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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留都的地位和作用

朱棣靖难成功夺得帝位后,决意要迁都至自己的发迹之地燕京北平,于是永乐元年(1403),他于南京登基后就将北平升为北京,后又在北京设立六部,称“行在六部”。朱棣随后着力经营北京,兴修宫殿,疏浚运河,并经常前往北京行在办公。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确定明年元旦北京成为京师新都,不再称“行在”;金陵应天府则变为陪都,或称留都。朱棣驾崩后,朱高炽登基即位称明仁宗,朱高炽希望明朝的首都是自己做太子监国时的故地金陵,于是又将北京改为“行在”。直到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北京才恢复名义上的京师地位,不再称为“行在”。

永乐帝迁都北京后,留都南京人口锐减,大部分记载都说减“半”。这说法虽不精确,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这意味着从此时到15世纪末的一段时间内,南京这座城市的重要作用大半已经丧失了。然而引人瞩目的是,进入明中后期,16世纪南京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变。明代晚期南京及江南其他城市的作家,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城市生活方式及社会态度上的变化。有研究者观察到这种微妙而深刻的变化:“留都所发挥的新作用大大地加强了这些变化。有一类宦途上一帆风顺的官吏,想谋个闲职,既有名位俸禄,又不必像北京与朝中那样为地位钩心斗角,他们就觉得南京的簪缨之荣胜过北京的实际权力。南京的官场环境比过去更富有魅力了,现在它与政界另一种低调的入仕方式联系在一起,也和家居方面更奢华淫逸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了。”

事实上,南京在那个时代变成中国的文化经济心脏地带,如不大大依靠江南地区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是不可能治理好大明帝国的。永乐帝在1401年至1421年准备迁都北京的那段时间,深谙此道。因此,当明代政治中心迁往北京时,南京并不像以前历史上那样降至完全陪衬性质的“留都”地位。汉唐时期的“留都”作为象征,无非保留着些特别的驻军和地方行政机关,带上些别处没有的稍为堂皇的头衔而已。但南京即使在1421年后还有个对留都来说规模空前的重要政治行政职能,那就是南直隶管辖。顾起元曾驳斥一位官员批评南京重复设置六部,以为其职能有限,因而性质上也是多余的话,他提出如下精辟的论点:

呜呼,是岂知国家之深计长虑哉?夫宫阙陵寝所在,六军城守之事,府库图籍之所储待,东南财赋之所辐辏,虽设六卿以分理之,犹惧不给也。可以为冗员而轻议之,善乎?丘文庄公有言:“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呜呼,得之矣!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维万世之安,意固远也。岂前代旧邦可得而并论哉?

顾起元看得很清楚,明代施行两京制与以前朝代不同,国家政府因两京政经职能分离,总的水平变得更高了,“陪京”(留都)所维持的辅助体制以经济文化为特色,现在也重要起来了,并不只是具有形式上和礼仪上的意义。顾起元的记载表明,两京并建,是出于“宅中图治,足食足兵”考虑;“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朱元璋择都南京的核心理由,在他死后百年间两京制达到的新形式中更进一步显示出来了。16世纪明代经济的变化有时被说成“资本主义萌芽”,深刻地影响着南京城市生活,影响着江南地区乃至全国。以我们目前的认识,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深度评价还有某些困难,但尝试得出一些结论,有助于理解明代两京制及南京的经济文化地位,是以对南方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为基础的,其实也诚如顾起元所言,是“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作为留都的南京,东西沿着长江,南北沿着运河伸展,成为具有区域辐射力的交通大“动脉”。 bG9aY6G8AM29v8i3uWdBbjLLjhZclTPSF6rlW/HWJNTbMMlidrXNBYa/j109w0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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