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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紫禁城里的第一位清朝皇帝顺治因患天花病死在养心殿，距其宠爱的董妃之死仅半年。二月初二日，顺治梓宫移至景山寿皇殿，停放百日之后，于四月十七日由䒢溪森主持，在寿皇殿前焚烧火化。我们有理由相信，顺治最初对佛教产生兴趣，是出于争取广大信仰佛教的汉人的民心。但当他接触江南禅僧后，他对佛教禅宗的信仰兴趣愈来愈浓厚，万机之暇沉浸在快乐的禅悦和佛家意境中。而当其宠爱的董妃去世后，他哀痛至极，万念俱灰，竟欲出家遁入空门，这也符合实际逻辑。顺治不幸染上天花，英年早逝，外界对其早亡颇有疑义，猜测其可能逃禅出家。经考证，顺治确有出家的念头和行动，但出家无成，经玉琳等人多方劝解乃罢。无论如何，顺治短暂的帝王生涯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清朝历史上公开皈依禅门的一位皇帝。
清初100多年国势强盛，是清代历史的上升期、兴盛期，其中佛教对帝王影响占有多少比重、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还有待更深入研究，但它无疑是与清入关后从顺治开始的清初四帝实行尊崇佛教和政教并行不悖政策有很深的内在联系。顺治对佛教的政策和信仰，尤其对禅宗的兴趣，在清开国时期和入主中原后的清初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他继承了清太祖、太宗以佛法护国的传统，奠定了君临天下后在崇儒重道基础上扶植利用佛教的国策，并且开创了清帝对佛教尤其禅宗进行亲身体验和深入研究的先河。诚如清史学家所言，想当和尚的顺治皇帝，论政绩不如康熙，论严政不及雍正，论风流不如乾隆，但他却是更富有人情味，并极具佛教慧根的一代英明君主。更令人称奇的是，顺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佛教表现了那样强烈的兴趣和爱好，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国家政治，没有导致像历史上的佛教帝王那样的不可收拾局面。相反，顺治为国为民万机余暇信佛参禅，缓解了他治国理政的紧张情绪和精神压力。因此，尽管顺治经常征召禅僧入内廷问道参禅，但并不见他有何佞佛之举。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顺治不是英年早逝，撒手人寰，以他对禅宗的体悟和热衷来说，或许会使清代佛教振兴开展出一个光辉期。
应当说，顺治帝这一生受到三方面的影响：儒教的影响、天主教的影响和佛教的影响。当时三种文化实际对顺治帝都有影响，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家学说。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一开始即非常明确地以儒家思想作为柔化汉族、巩固政权的工具。顺治从早年苦读汉文典籍时就领悟了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他在推行汉化方面，既胜过他的父祖，又深刻影响到康熙等后代子孙。在文教政策上，他确立和倡导“黜邪崇正”的方针，提倡以儒治世，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他最先接触天主教，受到耶稣会士汤若望的深刻影响。汤若望在顺治帝福临的心目中威信很高，福临对他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当时的汉大臣龚鼎孳评价汤若望，说他“睹时政之得失，必手书以密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盘固人心，镞厉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
，这是说汤若望从生活到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向顺治帝提出建议。他曾上300余封奏帖，顺治帝特“选择一批，藏皇帝个人文书库的另一格，在出宫游猎时，携带身边，以便阅读”。而顺治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烨为皇太子，也是采纳汤若望建议的结果：他提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再不会被“这种可恐怖的病症”所伤害，当然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清初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最害怕天花这种病症）。这就是所谓“直陈万世之大计”的内容所在。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敬重以及言听计从、有谏必纳的情形，一直到1657年他亲近佛教和尚方始改变。
佛教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主要是在顺治在世的最后几年。围绕他身边的禅僧们所宣扬的佛法理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顺治帝治国理政的压力，满足了他的精神需求，而真正让他下决心放弃万乘之尊、皈依佛门的，还是董鄂妃的离世。顺治帝痛失贤良温婉之董鄂妃，惊觉人世无常，顿时万念俱灰，最后命令禅师行森为他净发剃度，决意“披缁山林，孤身修道”。
总之，顺治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在治国安邦方面卓有成就，而且其出世善根在历代帝王中也是极为罕见的。顺治帝6岁登基，14岁总揽朝政，他表现出来的聪颖干练、英明仁慈的过人之处，与他接触的和尚在《奏对机缘》中有个评断：“今上十四总揽乾纲，肃清海甸不假霍光之辅，一皆出自宸断。尚以万机余暇，博综帝典王谟，旁及百氏家言，即承精一之传，复探西来大意。至若诗文小技、笔墨余长，犹善且美……”
顺治帝一生虽短，但与佛教的关系却非常密切，其对后世清代佛教尤其江南禅宗局势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