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到宣统三年（1911）溥仪逊位，清朝统治天下长达268年。如果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族，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满洲称汗建大金国、建元天命算起，则有将近300年的历史。清代历史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分为清前中期和后期，清后期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

一

明王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之后，关外的清军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于顺治元年三月长驱直入，问鼎中原，定都北京，最终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清朝既沿明制又增新章，确立了“首崇满洲”或称“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同时，又推行“满汉一家”“以汉治汉”方针，对广大汉族地区实施严厉镇压和安抚怀柔的两手政策，迅速稳定了统治秩序。清军巩固京师之后，挥师西北，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接着“王师东下”，又攻占南京，结束了弘光政权。但南明方面的抗清活动并未结束。

顺治二年（1645），清军占领南京，将明朝的南京“应天府”改名为“江宁府”。其后又陆续扫除长江以南的南明残余势力，直至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击败了郑成功，平定“南京之战” ；康熙年间平息了“三藩之乱”，并顺利收复台湾，奠定了寰宇清平、一统天下之新基。清朝统治者在用武力征服天下的同时，亦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赋役关系，使经济迅速恢复，社会安定。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清朝还多次用兵边疆，迅速、果断地平息了蒙古、西藏等地上层统治者的分裂叛乱。

从清中叶起，清王朝统治盛极而衰，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各地“教军”蜂起，出现了川、陕等五省红阳教组织的农民大起义。起义虽被镇压，清王朝却也从发展的巅峰跌落下来，而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清活动接连不断地发生，庞大的清王朝危机四伏。正当清朝的统治日趋腐朽和没落之时，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尔后又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起义，犹如雪上加霜，不断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最终，清王朝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封建社会寿终正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

二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全国性政权的朝代，满人与蒙古人一样都有信仰佛教的传统。伴随着清代历史的兴衰，有清一代的佛教大致经历四个阶段：从清入关前满洲时期（或曰开国时期）的奠基阶段到清初顺、康、雍、乾时期，佛教臻于全盛；嘉庆以后随着国势陵替，佛教则日益衰微；清末光绪年间，佛教又“剥极而兴”。清代佛教的兴衰见证了清王朝崛起、兴盛、转衰和危亡的全部历史。清代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处于“江河日下”的总体衰落趋势之中，但就有清一代言之，基本上与清朝的国势和社会发展同步。清前期国势兴盛，社会繁荣兴旺，佛教亦臻于全盛；清中后期社会矛盾凸显，国是日非，特别是近代以降，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社会危机重重，佛教亦衰颓日甚。

清初由于帝王优礼名僧，护持佛教，寺僧佛教在衰落趋势中仍勉强维持。但清中叶后僧团素质整体走低，僧侣不是为了寻求精神觉悟而是为了谋生的职业化特点越发明显，居士佛教代之而兴，承担起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佛教使命和实践。从彭际清（绍升）到杨文会（仁山），清代居士佛教上承晚明佛教复兴余绪，下开近代佛教复兴之先河。在近代社会大变革的条件下，传统佛教经历革新后汇入世界范围的佛教复兴之潮流。

在清入关前的满洲时期，清太祖、太宗皆优待喇嘛，崇奉藏传佛教，确定以佛法护国的方略，认为自古圣王致治，都不曾断绝佛法。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吸收汉民族先进文化，确定以儒治国的方略，佛道教处于“有补于治化” 的地位。清初帝王从顺治帝到乾隆帝，不仅尊崇优礼藏传佛教，也赞护汉传佛教，对江南禅宗尤为关注。顺治帝好参禅，先后召诸多江南禅僧进宫弘法，并尊玉琳通琇为国师，以示对汉地佛教之推崇。康熙帝六下江南，也视佛门为风雅之地，几乎每次都要参礼佛寺，延见僧人，并赋诗题字。雍正帝则更进一步，不只喜欢禅学，并以通禅自负，因而自号为“圆明居士”，还编了《御选语录》等书，大讲禅道。乾隆帝笃嗜佛典，继续先世译刻《大藏经》事业、废除度牒之制，也都是优待佛教的表现。于是上行下效，清初佛教有一时兴盛的景象。

清初帝王崇奉佛教的同时，都一以贯之地在现实政治框架下考虑佛教问题，对佛教流弊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将佛教纳入国家控制的行政管理体系，一方面沿袭明代设置僧官机构，另一方面修订《大清律例》，当中有涉及佛道教者，对佛道教实施刚性的法制约束，对建寺庙、度僧尼等都有严格限制，对僧尼触犯王法也严厉治罪。清开国时期皇太极就开始采用明制，设立僧官制度；入关后建立全国性政权，僧官制度仍大体沿袭明制，不过略有损益，在僧官中实行正副印制度和候补制度。僧官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职官制度，位阶虽不高，但存续了1500多年，至清亡后中华民国成立，才被彻底废除。

从寺庙和僧尼人数来看，有清一代汉传佛教，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僧众110292人，尼众8615人。寺庙共79622处，僧尼合计118907人。但自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止，共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3401112纸，并令师徒相传，合计大约有60万人。其后私度者渐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废止给牒。至于清末时，寺庙遍布全国各地城乡村镇，僧尼约有80万人，不出家而拜佛拜菩萨的难以计数。这种数字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佛教政策越来越松懈；但考虑到17世纪以来国家人口可能已经翻了三四番，那么这种增长实际上是不大的。这种低增长率可能反映了政府对宗教的控制，特别是法律对建新庙和僧道人数的限制仍然有一定效果。

清代佛教各宗情况，根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述：“言其盛衰，则律宗自明末南京宝华山三昧律师后代有闻人；禅宗分派临济为盛，高僧不可偻指；贤首宗明季式微，国初柏亭大师成法出，撰述宏富，大阐宗风。天台宗自明末蕅益（智旭）大师后兼开净土法门，灵乘、灵耀，宏宣此宗。康熙时净土宗大师有省庵梦东、达默古昆。瑜伽宗久亡，慈恩、三论诸宗更无人顾问矣。” 此中，“贤首宗”即唐代贤首法藏实创的华严宗，“瑜伽宗”实指南北朝时传来的古印度“瑜伽行宗”，后为唐玄奘新译唯识学所替代，称“慈恩宗”。慈恩宗宣扬“万法唯识”，因名相繁多、义理烦琐，玄奘、窥基之后，传者渐稀；明末稍有中兴，至此时也与三论宗一样无人问津。

清代律宗自明末古心如馨传戒于南京古林寺，三昧寂光（1580—1645）继之，分灯于宝华山，其后遂分为古林、宝华二派。古林一派，清初以来，海华（1608—1679）、寂鼎、普璠、本修等相继，至清末辅仁（1862—？）传戒不绝。寂光重兴宝华山，门下出香雪戒润与见月读体（1601—1679）。戒润弘律于常州天宁寺，见月继主宝华，发扬光大，宝华山遂成律宗著名道场。他著有《传戒正范》四卷，又自述《一梦漫言》，记其生平参学及重兴宝华山始末。其弟子定庵德基，继主宝华；宜洁书玉（1645—1721），分席杭州昭庆寺，都继承宝华山的律范。又四传至文海福聚（1686—1765），应请入北京传“皇戒”，成为北京法源寺第一代律祖。著有《南山宗统》十卷，记载南山律宗世系传承。乾隆时北京潭柘寺源谅（1705—1772）亦盛传戒法，著有《律宗灯谱》二卷。

清代佛教宗派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兴盛，几乎成为各宗的共修法门。清初以禅宗为盛，尤其临济宗高僧被召入宫廷，使禅法走红京师。而明清易代之际，遗民逃禅现象一时成风，遗民卷入佛教导致新旧势力僧诤更具政治意味，“反清复明”思想也波及佛教界。雍正帝因担忧僧人与具反清意识的士大夫结交，刻意地抑禅扬净，特别表彰云栖祩宏所倡导的净土法门；进而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不只倡导佛教内部宗与教、禅与净融合，而且主张三教“异体同用，并行不悖”。清中叶后禅门衰微，净土宗发展超过禅宗，有独擅胜场之势，随即居士佛教兴起，多修习净土为“往生资粮”。居士大都是修持念佛净土行者，且是热心研究佛教的学者。清末杨文会居士则以刻经流通弘法利生为务，创金陵刻经处于南京，又创设“祇洹精舍”（佛教学堂）和佛学研究会等，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誉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