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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名允炆，洪武十年（1377）十一月生于南京，皇太子朱标之次子。洪武十五年（1382），朱标长子朱雄英早卒。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朱元璋敕太子“巡抚陕西，经略迁都事”，不料朱标回到南京之后一病不起，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二十五日薨逝，谥曰懿文太子。这是洪武帝晚年（时年六十五）的最大悲痛，虽然有二十六子，但太子为国本所在，应是其最大的依赖，而此时皇孙朱允炆年仅十六岁，不谙世事。朱元璋御东角门，泣对群臣。悲忧交集，可想而知。翰林学士刘三吾进言：“皇孙世适，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皇上无过忧。”朱元璋善之。九月庚寅，按立嫡立长之伦序，朱允炆以次即长，立为皇太孙。时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一日，太孙坐东角门，召侍读太常卿黄子澄告之曰：“诸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汉平七国事为对。太孙喜曰：“吾获是谋无虑矣。”
朱允炆以仁孝著称，以皇太孙辅政六年，宽大为怀，深得皇祖喜爱，亦令中外臣民欢欣。“皇太孙生而聪明仁孝，好文章典礼。太祖爱之，凡军国大几，时付裁决。时政尚严，太孙每济以宽大，中外皆欣欣焉。”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驾崩，遗诏传帝位给朱允炆，曰：“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佑，以福吾民。”朱允炆于是年五月十六日即位，时年二十二岁，诏曰：“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以明年为建文元年（1399），大赦天下。史称“建文新政时代”。
建文帝在位时间不长，新政推行之时，也是战火纷飞之日。但他锐意文治，崇尚宽仁，刷新洪武朝严酷政治生态，对明代历史触动颇大。为改变元末颓风败俗，洪武帝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吏，严猛治国。懿文太子朱标、皇太孙朱允炆先后参与佐政，史载太子、太孙性仁厚，处事宽大：“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太孙）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倚重者七十二条，天下莫不颂德焉。”
建文帝即位后进一步对太祖以猛治国、重武轻文的方针进行了调整，推行宽猛相宜的维新之政。建文帝与其父朱标先后受教于开国文臣宋濂及方孝孺等儒臣，皆深受儒家仁政思想熏陶。早在刘基、宋濂时代，他们就以“生民之道，在于宽仁”的礼政谏太祖，后来方孝孺完全继承了先辈的衣钵，力主德治教化，改善民生。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特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十二月，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
因此大体说来，新政见成效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官制，重文臣，举贤能。建文元年（1399）六月，“并州县，革冗员”。建文帝素仰方孝孺贤名，遂召为翰林院博士，“举凡大政，辄咨孝孺”。方孝孺等人倡导的“以德为主，以法辅之”的治国理念浸润于建文帝的内心深处，进而成为其“宽猛得宜，诞布维新”文治政策的思想基础，也使建文君臣在新政道路上成为讲道论治、彼此唱和的同志。
其次，轻刑罚，减囚逋。洪武朝政令严酷，“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方孝孺辅佐建文帝，一反太祖的严刑峻法，“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以致“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分之二”。由于建文新政法治宽容，监狱里的囚徒与往岁比减少了三分之二。
最后，宽徭役，薄赋税，惠民生。建文元年（1399），“赐民年高米肉絮帛，鳏寡孤独疫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赈罹灾贫民，族节孝，瘗暴骨，场荒田租”。新政还惠及天下卫所军，“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得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更为深得人心的新政，是免除各地拖欠的租税，解除明太祖对苏松一带的重赋及苏松人不得官户部的禁令。元末，苏松地区是张士诚的根据地，明代开国后，朱元璋对这些地区报复性地课以重赋，而且规定“苏松人不得官户部”。洪武三十一年（1398）十二月，建文诏曰：朕即位来，小大之狱，务从宽减。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岁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二年（1400）三月，儒臣请均江浙赋役，从之。
这一系列做法使洪武朝沉闷的政治空气得以纾解，明朝史学家朱鹭称建文新政是“四载宽政解严霜”
，其评价确是中肯精当。建文新政实质上是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而对现行政治加以改善，其中自然也涉及佛教政策的调整。查阅建文相关史料，能反映建文佛教政策的唯一重要文献，就是“建文三年诏”，其不见诸正史而保存在明人笔记中。建文三年（1401）敕礼部曰：
朕闻释道之教，其来久矣。本义清净空幻为宗，超世离俗为事。近代以来，俗僧鄙士，贪著自养，殖货富豪，甚至田连阡陌。本欲以财自奉，然利害相乘，迷不知觉。既有饶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扰。况因此不能自守，每罹刑宪，非惟身遭戮辱，而教亦隳焉。夫佛道本心，阴翊王化，其助弘多。至于末流，所习本乖，蠹蚀教门，致使讪毁肆行，贻累厥初。朕甚悯之！原其害教之端，实自田始。
今天下寺庵宫观，除原无田产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之费。余田尽入官，有佃户者，佃者自承其业；无佃户者，均给平民。如旧田不及今定数者，不增。若有以祖业及历代拨赐为词告言者，勿理。如原系本朝拨赐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应丁役，并免。非奉朝命，不许私窃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许为尼及女冠。呜呼！多藏厚亡，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觉所珍。利欲减则善心生，善人多则风俗美。钦兹定制，永底太平。
根据这份诏书及其他文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建文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及其佛教政策理念，他遵循朱元璋建构的佛道二教翊赞理念和体制，并对其有所创新。他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与太祖朱元璋一样，认为其能“阴翊王度”，不过对其末流“俗僧鄙士”进行批评和加以限制。他针对当时佛道教的现状寻找对策，主要是从僧道寺观的田地太多、“贪著自养”反而招致灾祸出发，采取限制寺观财力的办法来保护僧道。建文帝告诫说：“多藏厚亡”，是“老氏攸戒”；“除欲去累”，为“大觉所珍”。若能做到不积蓄财产、去累除欲，则“利欲减则善心生，善人多则风俗美”。建文帝认为按照这样的“定制”，国家和天下就会“永底太平”。由此来看，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固和自己的统治，建文帝对佛道二教实施“名义限制，实为保护”的政策。具体说有以下四方面内容：
一是限制僧道的占田数量，将余田均与平民等。洪武时期，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
，寺院经济膨胀。因政治因素，佛道势力在建文初期仍有所增长。因此，建文三年（1401）八月，应户部给事中陈继之所奏，建文帝发出敕令限制僧道多占田地，遏制其贪著自养和恶性发展。建文中，杭州知府虞谦也提出奏请限制僧道田。可见，限定寺观免税土地数量均给平民的善政，亦是建文新政惠养民生推行在佛教领域的表现。虽然限制了僧田，但新政规定僧道的各种“丁役”仍是全免的。
二是重申僧尼出家年龄限制。明初，禁止妇女出家，对妇女出家年龄严加限制。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因民间多女子出家，太祖规定，“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建文帝基本上也秉承了朱元璋对出家年龄限制的原则，即“非奉朝命，不许私窃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许为尼及女冠”，但将妇女出家年龄下限提高到五十岁。
三是支持洪武年间发起的点校编藏事业。洪武五年（1372）启建广荐法会，命五山十刹诸长老及四方名德沙门入钟山“点校藏经”。明初刊于南京的《洪武南藏》，据新发现材料显示初刻南藏完成于建文年间，实际应名为《建文南藏》。该藏至建文三年（1401）冬基本完成，计五百九十一函。建文帝又敕追雕续藏八十七函，合计六百七十八函。
四是以僧使开展对外交流。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完成本岛国南北统一大业后，特遣筑紫商人肥富为正使、僧人祖阿为副使，以“通好”和“入贡”的名义出使明朝，希望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日本国某（义满）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建文帝朱允炆欣然应允，进又仿效太祖朱元璋遣禅僧仲猷祖阐、教僧无逸克勤护送日使回国之先例，特派禅僧天伦（道彝）、教僧一如，与肥富氏、祖阿等同行，回访日本，并颁示《大统历》，俾奉正朔，书云：
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长，朝献者以十百计，苟非戾于大义，皆思以礼抚柔之。兹尔日本国王源道义（义满），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诚，逾越波涛，遣使来朝，归通流人，贡宝刀、骏马、甲胄、纸砚，副以良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称诗书国，常在朕心。第年国事殷，未暇存问。今王能慕礼义，且欲为国敌忾，非笃于君臣之道，畴克臻兹？今遣使者道彝、一如，颁示《大统历》，俾奉正朔，赐锦绮二十匹，至可领也。
日本使团于建文三年（1401）来朝，建文四年（1402），建文帝即派二位僧使道彝、一如回访，恢复邦交。要知道这是发生在靖难之役的非常时刻，从回书中可以察知建文帝当时国事维艰的境况。“日本素称诗书国，常在朕心。第年国事殷，未暇存问。今王能慕礼义，且欲为国敌忾……”除了用礼义诗书接通日本，还诉诸国事方殷之际“为国敌忾”。僧使道彝和一如逗留日本京都六个月，与日本曾来华参学之绝海中津及其他五山僧侣均有交往，或为之释疑解惑，或应请撰铭赋诗。翌年即永乐元年（1403）二月九日，道彝、一如自京都启程回国，足利义满乘机再次组织遣明使团，以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正使，以梵云（一说梵支）、明空二僧充副使。因风闻明朝发生“靖难”之变，特地预备了两封国书。当日本使团再次来到南京时，建文已然逊国，国书面呈新君。
建文帝自幼好读诗书及典礼文章，即位后孜孜于文治，从其所改年号即可看出，其施政重心意在调整洪武帝重武轻文之策。在朱元璋“雪刀霜剑”之后，建文朝犹如“阳春煦日”，建文新政优容文士，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增设文翰、文史二馆，征召儒士进翰林院充纂修官。建文元年（1399）诏敕纂修《太祖实录》，礼部左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和王景彰为总裁官，副总裁官为太常寺少卿廖升、翰林院侍讲学士高逊志，纂修官有王绅、胡子昭、杨士奇、罗恢、程本立等人。《太祖实录》在南京修纂三年而成，而前方一直在与燕王朱棣的靖难军打仗。及至南京陷落，此本落入朱棣手中，被再三篡改，原册数、卷数和字数均成千古之谜。而建文年间纂修刻成的《洪武南藏》板片也因寺火被废。建文朝推行一系列宽猛相宜的文治政策，改变了太祖时期严酷的政治空气，一时焕发出崭新气象。但令人扼腕的是，重文轻武使其仁弱轻敌，在削藩问题上以悲剧而告终。新政因靖难而中断，上述限制僧道占田的佛教政策可能还未及实施。
建文帝对自己面临的政治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倘若他坚决妥善处置，既可缓解严酷的政治空气，又可消除藩王之害，很有希望成为一个盛世君主。后来实践证明，他在前一个问题上做得比较成功，而在削藩的问题上却不够坚决，且策略失误，结果因兵不利，京师沦陷，丢了皇位。正因如此，建文新政中的一些很积极的措施也没得到充分的展布，盖自燕师靖难之后，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旧典遗文去之唯恐不尽。郑晓曰：
予好问贤达建文时事，皆为予言：建文君宽仁慈厚，少好礼乐，不喜任法律操切人。靖难兵起，不以为意，即有败状闻，直谓：多发兵荡平，在旬朔间耳。诸将统兵者又多怀二心，以故成祖至，不战而溃。予至建业，闻之江上老人曰：文皇乃天授，建文君何尤？父老言：建文无失德，而文皇为天授，信也。然尽以亡国委之天而不按其人事，则亦非也。建文之所以亡国，大抵臣躁愎而寡谋，君优柔而弗断。兵兴前后，其失著不可胜言，最可惑者君臣恸哭之余，既决策死守，复不讲守御之方，安坐深宫，使景隆开门延敌。呜呼，是诚何心哉？！
燕王朱棣靖难成功登极帝位，以建文违反祖制为由，尽反建文新政，并革除建文年号，以洪武为纪，建文年间遂成为后世史家所谓的“革除”时期。
随着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建文新政所做的一切政治改变和制度革新都付之东流，它们只是作为“复古”和“反动”，以及背离祖制的失败尝试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其后虽正德、万历、崇祯年间不断有人提起建文朝这段尘封的历史，并请为建文帝追加庙谥，但是大概由于血统的关系，朱棣的那些得了皇位的子孙们，直到明亡，最终也没有为建文帝翻案。不过历史永远是公正的，至万历朝官方正式宣布恢复建文年号，但因建文帝还未得庙号，不能与明诸帝同列享祀。明亡后残存的南明弘光朝追谥建文帝为“让皇帝”，庙号为惠宗。
清乾隆元年（1736）九月，经过廷议，乾隆帝追封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至此建文皇帝的历史地位才完全得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