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里我们专书壬午死节之臣和建文逊国从亡之臣，表彰其忠义之心与坚贞气节。建文忠臣或死难，或隐遁，或从亡。《建文年谱》曰：建文逊位，群臣之引去者400余人，死难者将近百人，从亡者20余人。谈迁《国榷》曰：南京城陷，迎降者20余人，死节10余人，在任逃遁的约463人。
这些人中百多人被逮杀，大多数则下落不明。最早记录建文遗臣的著述是松阳人王诏的《忠贤奇秘录》，大约在这场变乱后10余年，王诏游治平寺时，在转轮藏上得到一卷书，记载了建文亡臣20余人的事迹，“楮墨断烂，可识者仅九人”。其中有梁田玉，官郎中，京师破后，去为僧。郭良与梁中节相约弃官为道士。
明中叶以至明末清初，表彰逊国忠节的著述如雨后春笋。彰章著者，其一，有黄佐与其门人符验撰辑《革除遗事》，所谓革除，乃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下诏革除建文年号，复称洪武，故建文年间省称为“革除”。黄佐序云，本书之缘起，“惧湮也。何湮乎惧？惧史之逸也”。此书称方孝孺等皆忠臣，“忠则宜有传，否则何以劝？”故兹所录多忠节之人，曰：一首罹祸及阵亡之臣凡19人，闻变自尽15人，在朝罹祸23人，在外20人，中外士臣百98人，不及难6人，被斥6人，见用22人。其二，有朱国桢撰《逊国臣传》，为建文朝死难诸臣及忠于建文帝之义士、隐逸传集。其三，有张芹撰《建文忠节录》，成书于正德丙子（十一年，1516）五月。正德以降，虽建文史事禁忌渐趋松动，但诸多著述多以“备遗”“拾遗”“革朝”“革除”等为名，可见这一敏感问题尚未完全解禁，史家笔触也未能真正放开，搜罗相关史料考索事迹也相当困难。但万历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表彰忠节之呼声愈来愈强，明清鼎革之际达至高峰。其四，崇祯年间，徐祯卿撰《逊国正气纪》，其书自序作于崇祯十七年（1644）中秋前一日，此时距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煤山有五个月，距福王在南京即位三个月，历史正在上演最为纷乱惨痛的场景，天下离乱，生灵涂炭，士人失国失君，一时士大夫殉国者甚多。但李自成入京有文臣迎降劝进，清军入关有武将开关导引，作者出于义愤而撰成此书，意在表彰忠义，激扬气节，亦寓有对明亡的反思，正在于摧残士气为渊薮。
入清之后，清修《明史》对逊国从亡诸臣的忠贞气节表彰更为重视。夏燮在《明通鉴》卷首阐述了这一变化：
且不必论建文之是死是逊，而其时从亡之一百数十人，岂能尽付之子虚乌有？后修《明史》结以“帝不知所终”一语，最得存疑之体。更增入牛景先一传（初稿虽有《景先传》，不及两行），存帝为僧出亡之或说，遂及从亡之程济以下，以逮河西佣、补锅匠之属，悉附入传中，始稍稍有所表见。《明史》成后，《重修三编》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奉旨将建文诸臣悉准专谥、通谥之例附入卷末，而入祠之职官叶希贤以下九人，及入祠之士民燕山卫卒以下无姓名可考者九人，悉附录之。复命于《三编》大书“帝不知所终”，而附从亡诸臣于《质实》中，援司马迁（传）“程婴、公孙杵臼”之例，揭日月而阐幽潜，御批谓“忠贞之气，屈极而伸”，窃谓似此已成定案。
建文帝对士人态度迥异于洪武，后世用“雪霜刀剑”和“阳煦春风”来形容其间变化，影响了一代士风。史载，建文“尊右文教，而士兢劝”，“四年之中，一切以恺大行之”。建文帝嗣位，承太祖遗制，诏令京、省开科取士，于建文元年（1399）八月，命方孝孺主考应天，录214人。其中所得“鸟中孤凤”刘政，孝孺称其为“可托孤寄命者”，深器之。即使在靖难之际的建文二年（1400），也例行科举，策试礼部贡士，得110人，赐胡靖、王良、李贯等进士及第。《袁氏家书·主德篇》紧紧围绕着建文帝的“美德善政”来记事，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宽厚仁慈的贤君形象，这也是建文帝当时受到人们拥戴的重要原因，以至于在其失败后有许多人愿意为之殉节，正如明人张遂所言：“我国朝革除，虽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当时死难不屈之臣，上自宰辅，下逮儒绅不具论，而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异哉！此亘古所无也。”
靖难后，方孝孺等大批文臣“踊跃致身，趋死如归”，“建文之亡，士大夫争先而为故主死者，若饥之就食而渴之就凉”。可见，建文帝“宽仁德政、偃武修文”等政策的确顺应人心。
明中晚期，随着建文政治禁忌的宽松，士林社会对忠义表彰的吁求大量涌现。明正德丙子（十一年，1516）张芹著撰《备遗录》为嚆矢，其引曰：
《备遗录》，录诸先正之忠于所事而以死殉之者也。夫诸先正之死，烈矣。于今才百余年，而其事已落落无传，至有举其名而懵然者。于乎，忠义之名，当与天地同不朽，顾湮没至此耶？尝考商周之际，武王克商，夷、齐饿死。圣贤之行，若甚不能同者，然究而论之，武王所行者，仁也；夷、齐所守者，义也。不有武王，固无以安天下；不有夷、齐，又何以风励后世，而绵八百年之精神命脉哉？此录之所以不容已也。录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闽中宋君端仪尝采辑为录而未成者。余因旁加考摭，得方先生而下二十人事略，类而粹之以为斯录。一字一句，皆据实以书，不敢辄有增损。其漫无可考者，阙之以俟同志君子。于乎，诸先正之淑履，关于世道也甚大，非寡陋者所能测。乃不自揆，而僭为纂述如此。其何以逭不韪之罪也哉！
明崇祯年间，钱士升曰：“古来死忠，代不数数。商惟墨允，汉独龚胜。唐家河北，无一义士；宋季南朝，止李侍郎。未有开国裁再传，忠节伉烈，千古为盛，如昭代逊国之际者也。”
明开国才至第二代，就有如许“忠节伉烈”之盛超越唐宋。
死难忠义之最大最烈者，当数方孝孺。许相卿《革朝志》第三卷中，方孝孺居“死难列传”之首。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台州宁海人。父克勤，国初守济宁，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绝伦，双眸炯炯，为文雄迈深醇。长从宋濂游，宋门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辈如胡翰、苏伯衡皆自谓弗如也。恒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故世咸以为程朱复出。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召见，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孙曰：“此庄士，当老其才，且遣还乡。”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以荐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时。”稍擢汉中府学教授，孝孺日与诸生讲明圣学。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孝孺每见王，必陈说道德，讲经论文无虚日。王甚喜，为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皇太孙即位，廷臣交荐，召为翰林博士，进侍讲，寻升侍讲学士。凡将相大政议，辄咨孝孺。建文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必命孝孺就御前批答。时大召名儒，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方孝孺为都总裁。比定官制，改文学博士。靖难兵起，日召谋议，诏檄皆出孝孺手。
《明史纪事本末》第十八卷记载了方孝孺壬午殉难详情如下：
文皇发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启曰：“臣有所托。”上曰：“何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文皇首肯之。及燕师次金川门，大内火起，建文帝逊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成祖欲草即位诏，皆举孝孺，乃召出狱，斩衰（披麻戴孝）入见，悲恸彻殿陛。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左右援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命磔之聚宝门外。孝孺慷慨就戮，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
复诏收其妻郑氏，妻与诸子皆先经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辄以示孝孺，孝孺执不从，乃及母族林彦清等、妻族郑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从，乃及朋友门生廖镛、林嘉猷等为一族，并坐，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873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时，孝孺目之，泪下。方孝友口占一诗曰：“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士论壮之，以为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过淮，相与连袂投桥水死。
死难诸臣之忠义，如方孝孺气节，养之有素，临难愤发。壬午殉难，复有户部侍郎卓敬被执，责以不迎乘舆之罪，曰：“尔前日裁抑诸王，今复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岂得至此！”文皇怒，欲杀之，而怜其才，且系狱，命中人讽以管仲、魏征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至诚，犹未忍杀，而姚广孝力言养虎遗患，意遂决。敬临刑，从容叹曰：“变起宗亲，略无经画，敬死有余罪。”神色自若，经宿，面如生。诛三族，没其家，图书数卷而已。文皇雅闻敬名，既死，犹惜之曰：“国家养士三十余年，不负其君者，唯卓敬耳！”
谷应泰评曰：
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发哀痛之言，为谢过之举。其能从我游者，固且厚糈以宠范阳，尊官以礼魏征矣。若或天命虽改，执志弥坚，亦复放还山林，听其自适。逄萌之挂冠东都，伯况之杜门广武，狂奴故态，何相迫乎？而文皇甫入清宫，即加罗织，始而募悬赏格，继且穷治党与（羽），一士秉贞，则袒免并及，一人厉操，则里落为墟。虽温舒之同时五族，张俭之祸及万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惨者，方孝孺之党，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邹瑾之案，诛戮者四百四十人；练子宁之狱，弃市者一百五十人；陈迪之党，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系，姻娅从死者八十余人；胡闰之狱，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镛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黄观、齐泰、黄子澄、魏冕、王度、卢元质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义之最烈者，铁铉之尸还反背，景清之死犹犯驾。就义之最洁者，教授之明伦恸哭，樵夫之自投东湖，若此之俦，则又未易更仆数也。（中略）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蹈死如归，奋臂不顾者，盖亦有所致此也。
且看下列诸评对长养忠义及辅弼人才的睿见卓识，尚多方洞察：
谈迁曰：“方正学，烈矣。而议者谓其于建文无稍济，虽泥于古，然纷纷更制，未尽正学意也。道衍，忍人也。郊送文皇于北平，首请全正学，自有其深服其心者，匪独以文矣。文皇方借口周公，而成王之子、成王之弟二语，无解于天下万世。其威加十族，溢于常典，而不能折南史之简。则以成败论者，舛也。”
李贽《续焚书》有记逊国名臣方孝孺。李秃翁曰：“太祖初见孝孺，喜其举止端整，曰：此庄士，当老其才。且敕还家。既十年，又以荐得召，此未是用孝孺时。呜呼，我太祖岂但具有天眼，盖真具正法眼矣！然惟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于太祖之时，则孝孺便成得一个好良臣；唯用于建文，故遂成一忠臣以死耳。呜呼，悲哉！才者，材也。材于春夏则长养，材于霜雪则摧残。人但知摧残之易，而不知长养之亦易也。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时时招纳贤士，而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而孝孺辈又为太祖所留之人材，长养成就。日致亨通，拔茅连茹，随汇并进。是以四年之内，皆成仗节死义之臣耳。故曰：四方风动，夫以孝孺为之风。虽姚恭靖以一好杀之和尚，亦深劝文皇帝以勿杀。何者？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材岂复更生乎？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风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谓能长养死难之人材，而不可谓能长养辅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长养辅弼之人材，则何难可死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统之大业乎？”
朱国桢曰：
卓公（敬）为建文效死，忠义不必言。然最初论诸王服饰当辨，后言燕当徙封，又究心周、邵理数之学，此其学问识力，青田（按，即刘基）之后一人。乃姚少师以旧怨激使必杀。夫当日迎则生，不迎则死，公之死计乃决。文皇自然不容，即委屈宣谕，必抗必死，何藉于激？少师，智人也。固拳拳于方正学矣。何独于卓缊此心，多此口？人不可无学，学儒则仁义，学释则慈悲。少师所学何事？佐文皇取天下。诛杀惨夷既不能救，又益薪矣。即溥洽之请，亦在属纩之时，岂慈心至此始发，抑恩怨太重，英雄本色固然，文皇又可逢不可拂，成此杀运耶？
成祖朱棣对忠节自有分晓。时得建文朝奏章千余道，使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阅，其干犯者悉燔之。既从容问：“尔等皆宜有？”众未对，修撰李贯进曰：臣实无。上曰：尔谓无，忠耶？朕非恶尽心建文者，恶其导之坏祖法耳！事建文忠建文，事朕忠朕，不必曲为覆。
后李贯迁中允，坐累，系狱十年，竟死狱中。
谈迁《国榷》卷十二叙建文逊国事甚详。其引陈继儒语云，愿扈驾者22人。祝发者3人，为杨应能、程济、叶希贤。往来道路给运者7人，为史仲彬、冯漼、郭节、宋和、赵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其他如廖平、金焦、王灵、蔡运、梁田玉、梁良玉、梁中节、王资、刘伸、郑洽、何洲等各徐散四方，遥为应援。皆《革除志》《吾学编》所不载者。谈迁又云，燕兵破南京之日，其在任遁去者463人。何远乔《名山藏》卷之五《革除记附》，其言建文君出亡者，谓群臣多为僧而从之，入湖湘四川云南，最后往来广西贵州，蛮峒八番响木瓜诸处，渐会集者36人。
据赵士喆《建文年谱》所记，建文逊国披缁，君变为师，旧臣从亡忠义体现为护法师统接君统。师统，意谓从亡诸臣与建文帝由君臣关系转变为师徒关系。而据《致身录》《从亡随笔》诸书记载，忠义最著者有二僧一道，即与建文帝同祝发的杨应能、叶希贤，度牒名分别为应能、应贤，从亡西南作护法使者，募缘葺庵为前驱，始终不离不弃，先于建文帝而卒亡；程济为道人，始终相从，也最得力，直待帝决志东归方安。李贽《续藏书》称之为“君臣肝胆，道义师生”，曰：“《致身录》，公家不传，藏之茅山，道士手授焦竑弱侯。弱侯垂老，为出此书，以传信于史牍。公书自永乐后不纪号，记年不称君而称师。师之号大矣哉，天降下民，作君作师。师统接君统，先生大有笔力。”
从亡忠义僧中首屈一指者为雪庵和尚，然其姓名隐晦。钱士升《致身录叙》云：“尝读《逊国臣传》，至补锅、雪庵诸人，求其姓氏不可得，辄掩卷叹息。”郑端简先生曰：余闻之陶征士（渊明），言“齐二客”“鲁两生”，史并失其名。操行之难，而姓名翳然，抚卷长叹，不能已已。余独幸夫雪庵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明，以不灭其族也。
可见，雪庵诸君子仗节忠义，而隐姓埋名，或出于“不灭其族”。
雪庵和尚究竟为谁？按郑晓《逊国臣记》，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当变时，和尚披剃，走重庆府之善庆里。查阅其他史乘方志等文献资料，大致有三说：
一曰郭节，见诸《致身录》，曰：郭节，时称雪庵，后称雪和尚。宋和，时称云门僧，时称稽山主人，时称槎主。
二曰吴成学，据《从亡随笔》所述，在建文君初逃离南京，有安排其通音信、给衣食者数人，可当至吴江会合时，“吴成学亦为僧矣。师曰何名？成学曰慧。师命之曰雪庵。成学礼谢，自后称雪和尚”。谈迁《国榷》亦以雪庵和尚为吴成学，松阳人，官翰林修撰。
三者，多数著述以叶希贤为雪庵和尚，并说和尚名暨。《明史》卷一四一《练子宁传》附叶希贤：“希贤，松阳人，亦坐奸党被杀。或曰去为僧，号雪庵和尚云。”《明史》卷一四三复曰：“雪庵和尚，人疑其为叶希贤。”夏燮《明通鉴》卷一三曰：“叶希贤之从帝为僧也，自号雪庵和尚，壮年落发，云游滇、蜀间，走重庆之大竹善庆里……结茅白龙山。”许相卿《革朝志》卷六曰：“叶希贤，浙江松阳人，国初举贤良，擢监察御史。建文壬午六月之变，家人惊溃相失，意希贤必死，发丧以衣冠归葬。希贤实出亡髡发，隐姓名为僧，号雪庵。遡江而西，上抵重庆之善庆里。里之隐者杜景贤，一见希贤，知其非常人也。与之游，往来白龙诸山，山旁有松柏滩，滩水清驶，萝篁森郁，希贤意欲留居之。景贤素豪有力，乃为之寺，希贤率其徒数人居之……”
李贽《续藏书》则曰：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难初，方、黄之狱，杀几万人。即不杀，谪戍穷边，不死于道而死于边者，又几万人。当是时，和尚壮年，始恸哭，落发为僧。西南走顺庆大竹善庆里。里墟中有隐者杜景贤，知其非常人也，与之游，往来白龙诸山。山有松柏滩，滩水清驶，萝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贤即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数人来居，昕夕诵经。山中人谓且诵佛经，乃不知其诵《易·乾卦》也。景贤曰：“和尚相释而诵儒，不可。请诵佛经。”乃和尚亦知景贤意，遂诵《观音经》。和尚好观《楚辞》，时时买《楚辞》袖之，登小舟，急棹滩中流，朗诵一叶（页），辄投一叶（页）于水。投已辄哭，哭已又读，终卷乃已。景贤知之，亦不问。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壶，俟客至，辄饮客；无客，即拉牧竖共饮。饮半酡，呼儿童歌曰：“我歌尔和。”歌竟，瞑然已寐。和尚颀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笔成文，虽不甚工密，而意气涣发，能感怆人。或曰：和尚当建文壬午为御史。不数月，建文逊位，和尚因秘迹以死。死之日，其徒问曰：师即死，宜铭何许人？和尚张目曰：松阳。问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诗若干篇，今且百四十余年，尚未敢显行于世。或曰：此松阳叶希贤也，以贤良方正举为监察御史。
何乔远撰《名山藏》所记《叶希贤传》，与李贽的记述相差无几。传曰：叶希贤，监察御史也。或曰浙东人，素侃直。建文中，屡言兵事。靖难后，坐逆党死。又有《暨上人传》曰：暨上人，不知何许人也，入蜀为僧，往来白龙山、松柏滩诸处。富人杜景贤，心知其为建文亡臣，厚遇之，为寺白龙山居焉。暨居寺，常读《易》，谩人为佛经。景贤恐其有踪迹，不忍显，止之。第曰：和尚诵儒非教也，请诵佛经。暨从焉。顾时时挟《离骚》鼓枻滩上下，当其急流朗读之，竟一篇辄裂，以投滩而哭，人莫测也。日注壶酒待客，或不至，则要诸儿，醉歌以为常。暨颀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笔成章，意气能感人。临死，其徒问曰：师灭度后，宜名何许人？睁目曰：松阳。问姓名不答。
万历间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引《忠义流芳》，也称雪庵和尚为叶希贤，乃御史，从建文帝出亡。此外，见诸巴蜀地方志，如《巴县志》《长寿县志》等都有记载雪庵和尚的忠义事迹，大体与李贽所记相似。雪庵在长寿的足迹，自然潜藏着建文帝的身影。又，雪庵诗作的一字一句，无不流露忠义之心，如《谢某馈柑》，忠君恋国，满腔悲愤。诗曰：“弃却春光独爱秋，至今不改皱眉头。主人若把金刀剖，点点酸心对客流。”再如《题白鹇》七言律诗：“独立沙丘雪一团，被风吹得骨毛寒。想他未到忘机处，水动还须侧眼看。”虽道莫测高深的禅机，然在杀机四伏中茕茕孑立的白鹇，何尝不是逃亡君臣险恶命运的悲吟？这些诗作，其内蕴和风格如出一辙。
还有《大竹县志》卷九《人物志》载有“忠义”曰：杜景贤，邑庠生，居善庆里，性慷慨。建文君臣逊荒至竹，景贤构寺居之。雪庵和尚在寺中竟日读《易》，景贤恐骇人听，止之，和尚乃更诵经。景贤固隐士，著述无所见于世。然当帝出亡，侦探甚密，以一书生乃敢昌不测之祸，挺然为东道主，其忠义侠烈盖不在从亡诸臣下也。
又有赵士喆撰《建文年谱》，以从亡僧四人，若应贤、应能、雪庵及云门僧，“则竟以浮屠老矣”，俨然以应贤（叶希贤）与雪庵为二人。又曰：建文为比丘十载未纳一徒，永乐十年（1412），贤、能卒，始纳应慧；永乐十一年（1413）六月，又纳徒应智；应慧既陨，始纳辨空，“盖不堪其寂寞耳”。然戊午（正统三年，1438）冬，智卒遁去，始终不二者，仅一辨空。“同心人既难得亦可知矣。世传建文在粤其徒甚众，其然岂其然乎？”又曰：师（建文）在滇南，凡三纳弟子，曰应慧、应智、辨空。又有雪庵弟子名了空，亦往来门下。慧卒智遁，了空者，即程济授以《从亡随笔》者也。当此之际，能以师为归，如二三子者，岂可以庸人目乎？
赵士喆《建文年谱》成书于明清之际，为读者提供了建文师徒交游行状，雪庵诸君子亡名，乃“真忠义”，如同诸佛是“血性汉”。其曰：“吾愿世之为臣者心最忠，而世莫能知，以是为忠之最大者”。了空自雪庵化后，即以建文为依归，又亲受《从亡随笔》，则其非庸人可知。“然姓字不传，并雪庵之名，亦纷纷二三其说，博雅之士靡不惜之。予以为至人亡名，真忠义，亦不羡名。彼其视雪、空二字，亦影外之尘耳。又或以雪庵之哭读《楚辞》，与程之焚庵削塚，皆未免嗔心难化，不知夫至诚所结，万劫弗磨。佛印曰：三世诸佛则是一个血性汉。赵州、临济正是此一流人，碌碌者何足识之？此一雪和尚也，仲彬以为郭节，程济以为吴成学。又或疑为叶希贤，其以为希贤者，盖以世传和尚为御史，又答弟子为松阳人故耳。夫叶从师于滇粤，跬步弗离……”
雪庵和尚也受到僧家史传作者的关注。明吴门华山寺释明河撰《补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五杂科篇中，列有雪庵和尚传。传曰：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当变时，文皇（朱棣）入京，和尚方壮年，披剃。走西南重庆府之大竹善庆里，山水奇绝，和尚欲止之。其里隐士杜景贤，知和尚非常人，遂与之游。往来白龙诸山，见山旁松柏滩，滩水清驶，萝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贤豪有力，亟为之寺，和尚率徒数人入居之。昕夕诵《易》乾卦，山中人固谓佛经。景贤知之，不忍问，惧不能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贤意，改诵《观音经》，寺因名观音寺。和尚好读《楚辞》，时时买一册袖之，登小舟急棹进中流。朗诵一叶（页），辄投一叶（页）于水。投已辄哭，哭已又读，叶尽乃返。众莫之知，景贤益怜敬之，终不问和尚。和尚好饮不戒，日注酒一壶俟客。客至辄饮，不则拉樵牧竖入饮。半酡，呼竖儿和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颀而秀爽，指柔白翦翦。落笔成章，不甚工，然意气涣发，又能感怆人。或曰：和尚为建文时御史。死之日，其徒问，师即死，宜铭何许人？和尚张目曰松阳，问姓名不答。有诗若干篇。
此传大体与李贽《续藏书》所记同，唯其结尾不同。释明河用僧家眼光对精忠志节的雪庵和尚作了“点化”，云：“当雪庵痛哭时，若遇善知识一点，吾见其涣然冰释矣。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回此以学道，何道之不克？故曰德山、临济，若不出家学佛，定为曹孟德、孙仲谋无疑。世出世法一揆，惜哉！雪庵之不遇，如临济、德山者，一点化也。”
雪庵和尚忠义护法事迹对明末清初遗民僧发生深刻影响，本节开首所引方以智传文中称雪庵“护法沙门”，曰其“窜身西南”，“捐妻子，弃庐墓，托迹缁衣”，一如“逊国之雪庵”。明清易代之际亦僧亦儒、矢志复明的屈大均也深慨雪庵和尚忠节，其有所作《吊雪庵和尚》七律诗一首述志：
一叶离骚酒一杯，
滩声空助故臣哀。
金川自逐鱼衣去，
玉殿谁教燕子来？
一姓终怀亡国恨，
三仁难得逊荒才。
君臣泪滴袈裟湿，
怅望台城日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