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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号宓山氏，中年隐晦山林，自号愚道人，是清初典型的坚贞守节之士人遗民及遗民僧。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康熙十年（1671），在世间的生命正好走完一甲子。他出身于三世传《易》的官宦书香世家，方氏为桐城望族，自曾祖方学渐起，世代传易，“方以智”一名，即取自《易传》“蓍圆而神，卦方以智，藏密同患，变易不易”之语。其人博学多才艺，21岁时便以文章成名，亟欲以才救国，经纶天下。崇祯四年（1631），他离乡东游，在杭州结识文震孟、陈子龙等人并参加“复社”活动，与陈贞慧、冒襄（辟疆）、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崇祯七年（1634），因桐城民变，方以智流寓南京，“接武东林，主盟复社”，愿交者益众。
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清兵陷济南，山东布政使张秉文战死，其妻乃方以智族姊，殉国自尽于湖。方孔炤受命镇压农民起义，言张献忠必反，而兵部尚书杨嗣昌不听。后张献忠果反，遂为杨嗣昌所忌。方孔炤八战八捷，而杨嗣昌不出援军，于是兵败，送北京候斩。崇祯十三年（1640），方以智进士及第，授翰林院检讨，闻父讯长跪于殿外替父求情，终于感动崇祯帝，免父不死。《清史稿·方以智传》称：“其闭关高坐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一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如是者一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熏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方以智的孝行挽救了他父亲的性命。
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李自成大顺军入北京，方以智哭崇祯帝灵，于东华门被捕，当夜乘隙逃出，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弘光朝政由马士英、阮大铖当权，党祸复炽，捕杀复社文人，便借口方以智在李闯入京后没有“殉节”，而把他列入“从逆六等”中的第五等“宜徒拟赎”。方以智深感“权奸吞噬”，剥床以切肤，其不成大器；他见朝中大敌当前而内斗不止，亦无复宦仕之心，因而更变姓名，流落岭表，以卖药为生。清顺治三年（1646），明桂王朱由榔于肇庆即位监国，方以智以博学充经筵讲官，旋迁侍讲学士。次年迁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因朝政混乱，方以智感世事难为，遂挂冠解绶而去，隐居于湘桂边界的苗峒中。其后永历帝连下十次诏征，终上十辞疏而不入朝，但忠贞之心仍驱使伏处草野的他书信往来于永历文武之间，与瞿式耜相交。
永历朝败亡后，方以智披缁守节，誓不仕清。顺治七年（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桂林陷，在广西平乐为清兵所捕。清将马蛟麟素闻方以智大名，为迫使他投降，押至平乐法场，“环刃相逼，袍帽相诱”，命左置官服，右置刀剑，任其选择。方以智毅然不屈站在右边，马又命人架刀压在他脖子上，亦神色不变，等死而已。顺治八年（1651）二月，方以智被执往广西梧州，释于云盖寺（一说冰井寺）出家为僧。方以智初为僧人的生活，钱澄之有诗记云：“五更起坐自温经，还似书声静夜听。梵唱自矜能仿佛，老僧本色是优伶。”澄之自注曰：“愚道人既为僧，习梵唱，予笑其是剧场中老僧腔也。”
然而“国变纷纭”，飘浮不定，即使身在尘外，他仍思念白发老父；在南国的崇山峻岭中，他远望南都，怀念故国家园，亦仍然心绪难平，前后写了《看月》《闻雁》等诗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诗云：“一片钟山月，那从岭外看。昔日临北阙，今独照南冠。万里天难指，三更影易寒。梦中儿女路，莫忆旧长安。”诗中流露出对河山已破的故国深深眷念，“钟山月”“旧长安”都是对金陵的昵称。
顺治九年（1652）夏，施闰章奉使粤西，过梧州访密之方以智。施闰章《学余文集》卷七《无可大师六十序》：“余昔奉使经苍梧，与师定交云盖寺，已而抢攘，烽火相随，间关北归。”
八月，方随施闰章至庐山，冬由匡庐归省白鹿。操抚李公与三省马公先后拟请其出仕，杖人翁（觉浪盛）托人转信给马公云，“拉得去是你手段，站得定是他脚跟”，借以得免。故其后孙晋曰：“无可大师，蹋翻南北，从剑刃上悟性命之因，印心杖门。”
顺治十年（1653）春，方以智直奔南都金陵，皈依于天界觉浪和尚座下，圆具足戒，戒后闭关于高座寺看竹轩。顺治十二年（1655），因父丧破关回桐城，庐墓守孝三年。服阙后禅游江西，康熙三年（1664）应吉安人士和庐陵县令于藻之请，入主青原山净居寺，中兴七祖道场，重振曹洞宗风。易代之际，方以智曾经流寓岭外八年，清军攻克两广，方以智披缁出家，潜心禅道著述，由高座寺的看竹轩闭关，到青原山净居寺的弘讲，以无可大师著称于世，四方学人慕名来归。清人唐景崧的《看棋亭杂剧十六种》中有《高座寺》一出，写的即是方以智逃禅后的生活。
至康熙十年（1671）秋，因粤事案被诬系狱，押解广东途中，卒于江西万安之惶恐滩。
方以智为僧整整20年，粤西剃发染衣时法名行远，字无可。皈依金陵觉浪后，法号大智，又名弘智。然其名号常有变更，如药地、五老、墨历、浮山愚者、极丸老人等，最多见者为无可智，最终则名为愚者。方以智归乡省亲自不同于一般俗子恋家，而其从生死患难中皈命金陵天界觉浪座下，正式接受大法戒，亦当有诸多因缘促成：
其一，方父孔炤旅居南京时，就已结识了禅师觉浪道盛。方孔炤的狱中难友倪朴庵在顺治四年（1647）就皈依觉浪和尚座下，名为笑峰大然。戊子（顺治五年，1648）春，觉浪曾主持桐城浮山华严寺，与吴应宾相善。《康熙浮山志》卷三《法谱》称觉浪禅师为浮山第十二代祖师，“戒秉博山，法弘东苑，曹洞一宗，实赖振起”。方孔炤的岳父吴应宾是晚明有名的护法居士，与万历三高僧交游甚密，亦曾得到过曹洞宗禅师博山无异的指点，博山恰好也是觉浪道盛的授戒师。方孔炤曾有诗《寄怀笑峰大师西江》叙述其法门因缘：
浩浩东流水，飒飒西岭树。落叶纷黄尘，示我冰霜路，忆昔剑头炊，把臂在西库。永夜铁锒铛，枕险不忧惧。奄忽苍天崩，夭冲起狂飓。此土如沸汤，谁容章亥步。西方圣人恩，虹桥驾悬度。掉臂入云中，朴庵从此悟。潜夫十五年，白鹿老庐墓。晚径披《易》图，破镜可以铸。公因藏反因，引触知其故。生死无生死，关尹天地寓。有子苍梧归，杖门饮法乳。自闭高座关，足疗平生痼。宗一而圆三，外祖早回互。肥遁行鸟道，托孤五石瓠。君已吸西江，安隐飞白鹭。……
其二，方以智年少时流寓南京，对金陵古都江山文脉饱含深情。其曾收集金陵焦、顾两家藏书，足见对金陵人文甚为酷爱。觉浪在金陵士大夫中颇具人望，深得推崇，纪映钟撰《觉浪盛禅师传》，称其“发扬孔孟，襟带庄老”，“光明正大，立身严冷，海内贤士大夫居门下者，多尊荣显赫，往来惟以性命为相勉，以法为亲，以道自重。悲愿宏深，慈心广大，济世利生，至死不倦。住院如逆旅，不作儿孙计。食随粗粝，衣惟布素。虽嗣法洞宗，而五宗并举；主盟佛教，而三教并宏。……凡有叩问，忘其废倦，必使闻者豁如自得而后已。百氏之说，剖决精微”。
其三，清朝地方官吏素闻方以智大名，欲引其出仕。方迫不得已，因至南京，师事觉浪道盛，圆具天界寺。时吴伟业见访，方以智亦答诗誓不出仕，随即闭关雨花台高座寺看竹轩。钱澄之《田间文集》称：“吾乡方密之，自岭外剃发染还里，皖开府李中丞召公问：‘信已出家耶？’方曰：‘信矣。’曰：‘若信，吾指汝一师。’问为谁，曰：‘觉浪和尚也。吾尝到太平察狱，亲至狱中。和尚趺坐佛前不起，狱囚皆合掌诵佛，号声彻圜扉，满狱栴檀香，即地狱天堂矣。既减死，予复入狱验之。问曰，和尚，旨下矣，请出狱。皆疑出即正法也。和尚颜色不动，曰，好。曳杖便走，随予至狱门。予笑曰，和尚大喜，旨下放免汝矣。和尚曰，放也好。颜色如故。其初无惧容，其后无惧色，是真和尚也，固当师。’密之闻言，即至天界礼杖人为师。”
方以智既不愿出仕，而亦非俗缘未断。方中通《陪诗》卷一《迎亲集·癸巳春省亲竹关》：“操抚李公，迎老父入皖，赠以袍帽。老父斥之，直奔天界。时杖人翁主天界法席也。……老父于天界圆具后，闭关高座寺看竹轩。”诗云：“吁嗟呼，天有无。何令我父剃发除须，只此一腔忠臣孝子血，倒做僧人不做儒。东西南北无块土，不辞世外还家苦。只因老祖白发在高堂，岂是俗缘未断牵门户？皖江抚军闻旧名，十辈敦请皖江行。我父策杖轻身徒步入，衣冠不改但愿捐此生。抚军大骇忙下拜，须臾拂袖趋天界。又遇中丞好举贤，海阔天空何狭隘。……可怜富贵豪华之才子，一旦变作枯槁寂寞之禅。掩关高座看竹轩，人子何心忍见此？……但得正学祠前拨云雾，何愁钟山陵下闻风雷？”
方以智虽拥富贵豪华之财，然生逢乱世，坎坷跌宕，却好学不倦，勤于笔耕。他早年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音韵文字、书画医药，乃至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中年以后，频经离乱，备尝艰险，为学转趋幽深。出家为僧后，思考重心多落在烹炮三教，宗一圆三，环中寓庸，会通《易》、《庄》、禅之途。著述等身，存世者不下四百万言。主要代表作有《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易余》《药地炮庄》《冬灰录》《一贯问答》《周易时论》《禅乐府》《四韵定本》《医学全通》等等，另有《浮山文集》诗文集若干种。其中，《东西均》《药地炮庄》《冬灰录》均为其逃禅后所著述。《皇明遗民传》卷一《方以智传》曰其“负殊颖”，“喜深思，务博学”。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先生纷纶五经，融会百氏，插三万轴于架上，罗四七宿于胸中。早推许郭之人伦，晚结宗雷之净社。乐府古诗，磊落崇岭。五律亦无浮想，卓然名家。”《流寓草》陈子龙序曰：“然其情怨而不怒，其词整浑而达，其气激壮而沉实。”
方以智身历兵刀流离之患难，操履淡泊，堪忍劳苦。晚年站定法门，粗粥敝衣，清苦自励，形容憔悴，而鬓发衰白，气象雍和。其“质测”“通几”“公因反因”“炮庄”等思想极具魅力，而著作文字艰深玄奥，索解不易，遑论精研。近年虽重新整理出版了方以智著作集，但对其禅学之作《冬灰录》等，深入研究者还是寥寥无几。《冬灰录》《烹雪录》及《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是无可智禅师门人弟子对其上堂法语、开示等宗门活动的记录，《烹雪录》已佚，而《浮山文集》前后二编，其中后编为披缁后随笔，对研究其佛教思想活动极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