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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佛教的“复兴”主要发生在万历时期，义学兴盛，高僧涌现，与明中期佛教低落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明神宗万历年间，具有“九莲菩萨”之称的孝定皇太后，是后宫信佛的大力倡导者，也是当时佛教复兴的最大护法。孝定皇太后出身于宫女，隆庆时被封为贵妃，神宗继位后，尊为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奉事佛教，是为了借佛法保障皇室之稳固，祈求国家之太平。其实早在隆庆五年（1571），当时还身为贵妃的她即以为皇帝祝福祈寿之名，率领内廷宫眷施资重建了京师的延寿寺。到了万历初期，慈圣皇太后更是带动宫廷上下在京师内外兴建佛寺，不仅各宫眷及各门宦侍积极参加，就连外臣也纷纷捐献俸禄，或赋文或刻碑以响应。明末后宫的崇佛奉僧使得佛教对明朝统治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明初主要重视佛教的社会教化职能，此时则更倾心于弘教祈福并把佛法作为护国的利器。
晚明的佛教信仰状况与明代初、中期相比，从广度与深度上都有质的变化。明人谢肇淛曾说：“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吹，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读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矣。”
可见，释教的“梵宫”已经超过了儒家的“黉舍”，从上至下念佛参禅，皆充满喜色。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晚明时期的思想领域，佛学与心学相互激荡、融合无间的发展趋势，大大推动了士僧之间的交游，佛教的中国化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从僧侣佛教方面来看，引人瞩目的是明末“四大高僧”横空出世。他们是云栖祩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蕅益智旭（1599—1655），这四大高僧都出自江南，因此一定程度上将这一局面称为“江南佛教复兴”更为准确。这与明初江南佛教的兴盛及江南高僧群的崛起，形成明代佛教史上“双峰映照”。圣严法师指出，从面上来看，明初江南高僧群的崛起虽受到帝君大力支持，但喜忧参半，至明中叶戛然而止；而明末的高僧大德、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虽有个别高僧历经风波，但多数弘化一方，层出不穷，宗派浸兴。据研究，自1500年至1702年的200多年间，禅宗方面就出了117位高僧大德，其中临济宗60人，曹洞宗42人，法嗣未详的尊宿15人。自1595年至1662年的68年里，出版禅籍有60种386卷之多，由此可见“明末禅宗的隆盛”。关于明末的净土宗，仅依据《往生净土集》《居士传》《净土圣贤录》《西舫汇征》以及《新续高僧传四集》这5种资料，就统计出明代修习净土人物共达132位之多，明末的净土著作有24种71卷。即便是一向较为冷门之唯识学，竟也有30种68卷著作。
然而，明末佛教的复兴不仅表现于寺僧佛教的发展，还体现为在家居士佛教信仰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当时与僧人交往，谈学论道，礼佛参禅，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潮流。陈垣先生曾说过：“万历之后，禅风寝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夫结纳。”
据明末士人王元翰记录，“京师学道人如林”，不仅有大量的佛门僧侣，还有相当多的官僚士绅，他们“声气相求，函盖相合”。
蕅益智旭也感叹道：“继阳明起，诸大儒无不醉心佛乘。”
我们从清代彭际清编著的《居士传》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居士传》记载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学佛居士，共计56卷，第37至53卷为明代居士的传记，所占分量在历代居士中是最重的，其中属于晚明的居士就有100多人。
晚明佛教四大师，是当时弘法利生并推动居士佛教信仰潮流的四大枢纽，每一位大师身边都凝聚围绕着数量可观的护法居士。其中云栖祩宏的影响尤为深广与具有典型性。初步统计他的《云栖法汇》中的书函，至少有与100位文人士夫的书信往来，而其中绝大部分领有云栖祩宏授给的法号，他们往往以护法弟子的身份师事云栖祩宏。而且云栖祩宏所交接者，不乏当时学界名流、政界要员。
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高僧憨山德清曾这样描绘当时的盛况：“师（云栖祩宏）道风日播，海内贤豪，无论朝野，靡不归心感化。”
祩宏的弟子广润也见证投师学佛者之盛：“天下名公巨卿，长者居士，洎诸善信，无论百千万人。”
再以四大师中的憨山德清与紫柏真可为例，略作说明。据《憨山老人梦游集》之《书问》中的资料粗略统计，与憨山德清有书信往还的达官贵人以及一般士大夫，其数量有110人左右，其中上自皇太后、亲王、相国、太宰、中丞、侍御等，下至各级地方官吏及普通士人，其弘法交游的范围相当广泛。
紫柏真可的全集中有书信往还的士夫居士也有40多人，这些通信难能可贵的是保留了他与护法居士交流刻方册大藏的资料。由于紫柏真可的倡导，得到一批士人居士的佐助，终于刻成了一部方册大藏经《嘉兴藏》。可以说，这部嘉泽后世的方册大藏经历时百余年最终能够刻竣，乃是晚明江南几代僧侣持续努力并与护法居士鼎力合作的成果，也正是明末佛教兴盛的标志性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