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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其著作中指出，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崇尚佛法：“即位后，曾召东南戒德名僧，在蒋山大开法会，和群臣顶礼膜拜。对应对称意的召入禁中，赐以金缕袈裟，坐而论讲。并重用僧人作巡校心腹，进行特务告密陷害活动。”
吴晗这样说比较笼统，前面征召高僧入京，启建法会，基本属实；后文重用僧人心腹云云，未放在历史脉络和具体语境中，容易遭人误解。
朱元璋缔建大明帝国，兴王业与奉佛教并举，这一点在明代正史中少见记载，而多为僧家所乐道。明初开国文臣宋濂既为大儒又向佛道，适与朱元璋“君臣道合”，都竭力主张儒家治国之道，但不排斥佛教的善世利国功用。这个对于明代的王道政治及儒佛关系是有深刻影响的，直到明末佛教有振兴机运时，“晚明四大师”之一的云栖祩宏及钱谦益居士，仍然感动于明初君臣崇尚法门的开创性典范而辑录、修订《宋文宪公护法录》；憨山德清也于此感叹道：“方今世道浇离，法门寥落之秋，非大力量人出，谁为匡持？……谛观宋濂之学，实出于此，故能羽翼圣祖，开万世太平之业。读《护法编》，未尝不抚卷而叹也。”
乃至明帝国飘零之际，僧家文献还在追述洪武初明太祖对佛教的推崇奖掖。如明末清初禅僧觉浪道盛致力于振兴法门：“以金陵为龙兴之地，图王奉佛精神可求发扬于此，振其末必循其本也。”
在僧家看来，王者公侯及宰官居士之护法应为“外护”，无外乎护刹、护教、护僧三个方面：一曰兴崇梵刹，二曰流通大教，三曰奖掖缁流。要皆归于僧者自身“内护”，不作狮虫而有辱法门。
由此观朱元璋入南京后赞护佛教之大事有如下数端，可资僧史印证。
“太祖渡江时，或谓：‘欲定天下，僧金碧峰不可不见。’及至宣州见之，僧跏趺危坐，不为礼。上叱，僧亦叱。上曰：‘可曾见杀人将军乎？’僧曰：‘可曾见不怕死和尚乎？’上遂释剑作礼，僧答礼，徐谓曰：建康有地可王。”
这则僧家资料未入明代正史，但从中我们知悉，朱元璋自渡江起，就开始崇礼法门，翊赞王业。渡江时他遇见的僧金碧峰，即洪武初被从五台山征至南京的禅师宝金，字壁峰。钱谦益有语称“国初大浮屠，惟碧峰最著，流传神异”云云。下文详叙，此不赘述。
第二位进入朱元璋图王业视野的僧人是孚中怀信。怀信，字孚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人。宋濂撰、云栖祩宏辑、钱谦益订《护法录》将之列为“国初应召大浮屠”第一人。元至正九年（1349）冬十月，江表大龙翔集庆寺虚席，行御史台奉疏迎怀信主之。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风雨散去，唯独怀信禅师结跏晏坐，目不四顾。执兵者满前，无不掷杖而拜。朱元璋赞其操守，曾亲幸寺中，“听师说法，嘉师言行纯悫”，特为改龙翔为大天界寺。寺有庄田粮拖欠在民间，遣官为征之。至正十七年（1357），怀信禅师临终前一日，朱元璋统兵驻江阴沙州，当昼而寝，梦见怀信服褐色禅袍来见。朱元璋问道：“禅师为何来也？”对曰：“将西归，来告别耳。”朱元璋还金陵，闻禅师迁化，依与梦中正同，大悦。诏出内府帛币，助其丧事。且命堪舆家贺齐叔，为卜金藏。举龛之夕，朱元璋亲自致奠，送出都门之外。“其宠荣之加，近代无与同者。”当时朱元璋为吴国公，“甫定金陵，戎马倥偬，乃崇信法门、加礼于信公若此！此国初护法第一盛事，宜表而出之”
。
第三位引起朱元璋崇敬法门的僧人是觉原慧昙。慧昙，字觉原，俗姓杨氏，浙江天台人，得法于广智禅师笑隐公。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龙翔集庆寺新创，笑隐公奉文宗命担任开山住持，慧昙随从掌藏钥，继而分座，相与激扬祖佛机缘，裨赞法门纲纪，识见出群，声誉彰著。元至顺二年（1331），慧昙奉行御史台檄，出世牛头山之祖堂寺。元至正三年（1343），迁住清凉广慧禅寺。元帝师嘉勉慧昙，授以“净觉妙辩禅师”之号。至正十五年（1355），慧昙复迁保宁禅寺。上述行历表明，慧昙禅师在元文宗时代已经是成就斐然，声名卓著。可当朱元璋大军攻取集庆时，慧昙审时度势，率先投诚。“十六年丙申（1356），王师定建业，师谒皇上于辕门。上见师气貌异常，叹曰：此福德僧也。”
朱元璋赞叹慧昙为“福德僧”，意味深长。
就明初僧家文献来看，明代开国前后，崇尚法门的突出实例，主要表现于上文所述朱元璋所给予孚中怀信的生前崇敬和寂后哀荣，此为其一。其二，就是对慧昙所代表的金陵佛教的推崇护持。宋濂所作慧昙塔铭对此记述颇详：
1. 兴崇佛刹。朱元璋先是命慧昙住持蒋山太平兴国禅寺（今钟山灵谷寺）。“时当俭岁”，慧昙化食以济给僧众。山下田人多欲隶军籍，不种寺田，慧昙惧寺田之芜废，请朱元璋帮忙留止佃农，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山之林木为樵者所剪伐，慧昙又陈奏，朱元璋封一剑授慧昙曰：“敢有伐木者斩！”蒋山因其赐，至今林木郁然。逾年丁酉（至正十七年，1357），赐改龙翔集庆寺为大天界寺额，诏慧昙主之。以前有司权以贮放戎器在天界寺僧堂寮库，久而不归。朱元璋见状，亟命相国李善长搬出。且亲御翰墨，书“天下第一禅林”六大字，悬于天界寺三门。
2. 护持法教。吴元年丁未（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太内新成，将登宝位”，朱元璋为即将登极准备的大内宫殿落成，慧昙奉诏前来举办开光庆典并登座讲经说法，“引千二百众，披阅大藏真经，用严清净觉地”；“升师子座，举扬大法”。朱元璋亲帅群臣，幸临瞻听。慧昙禅师法音洪畅，妙契皇情，为之大悦，出内帑帛30匹以施。从此每设广荐法会，慧昙必升座说法，朱元璋则车驾亲帅群臣幸临，恩数优洽。远迩学徒闻风奔赴，堂筵至无所容，而祖庭规矩，粲然有序。观者唶唶曰：“三代礼乐，无以加焉！”宋濂记言：有儒臣上疏，以释氏为世蠹，请灭除之。朱元璋以其章示慧昙大禅师，师曰：“孔子以佛为西方圣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释，非释必非真儒矣。”“上亦以佛之教阴翊王度，却不听。”
朱元璋对慧昙所言深以为然，赞同佛教有阴翊王度功用，而不听儒臣灭佛之言。这为朱元璋入南京后赞护佛教奠定了思想基础。
3. 奖掖缁流。洪武元年戊申（1368）春三月，开善世院，特秩从二品，特授慧昙“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住持大天界寺，统诸山释教事。御制诰命，其略曰：“自予肇业，命尔匡宗，德风振起于法门，景运赞襄于家国。……”宋濂文中写道：“凡位居臣列被召必以名，惟有授予慧昙之诰敕皆以大禅师为称，此乃前所未有也。”“当是时遴选有序，铨衡至公，宗社有志之流，山林抱道之士，联镳而迭出，咸居名山大刹焉。自古崇尚法门，于斯为盛！”
相比孚中怀信，觉原慧昙要幸运得多，怀信虽深得朱元璋嘉赞，但其法运仅仅一年而逝。而慧昙为兴法门，与朱元璋的相遇，正当其兴王之运，从至正十六年（1356）起直至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登基称帝，期间有12年之久。因此，可以推想，开国前后除了文臣宋濂外，僧人慧昙应是对朱元璋崇尚法门、翊赞王度思想影响最为深切者。用宋濂的话来形容此际朱元璋的兴王奉佛，即“诚优钵昙华千年一现也”，法运与王运交集而兴，堪称难得。
朱元璋渡江入集庆，脚跟尚未立稳，便有金陵本地大和尚慧昙来投诚，这引起了朱元璋对金陵佛教的极大兴趣。朱元璋既赞叹慧昙具大福德，实嘉许其睿智远谟襄赞家国。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自然不用多言，便与慧昙代表的金陵佛教界达成默契，建立了某种程度的“政教联盟”。这个时候的所谓联盟或曰遇合，在朱元璋的御制文献和宋濂作的明初大浮屠塔铭中，往往是以“崇尚法门”“翊赞王度”这样的典雅用语来表达的。笔者以为这里面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元末战乱时期，慧昙将佛法“付之王公”，选择了抗元的中坚“潜力股”朱元璋，有幸劝化他崇尚法门，充当得力护法，这对乱世中南京佛教的保护及将来崛起是大有贡献的，可谓立了不世首功；二者我们从朱元璋正在进行的兴王大业角度来看，他所崇尚的是能“翊赞王度”的法门，他既然赞叹慧昙是“福德僧”，实际上也就对慧昙所代表的金陵佛教具有这样的济世功能充满期望。
朱元璋关于佛教翊赞王度的理念，其后在《御制文集》之《三教论》《释道论》《宦释论》等篇章中将其表述为“阴翊王度”“暗理王纲”。此《御制文集》中收有不少赞佛论道的篇章，其中对明代佛教关系甚大的理论建构，即是“翊赞王度”思想。朱元璋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借用了佛教“阴翊王度”这句名言
，站在圣贤王者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独到的阐发。
其一，朱元璋认为，“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儒与佛无有二致，孔子与释迦均为圣人。上文述他赞同慧昙所言，孔子是中国圣贤，而释迦为西方圣人。“天地异生圣人于西方，备神通而博变化，谈虚伙之道，动以果报因缘。是道流行西土，其愚顽闻之，如流之趋下。渐入中国，阴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异圣人之道而同焉。其非圣贤之人，见浅而识薄，必然以为之异。”
西方圣人之道化愚顽，阴翊王度不异于中国圣人之道，只是见识浅薄之人以为不同而已。这种见解中暗含着他对保守理学家排斥佛教为“异端”的不认可，故此他批评一般陋儒的见识浅薄，不体天道圣心。
其二，儒佛之道相异之处何在？朱元璋认为，两者之异“在别阴阳虚实之道耳”，释迦之道为阴教，儒家之道为阳教。他解释说：“佛之道云阴者何？举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将来，其应莫知，所以幽远不测，所以阴之谓也，虚之谓也。其圣贤之道为阳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将来，其应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验，所以阳之谓也，实之谓也。”
依此说儒佛之道如阴阳虚实，“阳教”应验甚速，“阴教”幽远不测，而其实一体两面，相资为用。“斯二说，名称不同，行之有异，而若守之于始，行之于终，始终不渝，则利济万物，相辅相成。”另外，朱元璋又指出“如来之教，指实言虚，因空谈有，化及万类，善被诸方，现千百亿态”，不宜执着一偏知见；“释迦其为佛也，行深愿重，始终不二，于是出世间，脱苦趣。其为教也，仁慈忍辱，务明心以立命。执此道而为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济群生。今时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虚而不实，何以道君子训小人？以朕言之则不然，佛之教实而不虚，正欲去愚昧之虚，立本性之实”
。
其三，道成化凶顽，善世被两间。“其佛道之初立，穷居独处，特忘其乐之乐，去其忧之忧，无求豪贵，无藐寒微；及其成道，至神至灵，游乎天外，察乎黄泉，利生脱苦，善便无穷。”所以当时之愚顽耳闻目击而效之，今世之愚顽慕而自化之。“呜呼，不亦善乎！昔释迦之为道，孤处雪岭，于世俗无干。及其道成也，善被两间，灵通上下，使鬼神护卫而听从，故世人良者愈多，顽恶者渐少。所以治世人主每减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减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阴翊王度是也。”
在朱元璋看来，佛道能化凶顽，当其离群索居修道时，似乎与世俗不相干，可一旦成道，便能利益世出世间。
其四，持身荣俭不同，释道教化不可缺。朱元璋认为，“佛之有经者，犹国著令。佛有戒，如国有律。此皆导人以未犯之先，化人不萌其恶。所以古云：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名虽异，理则一。”他多次指出，佛教使“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综上所述，“阴翊王度，暗助王纲”成为明代开国时期朱元璋对待佛教及制定相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洪武帝再三举引“阴翊王度”这句柳宗元的名言，表示他对佛教这种翊赞王度作用的特别推崇。可以说，历代帝王中再也没有比洪武帝更明白此理，如谓佛教“动演人天小果，犹能化凶顽为善，何况聪明者知大乘而识宗旨者乎？”若能如此“谈因缘化愚，启聪愚为善于反掌之间，虽有国法何制乎？缧绁刑具亦何以施？岂不合乎柳生之言阴翊王度，岂小小哉？！”
可见朱元璋充分认识到了佛道之教化可补王道之不善、国法之不足，其善世功用不小。
然而，朱元璋也从历代帝王君臣因佞佛而败政亡国中汲取了深刻教训。洪武二年（1369）冬十月，高丽使者成惟得等辞归，朱元璋以书谕其国王：“佛之道，三皇五帝之时未闻有也，而是时天下大治；后世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未之见矣。梁武之事可为明鉴，王岂未知之耶？”
他认为，“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几丧天下者，周之穆王，汉之武帝，唐之玄宗，萧梁武帝，元魏主焘，李后主，宋徽宗，此数帝废国怠政，惟萧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杀身，皆由妄想飞升及入佛天之地”，并告诫臣下宋濂等：“秦始皇、汉武帝好神仙、宠方士、妄想长生，末了一场空。”
洪武帝通过历数秦始皇、汉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元顺帝等历代帝王沉溺佛道的事例，得出帝王佞于佛道必将怠政而致国废的结论，并认为僧道献媚于王侯也会毁及自身并谤及法门，以此可知王者与僧道各有应守的边界。
释道之于帝王，其意义在教化愚顽，暗助王纲，“非帝者证果之场。若不解而至此，靡费黔黎，政务日杜，市衢嗷嗷，则天高听卑，祸将不远，豪杰生焉”
。其次，洪武帝认为，王臣留连山林则于民无益。若使凶顽者敬信佛法，则有利于王纲。朱元璋对于佛教的认知取舍是精明务实的，乃至将佛国天堂也拉在世间，称“佛天之地，未尝渺茫，此等快乐，世尝有之”。只要帝王善为、王侯大臣善佐，“取有道，保有方，岂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
使愚夫愚妇供养佛僧，益于国风淳厚。王臣之于佛教，要做的是以政令使之“无有敢谤，听化流行”，于此“非王臣则不可”
，亦所谓“佛法付之国王大臣”
的真义所在。故曰王臣和僧道各有其维护王纲善世所应起的作用和应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