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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王世贞记南直隶盛事，言曰：“吾南直隶文献之盛，惟江、浙二省差足雁行，至于帝胄国封，则固不可同年而语矣。”
明中叶以降，诸帝皆为明成祖嫡胄，而其佛教信仰也多源自成祖。“永乐三年，迎帝师哈立麻于西番，至四年十二月至京，赐宴华盖殿，盖用亲王礼也。……寻命哈立麻于灵谷寺建大斋，为高皇帝、后资福。……寻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玉印诰命……又命哈立麻于山西五台寺资度仁孝皇后。六年四月辞归。……闻哈立麻颇善法事，工咒术，其为高皇后荐福报恩寺，又为文皇后荐福五台寺。……”明成祖对西番喇嘛的崇信，导致“后宫国戚俱膜拜致敬，檀施山积，威仪文物，极一时之盛”。
然而，洪武、永乐二朝，由于明太祖和成祖对佛教的管控限制较为严格，所以关于宫廷后妃及太监信佛的记载并不多见。但从明宣宗之后，由于佛教的发展及管制的放松，后宫崇奉日渐活跃起来。宣德二年（1427），诚孝太后“赐帑建造殿宇”，对北京的潭柘寺进行了修葺。四年（1429），皇后孙氏发愿在北京西北玉泉山麓建佛寺一处，此举得到了宣宗的大力支持，寺成之后，宣宗赐额“大功德寺”。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曾说：“计明自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
然有学者指出，陈垣先生此处“声闻阒寂”的判断，如果是用于社会层面的佛教信仰，显然不合实际。其实在明代，真正社会层面的佛教信仰，恰恰是在明代中期展开的。当时的一些资料可以表明作为一种社会信仰组织的佛教群体，其数量已经相当庞大。《明史》对此仅泛泛而谈，说到（正统、景泰间）男女出家的人数达“累百千万”，说当时的寺院“遍满京邑，所费不可胜记”
。
明代中期的诸帝，除了崇道排佛的明世宗以外，总体来说都是崇佛的，并且受到专权太监的影响，大都“佞僧”，主要体现在频兴斋醮、广建佛寺和违例度僧三个方面。兴斋醮、建佛寺多半出于祈福，而违例度僧则为了增加财政。当时有朝臣上疏，反对斋醮之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彭勖为巡按南直隶监察御史，往南京督理学校，上疏说：“国朝祠祭，载在礼官。修斋起梁武帝，设醮起宋徽宗，宜一切除之。禁立庵院，罢给僧尼度牒。”
正统六年（1441），复疏言：
秦汉以来，异端并起，或扰于申韩，或扰于释老。为君者，每被其欺，为人者恒苦其费，故上下俱难为矣。我太祖高皇帝肇位四海，申明五常，制为条章律令以示人，虑释老之或盛，乃归并寺观为丛林，不许私创庵院，私自剃度；虑人心之或流，乃禁亵渎神明，不许修斋设醮，男女混杂。其正人道之心，勤且周矣。夫何近年以来，民无担石之储，亦或修斋设醮，富者尤争事焉？以致释道日兴，民贫愈甚。夫人之为恶，明有天讨，幽有鬼责。今日皆因斋醮而消灭，岂理也哉衅！
此疏从减民负担着眼，反映了正统间佛教之兴。明代宗景泰年间，六科给事中林总上奏曰：“近者在京各寺观既有斋粮以饭僧，复有灯油以供佛，一月之间，修斋几度，旬日之内，设醮数坛。至于内府亦且修设，赏赐金帛，动逾数千，耗费钱粮，不可胜计。虽曰给自内帑，其实出于民间，本以为民祈福，为国攘灾，而天之灾变屡见，何尝有补国家之分寸乎？”
儒臣皆言，斋醮耗费民财，为国家之害，反映的都是明代佛教法事之兴。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二月，礼科都给事中张谦等以南京灾异，奉旨修省，遂上疏言：“僧道司官定额八员，僧官今几四倍，道官今几三倍，异端太盛，名器太滥，甚者为朽骨造塔院，因病死修斋醮，假祈禳以冒厚赏，皆糜费不赀。近复许番僧熬茶等处，陕西沿途供廪，为甚搔扰。今后宜不得更僧道官，祈禳等事一切罢去；及熬茶，勿令劳费有司。”
透过嘉靖年间明世宗禁佛政策，我们也可从另一面察知留都南京及南直隶佛教的发展状况。明世宗崇道禁佛，下令毁刮佛像，拆毁、变卖私创寺院，停止度僧，令尼姑还俗，强令僧人供应赋役。嘉靖十五年（1536），霍韬出任南京礼部尚书，积极推行世宗的禁佛政策，毁寺、观、庵、院数百所，大肆拆毁南京尼寺。嘉靖十九年（1540），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又主持拆毁南京“淫祠”无数。
那么，为何明中叶佛教势力还能在社会急遽渗透扩张？首先是来自皇室宫廷的崇佛影响，其次是明初制定的严密管控政策松动，最后就是江南商业经济的冲击与阳明心学带来的思想解放助推等，如此多种因素合力使然。然而，又因何这种扩张被认为是低落？有学者研判说，这很大程度上是从佛教信仰群体的质量角度来衡量的，而不是从佛教政策与社会民众信仰的角度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