纳须弥。显秘藏之玄微，发菩提之奥义。语其理则高深莫测，语其功则甚博而弘。盖历世以来论空典者，未有若是之明且切也”。汉王高煦也称赞此经，“总三藏之枢机，贯一乘之秘义。语其妙则荡荡难名，论其功则巍巍无等。悟之者则欲浪顿息，领之者则魔风倏消。虽尽摩腾之翻、罗什之译，岂足以方于万一者乎？”。赵王高燧则称“《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奥义精深，至理简要。诚菩提最上之法，般若方便之门。求其妙则一字皆原于佛心，语其功则一言可成于正觉。粤历汉代秦年，终莫得以窥其际，虽更马鸣、龙树亦未能以究其微。盖神明佑启我皇家万世太平之基……”据云，徐后“内治之暇，即间居习静，端谨诵持”。他们除一致颂扬母后“相我父皇，内治之美。数十余年之间，勤修善道，夙夜不懈”“神明协祯”“以兆至治之盛”外，还造成了一种姿态，即兄弟几人敬奉佛门，忠孝友悌，同心向德，不生异心。读者从中可看出朱棣的良苦用心，为其“起靖难而正大统”之地位造势，以伸张其继统开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仁孝徐皇后是明代后妃中第一位亲写佛经并得以刊刻颁施，据说她不仅在宫中虔诚参拜观音，她还教导宫女如何在佛像前行香、念经，做佛事。遇上万寿圣节、元旦、中元等节日，她也经常邀请高僧、尼姑主持宫内诵经、扬旛、挂榜等佛教的礼仪。
洪武年间马皇后去世之时，徐妃“居孝慈高皇后丧三年，蔬食如礼。高皇后遗言可诵者，后一一举之不遗”。此举得到朱元璋的赞赏，也为朱棣博得更多好感。
《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出现于建、永易代之际，正是朱棣为其夺取政权进而维护统治寻求合法解释的最好舆论工具。因此，该佛经不同于其他普通的佛学著作，实为研究明代政治史、佛经版本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具有宝贵的价值。这部佛经反映了明初佛教和政治的关系，虽因被判为“伪经”而受忽视，但它把佛教的神奇护佑与儒家忠孝仁义观念奇妙结合在一起。这个因靖难成功而崛起的帝王家族，与其说是改写了朱明王朝儒家正统的嫡长继承血统，毋宁说是重新缔造了帝王与佛教护佑的关系。
成祖即位之后，仁孝徐皇后要求朱棣建斋蘸，超度在“靖难之役”中去世的亡灵。徐氏信仰佛教，相信因果报应。成祖得位不正其心中自明，利用徐氏的佛教信仰，超度去世的士兵和百姓，此举不仅可以在心理上慰藉自己，更能赢得广大民心，以彰显其仁义之德。徐皇后不只是简单的崇信佛教，她还在京师南京支持建设唱经楼，教导广大百姓唱念佛曲，希望借此将佛教信仰向民间传播，其中还隐含了政治因素。永乐年间，徐皇后在驯象门内又兴建经厂。徐氏借观世音之口彰显朱棣即位的合理性，而徐氏建立经厂与唱经楼之举，向民间普及佛教歌曲等宗教活动，则是希望更多人承认朱棣即位的合理性。
成祖不仅接受了仁孝徐皇后对佛教的信崇，而且还积极付诸教化实施。其一，用僧修斋超荐：永乐三年（1405）二月庚寅，命僧修斋荐阵亡将士，成祖亲为文祭之。祭毕，成祖流涕言曰“奸恶横加毒害于我，尔等悯我无辜，奋力战斗，为我而死，含无穷之冤于地下。每念及之，痛切于心”，遂脱所服袍，焚于前，诸将趋进亟止之。成祖曰：“将士于予，情同父子。死者有知，鉴予之哀。”焚讫，悲恸不已。将士视之，皆恸。阵亡之家，其父兄子弟，见者皆收泪曰：“人孰不死？死而蒙主恩德如此，又何憾！我等但当努力图报，且为死者雪冤也。”遂相率请从征自效。
其二，为推广唱念佛曲，发挥佛教政治教化作用，成祖专门编撰了《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称歌曲》。永乐五年（1407）二月灵谷寺法会后，他“潜心释典，作为佛曲，使宫中歌舞之”
。永乐帝钦订、钦颁此书，将当时社会上俗乐领域作为主流存在的300余首曲牌填上新词，以对应诸佛大德赞讽的方式，赐予各地寺庙礼佛，这就是《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新创歌曲的总量达数千首，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言此事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从佛教戒律和政治教化等多个层面来考量。
永乐五年（1407），尚师哈立麻晋京朝见，参与宫廷斋醮祭祀，出现瑞应良多。成祖因此而开始创作佛曲，用于宫廷歌舞之中。永乐十五年（1417）四月，《名称歌曲》一书的主体部分编撰完成，书中的《序》及其《后序》皆作于永乐十五年四月十七日。永乐十七年（1419）二月，此书被编订成大、小各三本，赐予僧录司右善世一如法师。僧家文献于此有记载：己亥永乐十七年，颁《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二书于文武群臣、天下学校。甘露降于孝陵松柏三日。二月二十八日，赐僧录司右善世一如佛像二轴、佛骨五磈、钞一千贯、《诸佛菩萨名称歌曲》大小三本。又赐道成佛（像）一轴，思扩佛一轴，大小《歌曲》各三本，命编类《禅宗语录》。
永乐十七年（1419）秋，成祖完成此书的修订，为47卷，并刊印颁发。九月十二日钦颁佛曲至大报恩寺，当日夜，报恩寺塔见舍利光如宝珠。十三日现五色毫光，卿云捧日，千佛、观音、菩萨、罗汉妙相毕集。续颁佛经、佛曲至淮安给散，又现五色圆光，彩云满天，云中现菩萨、罗汉、天花、宝塔、龙凤、狮象。又有红鸟白鹤，盘旋飞绕。续又命尚书吕震、都御史王彰，赉捧《名称歌曲》往陕西、河南颁给，神明协应，屡现卿云、圆光、宝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称贺，成祖甚感嘉悦。
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至十八年（1420）三月进行增补，增加3卷，包括感应歌曲和《御制感应序》，与之前《名称歌曲》并为50卷，收入《永乐北藏》。永乐十八年（1420）四月，再增一卷感应歌曲，共作51卷。考察《名称歌曲》内容，大体可分3个单元：（1） 卷一至卷十八，主要是用当时流传的南、北曲来演唱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的名称，共收歌曲一千八百三十四首，其中北曲一千三百一十八首，南曲五百一十六首。（2） 卷十九到卷四十七，收入《普法界》《弘利益》《广善缘》《利一切》《普尘刹》《朗混融》等佛曲，以宣扬善恶报应，劝人忠孝仁慈，歌颂太平盛世为主旋律，带有浓厚的政治教化色彩。（3） 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一，为感应卷。
这套书目的全称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经》，署名为太宗朱棣御制，内容有两部分，分别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40卷）和《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51卷），永乐在御制序中简称为“歌曲名经”。“歌曲”部分除了“华严海会之曲”“金字经之曲”“五供养”“四季莲华乐”以及一些偈、咒属于为佛教专创之外，更多是将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南、北曲曲牌拿来配上具有明确指向性的供养对象，诸如“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针对每一种愿景向诸佛大德发愿的供养之曲。所谓“成方便之曲”“广善世之曲”“庆太平之曲”“减宿业之曲”“具庄严之曲”“弘三界之曲”“除爱浊之曲”“离过非之曲”“戒心住之曲”“海潮音之曲”等等，这里既有对诸佛大德之赞颂、对佛法的弘扬，又有为国家社稷民生祈福、对世间民众修善积德的劝诫。每一种佛曲有一个南北曲的曲牌与之对应，即借助于南北曲曲牌填以具象的诸佛名称内容。这些供养之曲显然不仅仅是僧尼自用，而是僧尼和信众共用，甚至面向信众普及的意义更大；至于“名经”部分，更多是纯粹意义上的念诵方式，是否为僧尼自身修行所用也未可知。
这部总称《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经》两部分合在一起有90卷之多，应当是永乐时代《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之外另一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御制佛经，对教化百姓人心向善，维护广袤地域的永乐统治、社会稳定等发挥着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在《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序》中，成祖将用曲调赞颂和只念诵“歌词”的意义写出：“尝观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千经万典，开导诱掖，作无量方便。劝人为善，幽明果报，明有惩应。间取佛经所载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号编成歌曲，欢喜赞讽，功德弘深。因以锓梓，流通广传，俾善男子善女人，洁净一心，至诚顶礼，依腔奉诵，共成胜因。其有至诚事佛、不解依腔赞讽者，只依此编顶礼念诵，俱感人天证果，佛祖鉴临！”
永乐皇帝曾经在永乐十七和十八年间先后4次为该书作“御制感应序”，还有两篇《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后序》，以显示对该书之重视和佛教之尊崇。标明最早的一篇“御制感应序”作于永乐十七年七月初十日，生动描述了“歌曲名经”散施五台山的祥瑞感应，序文曰：
佛道弘深广大，超出三界，圆满十方，慈悲利济，普度群生。然其要在于使人为善去恶，积福修因，以共成佛道。朕闻尝取佛经所载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号编为《歌曲名经》，俾人讽诵，欢喜赞叹，功德之大不可涯泆。乃永乐十七年夏至五月，遣人赉《歌曲名经》往五台山散施。以六月十五日至显通寺，即有祥光焕发，五色绚烂，上烛霄汉，衣被山谷，弥满流动，朗耀日星，久而不散。已而复有文殊菩萨乘狮子，隐隐出云际，微露形迹。及云收雾敛，乃见狮子扬髯吐舌，奋辟振足，腾跃鼓舞，左顾右盼，于山顶驻立。明日复有罗汉，由华严岭而来，或五百或三百，或一二百，先后踵接联翩，翱翔其间。有顶经包者，有拄锡杖者，有裸体者，有袒肩者，有跣足者，有跛躄而佝偻者，众至三千余，隐显出没，变化非常。于时四方之人来游五台者，莫不顶礼赞叹，以为千载之希遇。
大抵人之好善，惟在于诚而已。诚则纯一无妄，贯彻内外，足以通天地，感鬼神，贯金石，孚豚鱼。虽极其幽远，无有不感通者。朕统临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为务，凡有所为，一出于至诚。是以佛经所至，屡获感通，于五台之显应，尤足征矣。今特命工绘为图，且复为歌曲以系之。善信之士，果能诚心向善，日积月累，念念不已。将见生享荣华，世臻福庆；殁则往生人天，受诸快乐。苟为亵渎轻慢，不惟身受谴罚，殃及子孙。至于生生世世，永堕沉沦，不能消释。于乎，作善获福，为恶召殃。征之已注（往），具有明验。故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则人之欲为善以祈福德者，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由此不难察知永乐帝对于佛教的推崇，主要基于佛教为善去恶理念来教化世人，并影响社会风气的意图。这部《歌曲名经》完成之后，永乐遣人将其送至佛教圣地五台山，并有所谓感应之事的记录。从多篇感应序文中可见，永乐对于这部《歌曲名经》相当重视，除五台山外，先后派专人将经曲送往京城的大报恩寺以及淮安、河南、陕西，还有交趾等地散施。永乐声称这些经曲是“间取诸佛如来菩萨尊者名号著为歌曲，广布流通。俾人人受持讽诵，积善修因以共成佛果，同臻快乐。此朕一视同仁之感心也。然所著歌曲，无虑千百亿佛，无一字而非真言，无一语而非至善。如布帛蔬粟之济人利世，不可一日无之者”
。
永乐帝在《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序》中有如下表述：“世尊启大慈悲，弘大誓愿，济度历劫生死沉沦，俾皆成佛道。教臣以忠，教子以孝，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朋以信，教夫妇以顺，教敬神明，教重三宝。所以维持世教，阴翊皇度。（中略）世尊愍念众生，作种种方便，超脱苦趣，无非欲人尽忠尽孝。人不忠孝，能改为忠孝，即是忠孝。若执迷不改，必遭刑戮。今王法所诛，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无赖，非化所迁，即佛所谓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杀可杀，刑可刑，所以涤拔恶类，扶植善良，显扬三宝，永隆佛教，广利一切。”“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天网恢恢，报应甚速。”
且让我们择《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中一段《弘利益之曲》以窥全豹：
普际遇，太平世，好光景，都随人愿。佛如来，
佛如来，佛菩萨。佛菩萨，佛菩萨。
（和）发善愿，都只在至诚心。如来，诸佛如来。
佛如来，愿山河一统乾坤定，愿四序调和鼎鼐均。
愿纲常法度常严整，愿纲常法度常严整。佛如来，
共祝宗社皇图，万万春也，诸佛如来。
（和）发善愿，都只在至诚心。如来，诸佛如来。
再看《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中《普法界之曲》（即四季莲华乐），有一首唱曰：
为善由来忠孝先，（和）观音菩萨，十方诸佛菩萨。
事君王奉父母总如天，（和）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
这两件事行得总无偏，（和）观音菩萨，十方诸佛菩萨。
…………
简言之，永乐的佛教信仰里寓有政治教化目标，所谓“善”，即忠君孝亲守法；所谓“恶”，即不忠不孝不法。他将儒家的忠孝思想和佛家的果报观念融为一体，是为了规避佛教中消极遁世的负面作用，利用佛教来为巩固现实政权服务。这些观念通过歌曲演唱的形式，又借助宗教的教化力量，更容易深入人心，敦风化俗。可见成祖实际上对永乐佛教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他在遵循太祖朱元璋既定的佛教“阴翊王度”理念和路线的基础上，潜心于佛教的神奇护佑，发挥佛教善世教化功能，实现“维持世教，阴翊皇度”目标。
朱棣如此煞费苦心借用佛教为其正名，又用佛教歌曲名经来教化百姓，然他治国理政，并不沉溺于佛老，声称其治天下仍然遵奉儒学经典（五经）为正道，不允许佛老喧宾夺主而“昧其本”。他批评近来“严于事佛”而“简于奉先”的世俗之弊，指出这都是教化不明造成的，试图从自己做起，扭转时下佞佛之风。且看下面永乐初的一些典型实例：
永乐元年（1403）五月，因太祖高皇帝忌辰，礼部尚书李至刚请仿宋制行事，得到成祖允准，命高皇后忌辰，亦如此行礼。李至刚复依宋制请于佛殿修斋诵经，但却被明成祖制止，其理由是，“人君之孝与庶人不同”，人君之孝主要是使“宗社奠安，万民乐业”，而修斋诵经则是末务。
庚辰，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五月初十日恭遇太祖高皇帝忌辰，考《宋会要》，凡国忌前后各二日，不行刑，不视事，不举音乐，禁屠宰，百官赴景灵宫奉真殿行香。今谨议得：忌辰前二日，服浅淡衣服，御西角门视事；至日早，于奉先殿祭祀。初八日至初十日，不鸣钟鼓，不行赏罚，不举音乐，禁屠宰；文武官自初八日服浅淡衣，服黑角带，侍朝之日早赴孝陵行礼。从之。仍命八月初十日，孝慈高皇后忌辰，礼亦如之。于至刚复言：宋制凡忌日于各佛殿诵经，设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后宜依宋制，于天禧等五寺并朝天宫，令僧道诵经三昼夜。上曰：子于父母固当无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与庶人不同。为人君者，奉天命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灵所依，但当谨身修德，深体天心，恪循成宪，为经国远谟，使内无奸邪，外无盗贼，宗社奠安，万民乐业，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务修斋诵经，抑末矣！
永乐二年（1404）春正月庚戌，享太庙。有道士献道经，成祖说：“朕所用治天下者是儒家之五经，道经有何用？”斥去之。既而谕侍臣曰：“上好正道，则下不为邪。人主好尚稍不谨，憸人怀侥幸之心者，恣纵妄诞，以投所好。苟堕其计，将来流害无穷矣。故不得不斥。”
永乐四年（l406）正月，西域进贡佛骨舍利。这种事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引起轰动，一般都要兴师动众地去迎接，去安放。但明成祖却没这样做。礼部请求为此事而宽释罪囚，也被明成祖拒绝，并趁机批评了一通佞佛的梁武帝和元顺帝，他们常因佛事而宽释罪犯，“致法度废弛，纲纪大坏，而至末败亡”。
明成祖才识高远，思想复杂，且充满矛盾。他身为天子，富有四海，但一生却躬行节俭。他不尚虚文，推行务实政治，行事雷厉风行，推动永乐朝进入明代的鼎盛时期。对于永乐帝来说，他发现了明初的崇佛多于“奉先”的问题，如果不加纠正，就会背离太祖制定的儒家为主、释老为辅的治国方略。
永乐五年（1407）五月癸酉，成祖问侍臣曰：听闻近来流俗之弊，严于事佛而简于事其祖先，果有此事吗？对曰：闻有之。成祖叹曰：“此盖教化不明之过。朕于奉先殿旦夕祇谒，未尝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礼。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当自朕始尔。”
永春侯王宁于右顺门随侍成祖，从容语及世人竭诚诵经、饭僧、奉佛可以福利先亲者。成祖谕之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能思天位者亲之所传，大业者亲之所建，天下生民亲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业，仁以临民，使万物得所，四夷咸宾，光昭祖宗，传之子孙，可以为孝。何必事佛，乃能为孝乎？”
余继登《典故纪闻》还记录有好几则永乐佛教轶事：
永乐初年，清凉寺的僧人奏称，近寺军民经常在寺外放牧牲畜，请予治罪。明成祖则说，既然寺外有闲地，用来放牧牲畜正合于佛家“利济之心，何必禁？”
有个守卫官在皇城下诵念佛经，明成祖将他召来训斥一通，说你的爵禄是从诵佛经得来的吗？你如有闲暇，口中诵念，太祖皇帝有御制《武臣大诰》等书，你拿来诵读也于你身家有益。今后如果再在宿卫处诵佛经，必罪不宥。
永乐时，武昌僧欲修观音阁以祝圣寿，成祖不从，曰：“人修短有定数，祸福由所行。所行诚善，福不祝当自至；不善，祸非祝所能去。人但务为善，何假外求哉！”
成祖与侍臣论及养生之道，曰：“人但能清心寡欲，使气和体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服药导引，只可少病，岂有长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种疲精劳神佞佛求寿，又愚之甚也。”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明成祖崇佛并不佞佛的真实内涵和底蕴。事实上在永乐年间，除了西藏的佛教首领及个别他身边的高僧受到特别宠遇以外，佛教在中原内地并未得到明显的发展。而且，即便是对于西僧的尊崇，成祖也不是随心所欲、任意妄为，有时候他还要顾及朝中儒臣的反对。僧家的史笔记录的这个情况足以说明问题：“辛丑永乐十九年，西僧大宝法王来朝，或请驾亲劳之。夏原吉沮之。上曰：‘尔欲效韩愈耶？’乃不出劳。他日法王入见，吉不拜。”
明成祖对佛教的崇信是其制定佛教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但能做到崇佛而不佞佛则表明他保持着自觉的政治理性。明万历朝户部主事沈榜就明太祖、成祖之崇佛礼道说：“有如我二祖（太祖、成祖）神圣，超越往古，更且为之（佛、道）纲纪其徒，表观授符，俾与吾儒鼎立杂处，若一家然。（中略）盖吾道之所以治也，惟德与礼尔，即刑政，固下乘也。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辟之倔强小儿，揖让之，扑责之，类号陶不顾，而投之嗜果，靡不惟命。二氏（佛老）之神道设教若此，而谓不足助吾法制之不及耶？”
沈榜认为佛、道的宣化，乃是对百姓“驱而诱之”。这是对封建帝王之所以利用宗教一针见血的揭露。封建帝王对于广大臣民，先以儒术“理喻之”，“揖让之”，再以刑律“法禁之”，“扑责之”；若此二术不能完全奏效，则以宗教为“嗜果”，“驱而诱之”，即“靡不惟命”。由此可说，朱棣之崇佛道，主要着眼利用释道进行思想教化，以补“法制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