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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朱允炆以皇太孙登九五之尊，二十几岁成为明太祖朱元璋之位的合法继承人，可谓风华正茂，仁孝显著，士民欢心，本该有一番作为，然而好景不长，因削藩失策而激起兵变，因用人不当而兵败失位。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在北平举兵反，以“清君侧”为号召，称其师曰“靖难”。经过四年鏖战，建文四年（1402）壬午六月十三日，掌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开门降燕，靖难军进占南京城。“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或曰建文帝披缁遁去。史家称之曰“逊国”。
燕王朱棣以武力夺得了建文政权，登上了早就觊觎的皇帝宝座。为了掩盖篡位的事实，他即位伊始，就施暴政清除有关建文朝的一切历史记忆。首先，朱棣驾驭着权力与恩赏的缰绳，恩威并济，顺昌逆亡。对不归顺新朝的建文遗臣进行了残酷的血腥镇压，将其列为奸党，榜示杀戮，株连蔓延，被称为“瓜蔓抄”
。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书写即位诏而遭诛杀十族（九族之外加上师生一族），史称“壬午殉难”。其次，朱棣君临南京，为免篡夺之讥，先是援引周公辅成王故事，后来就干脆强调自己是直接继承的洪武帝大统，故下令革除建文年号而仍用洪武纪年，“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遂仍以洪武纪年”
。此外又禁毁建文朝档案史料，“千钩百索，只字不留”，不为建文帝修实录
。在高压政策下，私人史家亦噤若寒蝉，无人敢修建文史，造成了建文朝历史的空白。正如屠叔方所云：“文皇帝（朱棣）入继大统，党禁严迫。凡系（建文）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唯恐告讦、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无一存。”
最后，永乐开元后敕修《奉天靖难记》，又再三纂修《太祖实录》，丑诋建文君臣，篡改建文史事，消除建文朝历史记忆；宣德时修纂《太宗实录》，继续美化明成祖朱棣，造成了建文朝历史叙事距离真相越来越远，几近湮没。
“国可灭，史不可灭”，建文帝毕竟是一位合法的皇帝，曾进行了四年有效的统治。正史既无法找寻建文史事真相，明中叶后，随着建文政治禁忌的松动，民间史家和私人笔记涌现了大量史实与传说相夹杂的建文著述。其中最牵引人心的问题便是建文帝下落“不知所终”，官方说“阖宫自焚”，民间传说披缁出亡。这成为明代六百年来无人破解、众说纷纭的历史谜案。以嘉靖时期松阳人王诏的《忠贤奇秘录》为始作俑者，后世各种建文著述陆续问世，内容越来越丰富，明确交代了建文帝逊国披缁，并对其出亡的路线及从亡随臣皆有记载。清人潘柽章有过专门的论述：“逊国诸书真赝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
我们以现有建文文献为基础，结合明初政治局势及宫廷斗争实际，对各种说法进行梳理分析，力求能找到一个既合情合理又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从历史文献考察，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最早见载于永乐初年修撰的《奉天靖难记》
，此书不载著撰者，不书建文年号而代以洪武纪年，内中诸多丑化懿文太子朱标及建文君臣之事。第一卷站在朱棣立场即有曲笔宣称：“允炆矫遗诏嗣位，……政事一委权奸，悉更太祖成法，注意诸王，遂成不轨之谋矣。”又对其为君为政细节刻画，曰：
时诸王坐废，允炆日益骄纵，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毁后宫，掘地五尺，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为。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通夕饮食，剧戏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谓羊不肥美，辄杀数羊以厌一妇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悦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玉锦绣。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淫药，药燥性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牝羊母猪与交。荒眈酒色，昼夜无度。及临朝，精神昏暗，俯首凭案，唯唯数事而已。
宫中起大觉殿，于内置轮藏。（原无“置”字，据明天一阁抄本补。）出公主与尼为徒，敬礼桑门，狎侮宗庙。……纪纲坏乱，构成大祸。（下略）
此中把建文帝着意描绘为荒淫无道之昏君，不说与太祖朱元璋选定的那个“聪明仁孝”储君形象严重不符，也与那做了四年天子孜孜求治、有口皆碑的仁君相脱节。不过令笔者欣然的是，从中发现建文帝崇尚佛教的素材，一是在“宫中起大觉殿，于内置轮藏”，大觉殿里置转轮藏，是帝后们贮藏经书、佛像念经祈祷的场所，说明建文万机余暇研读佛经，二是将公主“与尼为徒，敬礼桑门”。
金川门开，朱棣入南京后，不惜将建文档案文策焚毁一空，这两则资料显得十分珍贵，是建文亲近佛法的明证。
其第四卷记金川门破后情形：“乙丑，克金川门，按兵而入，城中肃然，秋毫无犯，市不易肆，民皆安堵。”“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来朝。允炆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使数人而已，乃叹曰：‘何面目复相见耶？’遂阖宫自焚。上（朱棣）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死矣。出其尸于火中，上叹曰：‘小子无知，乃至此乎？’时有执方孝孺来献，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辈所为也，汝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折哀乞怜，遂命收之。”
此后宣德朝所修的《明太宗实录》卷一至卷九有关明成祖即位前之事，即据《奉天靖难记》增改润色而成。永乐开元用《奉天靖难记》取代了本该纂修的《建文帝实录》，从而使得《明太宗实录》上接《明太祖实录》。且看《明太宗实录》所记：
时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来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见耶！”遂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至此乎！”越日，备礼葬之。遣官致祭，缀朝三日。
又，朱棣登位后，当年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也说：“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焚。”后世史家也记载宫火之后朱棣清宫情形：清宫三日，诸宫人、女官、内官多诛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上诘问宫人内侍以建文帝所在，皆指认“后尸”应焉。乃出尸于煨烬中，哭之曰：“小子无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读王景问：“葬礼当何如？”景对曰：“当葬以天子之礼。”从之。
朱棣命将那具实际无法辨认的尸体以天子礼草草埋葬，甚至未留下陵冢。
征诸上述文献，“阖宫自焚”之说成为永乐官方定论。但这个定论似乎出于当时朱棣为了即位的政治需要，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宣布建文投火自绝，不但能杜绝人望，瓦解勤王队伍，而且利于新君登基。而后世史家对于此自焚身亡说并不认同，且能洞察原委。正如明清史专家孟森《建文逊国事考》一文所称：“至是日，金川门既开，数十万众齐入，成祖即命将分守大城、皇城。是宫门之外，尽是燕兵。建文帝于宫中，手刃徐增寿，欲杀李景隆不得，而方孝孺已复为人擒献矣。危在漏刻，更有何法可脱耶？阖宫自焚，以死殉国。建文之死也，后人不见正史，妄相传会。皆因心恶成祖诛夷诸忠烈之惨，而不忍建文之遽殒，故诡言刘基之秘箧、程济之幻术，以神奇其说耳。”然而博学深思如孟森，明辨建文逊国，并未死于宫火而是披缁出亡。有明史馆臣质疑：“若曰逊，曰让，则登极二、三年间，窜周王于蛮方，执齐王于京师，囚代王于大同，幽岷王于云南。专行削夺之谋，曾无宽假之诏。及至欲执戮燕王，以致称兵犯阙，为其逼迫，自殒厥躬。即曰出亡，亦是势穷力尽，何逊何让之有耶？”孟森辨曰：“夫逊国之说，岂建文所争而得此美名哉？燕王既入继大统，子子孙孙，皆燕邸之后。为明之臣子，岂敢指责燕藩？谓建文为逊国，正是为燕讳其篡弑至恶，否则将曰殉国，不益彰燕之暴举耶？抑岂能竟谓建文以罪伏诛耶？南都尊谥曰让皇帝，正为文皇留余地耳。心有所蔽，遂于事理不明如此，又何史识之可言耶？”孟森指出，燕王相信中使指认火中帝后尸体为建文，就如同清初人思故明，附丽于朱三太子，“故于故君或故君之子，务指国亡后必不幸存，亦是杜绝人望之私意”。又曰：文皇从王景之请以天子礼葬建文不可信。“夫必以置陵守冢为用天子礼，则未必然。但葬时稍用天子仪仗，以震都人耳目，为绝天下人望之计，与出其尸于火，意正一贯，不必甚以为难信也。”
有明一朝之史记载最详者，除了《明实录》，莫过于清纂《明史》。对于建文帝的最后结局，清修《明史》也未给出十分确切的答案，但留有多处记载，表明其倾向于披缁出亡。《明史·恭闵帝纪》曰：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中略）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大清乾隆元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大清朝廷用追谥之法还了前朝建文皇帝以历史的公正，在清修《明史》本纪中也给了建文作为明代第二帝应有的一席之地。此外，《明史》在姚广孝、胡濙、郑和等列传中也都分别透露建文帝宫火不死的消息，它们成为后世史家考察建文逊国披缁出亡的有力佐证，表明这几个永乐亲信的重臣实属知晓其中隐情或“踪迹建文”的当事人。且看《明史》中胡濙、郑和二传：
胡濙，字源洁，武进人。生而发白，弥月乃黑。建文二年举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永乐元年，迁户科都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
史家用精炼的笔触陈述了二人的生平和不朽事功，并轻描淡写提及他们重大行动中附带的重要使命，这使命即是寻找有关惠帝朱允炆的下落。永乐三年（1405），郑和首次下西洋，这在明代历史上是何等的壮举，可其动机却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胡濙于永乐五年（1407）奉命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即张三丰），而真正的使命却是“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
再让我们看一下《明史·姚广孝传》所提供的有关信息：
姚广孝，长洲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中略）十六年三月，入观，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广孝顿首谢。寻卒。
《姚广孝传》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补充了建文帝为僧遁去的消息，如为建文剃度的人是溥洽，溥洽也可能运用了佛教资源给他提供了某些庇护。建文帝的儒学师从方孝孺，而佛学顾问和剃度师则是溥洽。当年，姚广孝曾请求朱棣攻取南京后不要杀方孝孺，结果未能如愿。但临终之际却成功地解救了溥洽。与此印证的是明人张岱的记载，《夜航船》中也有“为让帝剃发”条，文曰：“南州法师名溥洽，山阴人，禅定之余，肆力词章，居金陵。靖难时，金川门开，为建文君剃发。文皇闻而囚之十余年。姚荣靖临革，上临视，问所欲言，于榻上叩首曰：溥洽系狱久矣。”上即日出之。仁宗即位，数被召问。宣德中，留偈而化。
综上，清修《明史》与《明实录》相比，为我们进一步提供了如下关于建文帝下落的明确消息：其一，明成祖朱棣尽管早已宣布了建文帝“阖宫自焚”并且还备礼安葬，但他并不真的相信惠帝崩于火，故而他在位20多年都放心不下。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派胡濙遍行天下州郡乡邑，又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寻找建文帝。其二，建文遁去，诸旧臣多从者，明成祖疑其亡海外，而更担心其往来于滇、黔、巴、蜀间起事，卷土重来。直到有一天胡濙来报，确证建文为僧，且老而无力，方得安稳。其三，建文帝遁去为僧的另一重要知情者是溥洽，传言溥洽不仅为建文剃了发，而且还有可能在他原先的住寺为建文君出亡提供最初的庇护。
有关建文帝披缁出亡的传闻，早在永乐初年就已出现。朱棣也清楚地知道，当初安葬的那具火中尸体并不一定是建文帝。如果建文帝出逃属实，那对朱棣的威胁就非同小可，因为建文帝毕竟是有着合法正统光环的皇帝，还会有相当的号召力。因此，朱棣宁可信其未死有逃，在位20多年里，一直不曾停止对建文帝的追踪寻找。最先被朱棣派出寻找建文帝踪迹的是太监郑和，时间是在永乐三年（1405）。而以密查建文帝踪迹为专职的，是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从永乐五年（1407）至十四年（1416）奉命长年在外巡查，母亲逝世丁忧还不许回。胡濙不断将密侦伺察的情况及时上报，而朱棣为了保证密查的可靠，还另派人监视胡濙行动。永乐十七年（1419），胡濙被擢为礼部左侍郎，再次奉命出巡江浙、湖湘诸府，直至永乐二十一年（1423）还朝奏报。前后共计十六七年踪迹建文，而在外密查时间长达十三四年。
史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朱棣北征至宣府。胡濙赶到宣府禀报那天，已是深夜，朱棣听说胡濙来到，急忙起床召见，两人密谈至次日凌晨。虽然无人知晓这次密谈的内容，但世人多以为必与建文帝踪迹有关，很可能胡濙这时已经得到有关建文帝下落的确讯，如果不是有死亡的消息，则必定已表示甘心让国，总之是可以放下心来。因此，两个月后，朱棣“诏谕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死义者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索寻了20多年的建文帝踪迹之事，竟这样悄然了结。这距朱棣去世只有8个月时间。
正因为建文帝披缁出逃的可能性极大，所以才有了其以僧人身份游历四方的种种传说。相传建文帝有诗云“礼乐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
人们不仅相信其未死于宫火，而且还期待其复国重整河山。得道者多助，其中也许寄托了世人对成祖杀戮忠义、暴虐政治的痛恨和建文宽仁新政的深切怀念。但至终建文帝以僧老去，隐遁于深山茆庵，从亡诸臣或散或卒。
建文逊国披缁至明末甚至已形成一种文人圈中的共识，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在《有学集·建文年谱序》中如是述说：“文皇帝之心事，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无法释怀。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三丰，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而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溥洽）药灯之诅祝，剃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即道衍）榻前一语，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朱元璋）知之，兴帝（朱标）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孟森云：“据此文，历述建文为僧，文皇不加追究。作两美之辞，虽不免曲笔，要其明逊国之为事实，则别有根据。……其所据为可信之逊国之说者，胡濙、郑和之访求，溥洽之剃染，为僧之确，出亡之事已定。山巅水崖，间有遗迹，不可谓尽虚。”
建文披缁出亡的传闻既然不虚，那么金川门开，靖难军占领南京后，建文君臣究竟是如何出逃的？关于这件事，后世诸多私人史家著述，当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述最详：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儿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
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子在任，心必萦系，宜各从便。”御史曾凤韶曰：“愿即以死报陛下！”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昇导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帝曰：“今后但以师弟称，不必拘主臣礼也。”诸臣泣诺。廖平曰：“诸人愿随固也；但随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无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卫者，多不过五人，余俱遥为应援可耳。”帝曰：“良是。”于是环坐于地，道士进夜饍，约定左右不离者三人：杨应能、叶希贤俱称比丘，程济称道人。往来道路，给运衣食者六人：冯㴶时称塞马先生，时称冯翁，时称马公，时称马二子；郭节时称雪庵，后称雪和尚；宋和时称云门僧，时称稽山主人，时称槎主；赵天泰适衣葛，即称衣葛翁，时称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补锅，欲以作生计，号老补锅；牛景先号东湖樵夫，亦称东湖主人。
帝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大家势盛，耳目众多；况新主意尚未释，能无见告？不若往来名胜，东西南北，皆吾家也。臣等中有家给足备旦夕者，即驻锡于兹，有何不可？”帝曰：“良是。”于是更主七家：廖平、王良、郑洽、郭节、王资、史彬、梁良玉。帝曰：“此可暂不可久，况郊坛所在，明旦必行，何所之？”众拟浦江，而郑亦巨族，且忠孝可居也。夜分，帝足胫痛，度不能行。微明，景先与彬步至中河桥，谋所以载者。有一艇，为吴人，急叩之，则彬家所遣，以侦彬吉凶者也。彬与景先亟迎帝，且至彬家。诸人闻之，且悲且喜。同载八人，为程、叶、杨、牛、冯、宋、史，余俱散走，期以月终更晤。取道溧阳，八月，始至吴江之黄溪史彬家。彬奉帝居所居之西偏，曰清远轩。众出拜，帝改题水月观，亲笔篆文。阅三日，诸臣至彬家相聚，五日，帝命归省。
成祖即位，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八月，命礼部行文州县，追缴革除诰敕。至是，苏州府遣吴江邑丞巩德至史彬家追夺，且曰：“建文皇帝闻在君家。”彬曰：“无之。”微哂而去。次日，帝同两比丘、一道人行，余俱星散，时八月十六日也。帝附舟至京口，过六合，陆行至襄阳。十月，至廖平家，适有诇其迹，遂决意往滇。
至此，我们对南京城陷后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做个归纳，尽管历史文献的记载相互矛盾，但概括起来，大体有三种说法：一是以《奉天靖难记》和《明太宗实录》为代表，认为建文帝投宫火自绝，葬身火海，有宫中太监“出帝后尸于火中”，指为建文。朱棣征问王景，以天子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二是据清修《明史》所载，宫火后，“帝不知所终”，或曰遁去为僧，由地道出亡，往来滇、黔、巴、蜀间。也有说建文“蹈海去”，流亡海外。三是以《明史纪事本末》为代表，综合诸多传闻，曰南京城破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披缁出亡，与从亡遗臣流落西南。
稽诸史乘，关于建文传闻的叙事主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明中叶的早期建文传说构建，产生大量野史笔乘，皆为江南士人或在江南仕宦所传出；二是随着建文出亡故事的文本越来越丰富和具体，在明代晚期，西南等地区开始出现一些“建文遗迹”。在早期建文传说的构建中，含有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的特殊利益和情感在内，所以他们极力表彰建文忠臣，力主建文不死。这是建文出亡说产生的早期社会心理背景。至于西南建文遗迹，大都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凸显建文的君主身份，二是其中多见神迹。几百年来，破解建文帝下落的著述文章很多，提出的答案不少，而对建文流落西南为僧这个事实本身研考并不多，笔者灯下披阅纷繁，试图由此做深入探讨。
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讨伐建文帝近臣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等“权奸”，打着“靖难”旗号在北平起兵。这场靖难战争发生于建文新政时代，结束于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军渡过长江，攻陷南京城。战乱中宫中燃起大火，建文帝从此失去了踪影。这就引出了建文帝逊国后究竟流落何方的历史谜案，诸多文献记载表明，建文帝出亡南京后，流落西南为僧40载。其出亡目标地为云南，各处现存建文遗迹，大都为其流亡所经之地，而非归宿之地。因当时局势，不固定于某处，大抵以云南为宅，往来于巴蜀黔粤为门庭，不时游方江浙湖湘。
这个数百年未解的明朝第一谜案，实际上是洪武帝之后发生于叔侄间的争夺帝位之战，也可谓明初政坛的一场大地震，震中在南京，而波及西南边远地区；因建文流亡所及，西南巴蜀滇黔地区也被卷入明朝宫廷政治生活的漩涡。从佛教视角看，建文帝因失位为僧，不期然又将佛教弘化边远，不啻为明清之际滇黔佛教兴盛奠定基础，也促进了明永乐朝致力开拓西南边疆。
1. 史家的疑问
南京城破后，建文帝并未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朱棣虽然拿下了京城，但江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地区并不属于燕军所有。而从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西南滇黔地区应该是建文逊国出亡最好的选择。已有的研究很少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让失势的皇帝离开权位中心南京出亡为僧，恰恰是朱棣和朱允炆叔侄都能接受的结局。这其中或许还有一些未曾揭开的历史内幕。这里必须回答两个关联的问题：一是建文帝为何选择西南为出亡的安全地；二是遁佛为僧因何能被建文接受，甚至也被朱棣接受。
对于第一个问题，建文史研究者已给我们做出了不少解答。云南为建文出亡的首选之地。建文帝刚逃出京师，便对从亡诸臣直言：“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这天字第一号“逃犯”敢如此宣称，乃是他与西平侯的深厚渊源决定的。西平侯沐晟系沐英之子，沐英系太祖朱元璋义子，《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载：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初抚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子，高后视如己出”。因此，沐英与建文帝之父懿文太子朱标有兄弟的名分。沐英封西平侯驻守西陲云南，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去世，长子沐春嗣位。其次子沐晟却留在京师皇宫高皇后处，与建文帝一道长大。洪武三十年（1397）沐春死，沐晟嗣爵，“（沐）晟，字景茂，少疑（凝）重，寡言笑，喜读书。太祖爱之，历官后军左都督。建文元年嗣（西平）侯，比就滇”。明初，藩封各地的王侯，其权势比地方督抚大。在云南，沐晟可谓一手遮天，因此，建文帝要逃依于他，他对建文帝应百般庇护，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四川也是建文帝主要流落之地，这与蜀王朱椿有很大关系。在太祖诸子中，倡导以仁义治国者，除太子朱标外，便是蜀王朱椿了。据《明史·蜀王椿传》载：“蜀献王椿，太祖第十一子，……性存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帝尝呼为‘蜀秀才’。在凤阳时，辟西堂延李叔荆、苏伯衡尚榷文史。既至蜀，聘方孝孺为世子傅，表其居曰‘正学’，以风蜀人。诣郡讲学，知诸博士贫，分禄饩之，月一石，后为定制。造安车，赐长史陈南宾。闻义乌王绅贤，聘至，待从客礼。……时诸王皆备边，练士卒，椿独以礼守西陲。”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就藩前，与长兄懿文太子相处时间较长，二人禀性又极为相近，关系必然融洽友善。他与建文帝都很赏识方孝孺，朱椿聘为世子师，建文帝则聘为自己的侍讲。建文帝与蜀王世子共同师事方孝孺，将建文帝与蜀王父子的关系又拉近了一大步。蜀王一向倡导以仁义治天下，对朱棣起兵夺位肯定持异议，而对建文帝流落荒野必定抱同情态度，加之他与建文帝之父的深厚情谊，也使得他对建文之事不能袖手不管。甚至传言，当京城被燕师围困，建文下诏各地派兵勤王时，“蜀府兵来赴难”，用武力支持建文的天子地位。更有传说当燕师攻破南京时，蜀师又乘城破混乱之机，将建文帝“窃载以去”。
因此，当建文帝出亡后，把四川当作他主要的隐居之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对于第二个问题，披缁为僧既是建文逊国最好的选择，也是朱棣对他最好的安排。建文逊国为僧历来被各种传说层层包裹，其中核心的史事就是靖难之变中他不得不接受的“高帝遗命”——宫中遗箧，这给他提供了披缁出亡的身份、路线。试问，宫中遗箧有没有可能？前述孟森引《史例议》云：“阖宫自焚，以死殉国，建文之正也。后人不见正史，妄相傅会，皆因心恶成祖诛夷诸忠烈之惨，而不忍建文之遽陨，故诡言刘基之秘箧，程济之幻术，以神奇其说耳。”如果撇开其玄秘传奇成分，整体上还是真实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太孙朱允炆曾表示忧虑：“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若不靖，谁去防御呢？”以朱元璋之精明，且经朱允炆提醒，这种十分明显的尾大不掉的情况他决不会视而不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燕王为代表的诸王势力日盛，对日后朱允炆的潜在威胁也越益明显，这不可能不引起朱元璋的重视。这使得他在临终前留下遗箧，为一旦出现“诸王不靖”攻下京师时，朱允炆如何逃离做出紧急的应变安排。遗箧对建文帝出逃所做的周到而细密的预案也不足为奇，只要想想朱元璋自身的经历就不难理解了。朱元璋自己就是和尚出身，因此他极容易想到的就是让建文帝以和尚身份出逃。同时，朱元璋自1356年攻打集庆（今南京），到1398年去世，在京师居住了40多年，对南京交通要道、大街小巷应了如指掌，何处有地沟暗道可通城外，他心中有数。因此，他预先为建文帝规划好出逃路线，使之成功脱逃，其可能性应当是很大的。
对于朱棣来说，只要建文安心为僧而不卷土重来，就可以放他一马。而建文本人从宫中火起逃出南京后便失去了重整山河的雄心，宫火不仅毁坏了象征他皇权的宫殿，也毁灭了他做皇帝的权力之心。靖难之战实际上就是发生在燕王和建文叔侄之间的皇位争夺战。朱允炆即位伊始，就听从谋臣意见决定削藩，是为巩固皇权，因“诸王势大”，“朝廷孤危”。他一连削去五藩王，毫不手软，先是将周王、岷王、齐王、代王等废为庶人，可没想到湘王朱柏性情激烈，携全家老少“阖宫自焚”以示清白。湘王的自焚极大地惊吓了仁孝善良的朱允炆，他开始后悔以前的削藩，甚至在朱棣起兵作乱时，还要求官军不得伤及朱棣，发布手诏“毋使朕有杀叔父之名”。这道敕令显露了建文帝仁弱的个性，注定他失败的命运，因为权力是强者的游戏。史称建文帝“仁柔少断”，在大势所去之际，也“阖宫自焚”。他带着“郁郁乎文哉”的理想登上皇位，孜孜于宽仁的新政文治，结果当皇帝仅仅4年，就被自己的叔父夺去了皇位。我们已不能考证他放火焚烧这皇祖传给他的象征着大明江山的皇宫大院时的心情，但可以断定他在燕军攻陷城门时，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毁灭感。这不是对宽仁的毁灭，而实是对他皇权乃至雄心的毁灭。仁政必须建立在强权基础上，这是天命不可违之天意、天道，还是历史的真相和选择？如此看来，宫火中建文帝确实被烧死了，不过烧毁的是他的皇帝位子，还有承载皇帝象征的宫殿及梦想，而另一个建文恰如烈火中凤凰涅槃，这就是从帝到僧、从君到师的身份转换。朱允炆从宫中逃出后就对从亡之臣曰：“今后但以师弟称，不必拘主臣礼也。”
有研究认为，建文四年（1402）燕兵入京，建文帝被迫出亡，削发为僧，流落西南，实际上只不过以做和尚为掩护而进行复辟的活动；和他一同出亡的大臣20余人，实际上就是以建文帝为中心的、以复辟为目的的政治集团，可是经过40年的斗争活动，没有达到复辟目的。
据《明通鉴》纪事：“二十余人中，或先帝卒，或散四方而客死。惟（程）济从亡在外四十年，盖与帝为始终云。”于是有学者说：“建文出亡，险危中多赖以免……以（程）济之权谋技术，应是刘文成、姚恭靖之流，乃甘老空山，竟不能使建文之复辟，岂非天哉！”
《逊国正气纪》曰：“帝为太孙时，博学喜文，事必法古，仁明孝友，闻于天下。及即位，奖用儒臣，爱民成俗。三年之内，几致刑措，道不拾遗，诚贤君也。而诸王不法，裁抑无术，复牵制文萟，优柔不断，缓急失时。以致身窜国亡，为天下后世悲。果天使为之欤？甚哉，乾刚所以为君德也。”
史家往往将建文之失位或不能复位，归因于其深受儒学熏陶形成的个性“仁柔少断”，而大都未能从佛教因素考虑。建文能放下皇帝权力，其中有无佛教的因素？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建文逊国前为儒家皇帝，逊国后即与佛相伴。佛教对权力失落者的精神抚慰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强而管用，而这往往也是权力竞争成功者对失败者出路安排能接受的一种最好结果。建、永易代，深受醇儒熏陶的建文披缁遁佛，也再次明证儒佛关系构筑“函盖相合”。故此，别看佛家常受儒者批评，可当世变来临，佛教似又专为儒者所设，岂莫非佛教为“无用之大用”？这一点我们可从明清鼎革后的历史得到印证，彼时遗民逃禅遁佛也成为清廷默许的选择。
2. 建文为僧始末
据《建文年谱》曰：师二十六岁为僧。建文自丁已至戊寅为皇孙及太孙者二十二年，己卯至壬午为帝者四年，癸未至庚申为僧道者三十八年。为皇孙者无事可书，为帝则事不胜书。逊位后固无所事，而庵居之兴废，师弟之往来，南北之遨游，缁黄之变易，皆世所未闻。虽不能详略标其概，使阅者如观山望海，耳目一新，造极穷源，则具有全书在。
兹将建文南京出亡后流落西南为僧之足迹和活动始末，勾制如下表：
表2.2 建文流落西南为僧之足迹和活动始末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建文帝流落西南为僧的始末行历，诚如钱士升《从亡随笔叙》所曰：“让皇出亡，初苦病足，乃自吴而楚而蜀而滇，重趼万里，似行脚汉；密菁空山，乞食咬菜，似苦行僧；著《楞严疏》，作《大士颂》，参悟又似老耆宿。”深描其万里行脚，颠沛流离，遁迹深山之为僧行状，可谓入木三分。其中有几处值得关注，一是永乐元年（1403）春正月十三日，帝至云南永嘉寺
，得西平侯沐晟“慎密庇佑”。二是永乐三年（1405）春二月，至重庆之大竹善庆里，应贤为其募缘；永乐四年（1406），结茆滇之白龙山。自永乐五年（1407）至九年（1411），往返穿梭于善庆里与白龙庵。白龙庵被有司毁后，至浪穹鹤庆山，募建大喜庵。三是永乐十六年（1418）住锡黔之白云山，白云山自建文帝开山建寺后，遂成为黔中佛教名山。永乐十七年（1419）在黔始观佛书，注释《楞伽》《法华》等经。四是正统三年（1438），粤西之行，住居横州南门寿佛寺；正统五年（1440），决意东归。这些是建文为僧往来滇蜀黔桂等地的住锡之所，始居云南永嘉寺，终住广西横州南门寿佛寺。
据史乘所载，建文帝一行四人到达云南昆明后，先寓城中五华寺内，无法见到沐晟。后通过一位老和尚的传信，才将沐晟请到寺内密见。沐晟十分同情建文帝的遭遇，又慑于明成祖朱棣的威势而不敢公开庇护，于是就派人将建文帝送到武定府狮子山永嘉寺。狮子山号称西南第一山。永乐二至三年（1404—1405），建文帝依照当初在京师神乐观相约，出游与诸臣秘密会晤。永乐四年（1406），建文帝再次入滇，被沐晟安排在白龙山，结茆白龙庵。永乐六年（1408），白龙庵遭焚，程济出山募捐重建。永乐九年（1411），有司拆毁白龙庵。
建文帝遂命应能、应贤至浪穹（今洱源）盖大喜庵，在大喜庵住了大约10年。应能、应贤先后于此示寂，葬于庵东，称“两忠之墓”。此后，建文帝潜心研读佛典，疏《楞严经》《法华经》等，署名“文和尚”。同时，他对《易经》象数之学亦有研究。由于建文人生大起大落，所以，此时的他对佛、易之学极易悟通，因而造诣很深。他在滇黔川粤间经常往来弘法，皈依者众，俨然成了当地的佛学界权威人物。在朱棣追捕之风声渐松的情况下，建文帝曾以应文大师的身份，到川、黔、陕、楚、闽、粤、桂等地讲学传道。倦游之后，仍回云南住锡。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崩后，滇西兵乱，建文遂于宣德二年（1427）从鹤庆朝霞寺来到武定狮子山住锡，当时他已是颇负盛名的“天下大师”。正统五年（1440）春决意东归，先至金陵，后到北京，被接到宫中，皆称“老佛”。老死在西宫，享年64岁，葬于西山，“不树不封”
。
关于滇西兵乱，史书记载不详，不知是否与建文有关。但对于流落西南为僧二十几年的建文帝来说，这也许是其翻盘复国、东山再起的最佳机会。因为，做了22年皇帝的永乐大帝先他而去，而皇太子即位为仁宗不到一年也暴病身亡。史载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七月，北征，崩于榆木川。众仓卒，莫知所措。不发丧。大学士杨荣辅佐皇太子、太孙，稳定了局势。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是为仁宗，大赦天下。杨士奇草诏，如下西洋宝船，云南取宝石，交趾采金珠，撒马儿等处取马，并采办烧铸进供诸务，悉皆停罢。十一月，宥建文诸臣家属。仁宗尝语廷臣曰：“方孝孺辈皆忠臣。”遂及宽典。从建文行历中我们知道，成祖朱棣驾崩榆木川那年春，建文就东行江浙一带，会旧臣史彬，之后游天台、宁波诸胜，访参观音大士潮音洞，自闽、粤还山。冬十月，与史彬相遇于旅店，言及榆木川，“稍色喜”。即同彬下江南，闻仁宗崩，建文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后往来亦少如意也。”洪熙元年（1425）六月宣宗即位后，秋八月，建文帝还在大喜庵前祭从亡诸臣。这些行动中有无政治活动？因史料缺乏不敢妄断，但使我们深味以下谷应泰的评论：
谷应泰曰：闻之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然而乘机察变，忍耻图存，一旅而中兴奏，五年而天节反，（中略）建文之仓皇出奔，或亦有深意焉。又况铁函锁柙，度牒剃刀，先皇所遗也。龙嫠帝后，妖谶亡周，燕啄皇孙，天心割汉，厥有定数，又非智力所移耳。
乃逊国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独从地道，余臣悉出水关，痛哭仆地者五十余人，自矢从亡者二十二士。（中略）其经由之地，则自神乐观启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踪迹去来，何历历也。特以年逼桑榆，愿还骸骨，岑瑛据之以闻，吴亮辨其非妄。夫不复国而归国，不作君而作师，虽以考终，亦云恧矣。
然以予论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场，昭帝新居谅暗，此时兵力黩于边关，内难伏于高煦，国势危疑，人情牵制，必不能长驾远驭，经营万里之外者。而滇、黔地险，沐氏兵强，因兹遁迹之时，宜申控告之义，非流彘而藉共和，则东迁而依晋、郑，一军出荆门，即襄、邓可摇，一军出汉南，即长江可据。狐、先《河水》之功，冯、邓云台之业，后挽前推，匪异人任也。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多橐饘，朝统之奉，而兴复大计，阙焉不讲，譬犹危叶畏飙，惊禽易落，正所谓亡国之大夫不足与言事者也。
洎乎正统改元，帝易四朝，统逾五纪，内鲜惠、怀之乱，外无连、管之谋，嗣服相承，天定之矣。而况主君已老，从者凋零，方险阻备尝之时，正精志消亡之日，鲁展喜之已衰，晋铜鞮而既死，崦嵫待尽，尚安望其复振乎！至若从亡诸臣，国尔忘家，捍王于艰，四十余年，栉风沐雨，即无包胥之义，复楚王于郢中，亦有子家之忠，哭昭公于野井，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关于正统五年（1440）建文东归问题，最早记载此事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郑晓，其书记述：“正统初，建文帝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称朱允炆，曰：‘胡濙名访张邋遢，为我也。’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帝尝赋诗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声吞哭未休。’或云帝顶颅偏颇，高帝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撄大难，乃发此。以故遂为僧云。”
而据《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年（1574）十月，明神宗与大学士张居正有一段对话：“上御文华殿讲读，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正统间至云南，曾于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见诗起疑，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踞，曰“我欲归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骤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上因命居正诵其诗全章，慨然兴叹，继命书写进览。”
寻且下诏复建文年号。
以上史料充分证实，在明代，不论私人著作还是官方记载，都肯定了建文流落西南为僧是历史事实。大体上万历以前，朝野人士因惧怕文字狱，有关建文下落的著作极少，万历二十三年（1595）诏复建文年号后，“文网”渐弛，此类著作才逐步增多，特别是明末清初更大量出现（有的涉及建文，有的专述建文）。例如李贽《续藏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陈继儒《建文史诗》、赵士喆《建文年谱》、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查继佐《罪惟录》、谈迁《国榷》等著述。贵池刘廷銮撰，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还逐年逐月记述了建文帝流亡各地的情况，始自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止于正统五年（1440）冬十月。丰润谷应泰撰，成书于顺治十五年（1658）的《明史纪事本末》则列有建文逊国专章，记述甚详。以上各书，对于建文逊国流亡的具体路线、行止地点等情况，虽记述不尽相同，但对我们了解建文为僧始末提供了充分材料。
3. 僧家文献比对
现结合历史文献中建文为僧的记载，与僧家文献资料比对印证，考察建文逊国之谜中的为僧问题，析其异同，订正错讹。《宪章录》用语简省，曰：“宫中火起，上变服削发，自宫中御沟出，至郊坛遁去。”
而其他诸多文献记载，建文之为僧，缘起于“宫中遗箧”，箧中有三张度牒，并袈裟、鞋帽、剃刀等物，还有一纸上写有出亡路线。逊国为僧被建文君臣认为是朱元璋的遗命。僧家文献对建文逊国为僧的记载，目前可查考的有以下几种著作。
其一，是天台山慈云禅寺沙门释如惺撰《大明高僧传》，成书于明万历年间，卷第三解义第二之三（正传一十四人，附见十四人）收录《广西横州寿佛寺沙门释应能传（十二）》，传文如下：
释应能，伪姓杨氏，实建文君也。太祖之嫡孙、懿文太子之长子，封皇太孙，讳允炆。生时顶颅颇偏，太祖抚之曰半边月儿。及读书，甚聪颖。一夕，懿文太子与侍，太祖命咏新月诗。太子吟云：“昨日严陵失钓钩，谁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太孙吟云：“谁将玉指甲，掏作天上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太祖览之不悦，盖“未得团圆”、“影落江湖”皆非吉兆。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大渐，乃授以一小箧，封钥甚密，戒于急难方开。是年五月十六日即位，年二十有三，明年改元建文。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直文渊阁日讲周官礼，变更太祖旧制。于是诸王多不逊服，乃曲加恩礼，侍读太常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议削诸王之权，谋者先燕，命侍郎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察燕动静。遂逼燕起靖难师，南讨黄、齐。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金川门。帝纵火焚宫，启太祖遗箧视之，得杨应能度牒、剃刀、袈裟、缁服。遂削发，自御沟出遁，云游四方。
自湖湘入蜀，云南复闽，入广西横州南门寿佛寺，居十五年。升座演法，归者甚众。所至成大法席，人不知是帝也。复往南宁，居一萧寺，衲子云集，师为随缘开示，一众欢然。久之，至思恩州，立于当道，值知州出，从者呵之。师言：我是建文皇帝也。自滇历闽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归帝乡。巡按御史闻于朝，赐号老佛。命驿送至京师。……及至京，朝廷未审虚实，以太监吴亮曾经侍膳，使审之。师见亮即呼曰：汝非吴亮耶？曰：不是。师曰：我昔御便殿，曾弃片肉于地。汝伏地餂食之，何得忘也？亮稽首大恸。已而取入西内供养，竟卒于宫中。
系曰：建文君既继大统之二，应与贤佐之臣兢兢恪守太祖之成法而补其未逮，则文皇帝亦安于藩邸矣。乌有靖难兵破金川门哉？为其一旦误用方、黄辈，讲周官、行井田，变更旧制，威逼亲王，文皇乌能坐视大宝隳于侏儒而束手待缚耶？今数百年国家之鼎盛、天下之治平者，诚赖靖难之一旅耳。建文事，《弇山集》深言其既罹难必无出家之理，既出家必无还宫之事，杨应能牒是冒之也。斯据《国朝典故》《皇明通载》及《宪章录》《思恩志》等说录之，固于僧传是不可缺，君子详焉。
这段传文利用正统五年（1440）杨行祥冒充建文帝事件，而将杨行祥事移之释应能铺叙而成。传文开首即曰：“释应能，伪姓杨氏，实建文君也。”而据历史文献，杨应能是吴王府教授，其与御史叶希贤
，《明史》皆有传，建文帝宫火时，同祝发从亡。清修《明史》，朱彝尊曾上书史馆总裁，论述靖难期间的历史事件有十三不足信者，其中一条就指出“因杨行祥事而移之杨应能，不足信”。
此“杨应能”实为“杨行祥”借用，行祥一作“应祥”
。该传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传末的系评，一方面反映了明末佛教僧人对建文逊国时事的看法，“今数百年国家之鼎盛、天下之治平者，诚赖靖难之一旅耳”；另一方面，引用王世贞文集言，表达对建文逊国为僧最终归宿之见解，“既罹难必无出家之理，既出家必无还宫之事”。这都是治明代佛教逊国史事应当参考的。
其二，是释幻轮撰《释氏稽古略续集》三卷，这是一部编年体的佛教史书，主要记载元明佛教史事，该著撰于崇祯十一年（1638），所记史实始自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终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凡364年，僧人430余人。卷一为元代，卷二、卷三为明代。作者有鉴于“国史则遗佛教，禅编则略世缘”，按皇帝的世系、年月的先后编排史实，见录的政事很多，“备列皇王政治贤圣风规”，涉及的政治人物和社会事件也特别多，可谓一半是佛史，一半是世史。但书中记载佛教史料大多未注出处，它以明太祖洪武朝史事为全书的记叙重点。卷三收录建文皇帝逊国史事，且看有关节录：
建文皇帝，讳允炆。太祖之孙，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继妃吕氏所生。生十年而懿文卒，时太祖年六十有五矣。是年九月庚寅，立为皇太孙。至是太祖崩，即位，年二十二。靖难兵起，至金川门，帝避位逊去。在位四年。……
壬午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帝纵火焚宫，变服遁去。京师传言帝崩。燕王按兵入城，臣民皆迎劝进，许之。遣人布告天下。祖预知帝之不终也，大渐时授一小箧，封钥甚密，戒以急难乃启。至是窘迫无计，启箧视之，得杨应能度牒及披剃之具。遂削发披缁执度牒，自御沟出至郊坛而走。时宫中火起，咸以为建文自焚矣。
上出亡时，问计程济，济曰云云，立召僧人为上剃发。从出亡，遇险辄用术脱去。数十年后，随上至南京，莫知所终。与同邑高翔起明经，翔励名节，济好术数。翔曰：愿为忠臣。济曰：愿为智士。其后，翔九十死难。
帝生而慈慧，好诗文古典礼文章，至性孝友，异常人子。方懿文之病痈也，帝年方幼，含泪抚摩。昼夜不暂离，亲吮吸之。及懿文薨，哭踊哀慕，至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政尚严刻，帝济以宽大，中外爱戴。初建文中，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已而忽不见，人莫能测。至是始验其言云。
以天子礼为建文发丧，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方孝孺持斩衰服，昼夜号哭。召至，上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命作诏，授以纸笔。孝孺大书数字，掷笔于地曰：死则死耳，诏不可草。先是道衍托以上曰：南有方孝孺，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好学者绝矣！十月，以僧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
靖难死节之臣，其章章著者，后人褒其姓名曰《革除遗事》。一首罹祸及阵亡之臣凡十九人，闻变自尽十五人。在朝罹祸二十三人，在外二十人。中外士臣百九十八人，不及难六人。被斥六人，见用二十二人。
上述节录建文史事置于成祖文皇帝之前，篇幅仅次于洪武帝，这是在建文皇帝的历史地位在正史中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所做的，早于清廷纂修《明史》对建文帝地位的认可，说明了僧家史传也须具有相当睿敏的史识。建文为僧事迹，基本抄录于《大明高僧传》之释应能传，然其对建文之仁孝、宽政，遗臣之忠义气节的叙述明显增多。英宗正统五年（1440）条下，录有释应能传。传曰：
释应能，实建文帝也。自出家后，经湘湖入蜀，至云南，复游闽，后入广西横州南门寿佛寺。居十五年，升座说法，归者甚众。复往南宁居一寺中，归者亦然。是时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当道立，从者呵之。师自称为建文帝，游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归帝乡。瑛大骇，闻于巡按御史奏之，驿送赴京，号为老佛。途次赋诗云：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其三，清有释圆鼎撰《滇释记》云：“应文大师，俗谓文和尚，明太祖长孙，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建文四年，时燕王棣举兵南伐，有内臣出高帝遗命，得度牒三，曰应文、应贤、应能，即僧服如之。于是师及御史叶希贤为应贤、吴王教授杨应能而为僧，编修程济为道人，遂从复道出。历游吴、楚、黔、粤，入滇，居永昌（白）龙山，复结庵于鹤庆、浪穹间，又卓锡武定狮子山，遗像犹存。在滇数十年。尝疏《法华》《楞严》等经，间多题咏。后东归，寿八十余，坐化宫中，葬于西山，称为老佛。”
建文为僧进入僧家史传著录视野，上述万历年间释如惺《大明高僧传》是开山作，崇祯中释幻轮撰《释氏稽古略续集》踵其迹，入清后有释圆鼎撰《滇释记》殿其后。前两著基于正史记载，主张“（杨）应能”实即建文帝，而清《滇释记》则持高帝遗命、宫中遗箧三度牒说，更正“应能”之讹传，明确建文帝为“应文大师”。
此外，尚有清末民国虚云禅师在《增订佛祖道影》中作《法系考正》，依据云南丛书《滇释记》第二卷载应文大师，俗称文和尚。今第四卷，建文更正为应文，以矫正诸家之讹误，并存随从忠义之名焉。
虚云重辑《佛祖道影》第四卷录《明狮子山应文禅师》，曰：“师朱明建文皇帝也。燕藩之变，金川门破。内臣出高皇遗命，得度牒三，曰应文、应贤、应能，伽黎俱备。宫中火，帝易僧服，自居应文，自复道出。从行者御史叶希贤、吴王教授杨应能，并易僧服，分居应贤、应能。历吴楚黔蜀，辗转入滇，隐居狮子山有年。今遗像犹存。晚岁东归，坐化宫中，世寿八十余。葬于西山。赞曰：人王法王，各行正令，千日并照，有感斯应。必竟如何？路绝凡圣，叶落归根，无欠无剩。”
4. 方志谱书的记载
尽管建文帝出亡后的行踪成了千古之谜，但查之地方志，却有丰富、鲜活的记载。他成功地从京师出逃之后，经江浙、江西西上，其后40年间，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数省辗转云游，结庵隐修，潜心佛道，留下大量历史遗迹，成为西南数省久经盛传的大事。
云南方志：《武定府志》记载，建文隐居其地狮山，山上有建文帝礼北斗星的“礼斗台”。《嵩明州志》载，距州30里的邵甸有个“得食村”，建文帝游历至此，甚饥，遇四农夫献食，故名。《富民县志》记载该县的灵芝寺，亦是建文帝隐居处，留下了“蒲团草”的传说。《广通县志》则载该县寂照庵玉皇阁，建文帝亦曾“托宿其中”，并遗诗二首、偈一首。《永昌府志》载，建文帝来滇西保山，居该白龙山上的寺院，并为城西北大保山麓的明法寺题写寺名。《浪穹县志》载，建文帝在永乐九年（1411），于该县溉次河“诛茅成庵”，进行隐居。《鹤庆府志》载，建文帝在该县观音山的龙门舍隐居过。《临安府志》载，建文帝到临安，为郡城指林寺题“第一山”三字，临安即今云南建水县。
四川方志：《巴县志》记载了建文帝在建禹峰筑庵居住，因而建禹峰现称建文峰；记载了建文帝隐居过的磁器口宝轮寺，因而宝轮寺又名“龙隐禅院”。《江津县志》记载了建文帝在古庙邻母洞题联及额的事。《大竹县志》则记载了建文帝两去大竹，在该县善庆里隐居了较长时间。
贵州方志：《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中记述了建文帝隐居惠水县九龙山白云寺，手植杉树，并有跪勺泉、流米洞等与建文帝有关的遗迹。在平坝、清镇二县间的高峰山上，也有建文帝隐居过的古刹，并留有“西来面璧”四个斗大之字于寺旁巨岩上。
广西方志：《横州志》记载他曾住锡城南寿福寺，亲为该寺题“万山第一”的匾额，后人为纪念他曾居此，在此建殿，名曰“龙隐”，殿内塑建文帝像，栩栩如生。《庆远府志》载，建文帝云游至此，解所乘之马赐指挥使彭英，马触岩而死，建文帝勒石写“泣血”二字。《武宣县志》载，建文帝曾隐居该县仙人山仙岩寺，并遗诗三首，留下他和随行者的法号。
从方志记载来看，建文为僧在西南地区留有诸多踪迹，云南遗迹最多，在广西信众亦多。如他住锡广西横县寿佛寺时，“其徒归者数千，横人，礼部侍郎乐章父乐善广，从受浮图之学。建文帝恐世泄，一夕复遁南宁陈步江一寺中，归者亦然”。
除了方志，逊国名臣家谱中还保存一些记载建文逊国为僧的重要资料，如卓敬家谱、徐氏谱书等。卓氏家谱中的相关记载，现抄录如下：“大明洪武朝，卓公讳敬，字惟恭，由进士官户部尚书，辅建文帝为首相，进爵太师子少师。永乐兵逼京师，建文髡其发为僧，惟恭变其服为道，君臣潜逃远窜。及永乐迁都燕京，密访建文君臣，时惟恭不知下落，只有孙名用祥，奉旨由楚黄冈城徙居蜀资阳，此吾族入川之始祖也。”据此谱，建文帝在位时，户部侍郎卓敬曾上书建文帝削藩良策，要求改封燕王朱棣于南昌，以削减其势力。但削藩未成，燕王却率兵直抵京城；因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而使南京城陷落。见大势已去，建文君臣化装为僧道逃亡。又史载，燕王朱棣称帝后，曾劝任建文朝户部侍郎的卓敬臣服，而卓敬不迎降，于是明成祖朱棣欲杀之，后鉴于其至诚，便要释放他。可明成祖的谋臣姚广孝却认为不能释放，说：“虽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驾燕都，必杀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强，蜀王富盛。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则彼得行其志。”最终明成祖下令处死了卓敬。
在这条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成祖谋臣担心建文复辟，忌惮楚王，并对蜀献王朱椿存有一定的戒心。明成祖多次强调蜀王朱椿“忠孝”，似以此作为牵制的手段。后来终于利用谷王朱橞反叛事件给蜀王施加压力，迫使蜀王检举与其同母的谷王谋反。朱棣指控谷王当初开金川门是为放走建文，而现在兵反也是为了建文再起。
用皮纸誊写的手抄本《徐氏谱书》，也有关于建文帝逊国为僧行踪的记录：
（徐）达公生二子，长曰辉祖，次曰耀祖。辉祖袭太傅魏国公职，相建文帝于南京。耀祖举武孝廉，授黄旗总兵，佐燕王于北平。燕王号成祖，窃位称朕，迁帝座于燕京（燕京即北平也）；建文失守蒙尘，出奔六诏（六诏即云南也）。
成祖时，封沐英为滇王，抚绥云南，恐滇王拥建文帝复辟，密赐我二世祖耀祖公以万户侯爵都使云南指挥临安，近窥其形。（临安，即迤南道）。
建文素好佛学，自奔迤南后，隐匿身事，于临安府属武定县之武当山（狮子山）佛庙为僧，永不复见。
徐氏谱书为我们提供的信息甚多，这里有几点值得重视：其一，徐氏族人对成祖“靖难”之役颇为不满，称之为“窃位称朕”；而对“建文逊国”深表同情，称之为“失守蒙尘”，可谓憎怜分明。其二，徐氏族人为维护建文帝的地位与安全效过犬马之劳。按《明史·徐达传》，毕节徐氏一世祖徐达于洪武三年（1370）受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予世券。洪武十八年（1385）徐达去世，长子徐辉祖袭其爵，建文初加太子太傅，奉命帅师援山东，败燕军于齐眉山，燕人大惧。后因朝廷指挥失误，南京陷落，辉祖被俘，坚强不屈，遭成祖幽禁，于永乐五年（1407）死去。其三，徐耀祖奉成祖命，到云南迤南为官，监视滇王沐英，以防拥建文复辟，但耀祖未对建文帝采取任何投石下井的行动。以后发生的事实证明：云南是建文帝避难的最佳立足点，而广西、贵州、四川等地不过是由这一立足点上发出的射点而已。其四，建文素好佛学，流落云南后，隐身佛庙为僧，永不复见。
从以上成祖褒奖蜀王忠孝又借故压制蜀王，到封沐晟为滇王又派忠良世家徐耀祖至云南为官监视滇王，再到派与建文有杀子之恨的顾城再任贵州总兵
，这一系列举措反映出成祖朱棣对西南地区加强了布控，这一切都是为防止建文帝联合西南重要力量图谋复辟。那么，如何解释建文帝出亡西南之外的其他传说？这些传说和遗迹主要分布在东南和西南通向云南的方向，多半应看作是建文帝从南京出亡到云南的路途留下的，只是由于不断渲染，将经过之地演绎成出亡之地。从古至今，即有学者多所思考，建文踪迹若隐若现，飘忽不定，虽流落西南，而间亦游方中原，却始终平安来去，有惊无险，究竟是何缘故？如冯甦《滇考》曰：“要之，建文帝不死于火，出亡在外，诸书言之甚明。当永乐时，禁令苛切，而不闻有告之以取宠者，谓非有贤者相从以拥护之，不能然矣。至欲确指其姓名，则当时已自没其迹，今世远人亡，复何由征信哉？”正所谓“得道者必多助”，建文行踪之所以比较平安，主要有下列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成祖朱棣及其后继者没有抓捕建文帝的意图，朱棣的确非常关注建文帝，但他关注的核心是建文帝是否在准备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以夺回帝位。而四方回馈的信息却是建文帝作为一位循规蹈矩的僧人在各地云游，没有什么越轨行为。一句话，现实中的建文帝并没有对他的统治构成任何威胁。因此，朱棣除申饬各地守宰密查建文帝行踪外，并没有派出诸如锦衣卫之类的人物去刺杀建文帝，而只是派胡濙以访张三丰为名而密侦建文帝的下落。另一方面，建文帝得道多助。综观建文帝登基前后的情况，他并非昏庸残暴之主，而可算有道仁君。像建文帝这样一位有道之君，被人强行夺位而流落江湖的悲惨遭遇是很容易得到同情和受到帮助的。正如上文所述，永乐时“禁令苛切，而不闻有告之以取宠者”，必有“贤者相从以拥护之”；而处于朱棣重兵竣法的包围之下，建文及其从亡诸臣竟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自由往来于西南以至东南及中原各地，这说明确实有一批朝野人士（包括从亡诸臣）的公开保护和暗中掩护。在这些人士中，有三个人的作用更为突出：
第一个是镇守云南的沐英次子，西平侯沐晟（永乐三年［1405］封黔国公）。建文与沐晟，不仅是君臣，也是义兄弟。沐晟是怎么暗中保护建文呢？成书于康熙四年（1665）的冯甦《滇考》“建文遁迹”中有一段记述：“父老又言：（建文）初至滇，寓城中（按，即昆明）五华寺，坐盘石上，良久，自言与沐将军有旧，寺僧报沐（晟）。沐至寺密语，移时，使人送至武定府。语虽无据，然以永乐时法网之密，而帝得保全于滇，不可谓无默护者也。沐黔宁（按：指沐晟之父、黔宁王沐英）本传言，懿文太子（朱标）卒，王哭泣过度，卒陨其生，似以讳赐死事。然黔宁本高帝（指明太祖朱元璋）养子，于懿文谊同昆弟，死而哀恸，亦情理之可信者。故建文万里奔赴，（沐）春与（沐）晟既不挟之以开衅，亦不卖之以邀宠，慎密庇佑，以全其生，于凝脂束湿之世，洵非长者不能也。”（按：沐春已于洪武三十年［1397］逝世，继掌滇政者为其弟沐晟。）
因此，建文能长时期隐藏在云南，很大可能和沐晟的“慎密庇佑”，也即暗中保护有莫大关系。虽然朱棣对此也略有所闻，“建文之自焚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诇察，无状，乃已”
。也就是说由于沐晟保护有方，查不出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第二个是朱棣派出隐查朱允炆下落的胡濙。胡是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原系朱允炆旧臣。朱棣即位后，迁户科都给事中，奉派隐查朱允炆下落达10余年。他怎么明为察访，暗中掩护呢？李贽曾有一段重要议论：“胡忠安（按：胡濙，谥忠安）之忠大矣，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而所托腹心之臣惟忠安一人。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则建文一日之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耶？留一建文，固无损于事永乐之忠，而反是以结文皇之宠，完君父叔侄之伦。今观公之告文皇，直言其足虑而已。呜呼，诚哉！其无足虑也，公岂欺文皇者哉？上疑始释，建文无恙，吾固以谓胡忠安之忠大矣！”由此看来，胡濙暗中掩护建文，主要有二：一是转移察访目标，明知建文在滇可能性大而又不赴滇，“时又传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以使建文“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二是他最后报告朱棣“无足虑”的那番话，使朱棣“疑始释，建文无恙”，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朱允炆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从亡诸臣中的编修程济。据《明史》卷一四三《程济传》称，此人“有道术”，建文即位初期，即上书预言某年某月某日燕王将起兵。以后追随建文出亡，“每遇险，济辄以术脱去”，是建文帝的一位得力的忠实保卫者。所以李贽盛赞他：“若程者，判以其身从君逃难至满数十载，其忘家忘亲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
为什么有一批人甘愿冒着性命危险来保护一位出亡逊帝呢？除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外，主要是他们认为建文帝是一位“仁君”“有德之君”，甘愿为其作出牺牲。这和夺取帝位后镇压异己、残杀无辜的朱棣，形成了鲜明对比。明中叶后，建文叙事的复活也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多半建立在对朱棣暴虐政治的痛恨和对建文仁政的怀念。
对于朱允炆的仁德，明人多有评述。李贽称：“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方）孝孺风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建文年谱》的作者赵士喆称：“天之所废必若桀、纣，未有有德之君而逮亡者。独建文帝以孝慈、恭默、崇古、右文者而亡其天下，千古扼腕，以为天道不可知。”钱谦益称赞赵士喆所编《建文年谱》荟萃诸家记录，再现真相，感人至深，“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夫然后知让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
。
最后想谈及的是正统五年（1440）发生的杨应祥冒充建文帝一事，杨应祥并非不知假冒建文帝去自首的后果，但他竟然敢于犯险，其目的无非是让当朝不再追究建文帝，用性命换取建文帝的安全，这也正是建文帝得道多助的体现。
明人对于建文逊国一事有诸多评议，认为杨应祥冒充建文帝事有误导，但建文帝归京不可信，更应嘉许建文遗臣之忠义。
王世贞曰：“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陆文裕、郑端简，俱详载其事，以为天顺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访张邋遢，其实为我。’众闻之大惊。以闻，诏传送入朝。……命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而史不及之，岂有所讳耶？薛应旗《宪章录》则言，正统十二年，广西思恩州获异僧。升州为府，土官知州岑瑛为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从者呵之，不避，诘其度牒，乃杨应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托而逃者。汝不闻金川门之事乎？’云云。瑛大惊，送之京师。使尚膳太监吴诚识之，其说亦如诸公。考之史，第云：正统五年，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迨人曰，‘我建文也，张天师言我四十年苦，今满矣，宜亟返邦国。’命其徒清进持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执送总兵柳溥，械至京。会官鞫之，乃言其姓名为杨行祥，钧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历游两京云贵，至广西。上命锢之锦衣狱，四月而死。同谋僧十二人，俱戍边卫。此事与应旗所纪相近，然应旗实借此而附会前说耳。其人乃杨行祥，非杨应能也。……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僧腊既已深，当灭迹以终，必不作诗以取祸，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纷纷者，皆因杨行祥一事误耳。”
《大明高僧传》也引用王世贞《弇山堂文集》深言其“既罹难必无出家之理，既出家必无还宫”之事。
赵士喆《建文年谱》则引钱士升曰：
建文出亡，王文恪、陆文裕、郑端简俱载其事，当是时禁网虽宽，散轶尚隐，故所序述犹在疑、信之间。……乃张朝瑞《忠节录》疑吴亮事为附会，谓是时英宗尚少，三杨皆是故臣，岂皆不能识，仅一吴太监识之？且建文僧腊已深，当灭迹以终，必不肯出。纷纷之说，只因杨行祥一事误耳！予窃谓，正统初年，主少国疑，东、西杨方辅政，岂有请识故君之礼？杨行祥原系伪僧，白其伪者于法司，而微其真者于大内，此正老臣苦心妙用！若谓僧腊已深当灭迹老，则《（从亡）随笔》中已具言之。盖洪熙宽大之后，禁网渐弛，而建文衰飒之余，首丘忽动，故一闻何州之言，归心遂不可遏耳。
赵士喆在年谱末附录建文寿终后朝廷禁网渐宽之史事：
（1） 正统七年（1442）冬十月，大学士杨士奇请修《建文实录》，不果。时太皇太后疾大渐，召内阁诸臣至榻前，问朝廷尚有何大事未办者？杨士奇对曰有二事：其一，建文君虽已灭，曾临御四年，当命史官修其一朝实录，仍用建文年号；其二，方孝孺已诛，文皇帝诏收其片言只字者论死，非关国事者，乞弛其禁。太后曰：日历既已革除，岂可复用？士奇曰：日历行于一时，国史垂于万世。太后默然。
（2） 天顺元年（1457）冬十月，诏释建庶人出居凤阳。
（3） 弘治六年（1493），兵科给事中吴世忠，请褒美建文死难诸臣，疏曰：“建文诸臣皆仗节以死。夫太宗之靖难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权也。孝孺诸人之仗节者，夷、齐之志，天下之大虑也。微大权则天下之民不立，微大虑则天下之大义不明，二者不可废一也。”下礼部议，格不行。
（4） 嘉靖十四年（1535），给事中杨僎疏请，褒建文死事诸臣。事下礼部，夏言阻之。遂止不行。
（5） 隆庆六年（1572），诏崇祀死难诸臣，恤其后裔。是年，穆宗崩，神宗御极，诏曰：革除间被罪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无二。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士，我成祖文皇帝当时亦有“练子宁若在，朕犹当用之”之语。是诸臣罪虽不赦，心实可原。朕今仰尊我圣祖遗意，褒表忠魂，激励臣节，或特建祠，或附本处名贤忠节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后裔倘有存者，厚加恤录。
（6） 万历二十三年（1595），给事中杨天民疏请复建文年号，从之。旨命建文事迹著附《太祖高皇帝实录》之末，仍书建文年号。
（7） 崇祯四年（1631），工部郎中李若愚，请复建文帝庙谥。命礼部议之。然终未及行，崇祯十七年（1644）京师陷。其年五月，弘光帝以福王监国南京，追谥建文尊号曰惠宗让皇帝。
建文帝流落西南为僧40载，恒以滇为家，川、黔、粤为门庭，间云游楚、吴、越、闽、秦诸地。劫难渡尽之后，若说其骨返帝乡，还俗养老，应该不太可能。他失去了江山，赢得了佛缘。亦帝亦僧的他在云南沐氏的强有力庇护下，很有可能云南为宅，云游四海波澜不惊，终老武定狮山龙潭永嘉寺（后改额正续寺）。
也有说建文帝终老于广西横州寿佛寺，明人徐弘祖著《徐霞客游记》曰：横州南十五里曰宝华，在城东南隅宝华山上有寿佛寺，乃建文君遁迹之地。山半，其寺西向，寺门颇整，题额曰“万山第一”，字迹古劲。询之僧，而知果建文手迹。
滇黔是明初着力开发的西南边疆，也是古来佛教兴盛之地。滇南古属西域，崇尚释氏，由来久矣。
朱元璋时代就推行让中原佛僧来云南弘化的政策，或让云南僧云游江浙丛林。
建文为僧后，俗称“应文大师”。西南边地颠沛流离之际，亘古未有留下帝师弘化的足迹，而滇黔佛教在明末清初因遗民遁佛再度兴盛。无论明初建文遁佛还是明末遗民逃禅，皆有所托而逃，相伴而行的是忠义气节，彪炳千秋，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