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僧中多遗民

甲申之厄，国变鼎迁，山河易色，煤山遗恨。其时豪杰志士忠义愤发，耻神州之陆沉，痛中原之莽榛。盖仁者不以盛衰改其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其心。其时相率削发而逃禅空门者大有人在，以示其不屈之忠贞。逃于禅者大多草衣木食，隐迹山林，芒鞋竹杖，托身缁流，而高风峻节，真操实履，不啻为佛门增色，亦无愧于中华之精英。兹将明清鼎革之际逃禅遗民散落史册而有名讳事迹者汇表，略陈如下：

此表仅录僧中遗民之一小部分，他们大都在明亡后出家；尤其南都之覆，更令南方一大批士人悲时伤世而纷纷披剃逃禅。其中不乏进士出身高官者，如番禺海云寺天然函昰及其门下，聚集士绅遗民数以千计。乙酉（1645）之变，南都倾覆后，吴地忠臣义士出家逃禅者亦不计其数，木拂和尚（叶绍袁）著有《湖隐外史》《甲行日记》，后者起自乙酉（顺治二年、隆武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止戊子（顺治五年，永历元年，1648）九月二十五日，所记时事虽不甚详，而明末清初吴地忠贞之士不屈不挠之节烈，已可概见。今摘几条隐于僧寺者如下：

（乙酉八月）二十七日丙午，雨，晓起理装，家人辈至庵中拜别，余曰：此行也，若中兴有期，则归来相见亦有日，不然，从此永诀矣。两幼主室家之好未完（按，指未婚），岂不痛心？然留之事胡必不可，我亦无可奈何耳！三孙不及见其长大，幸为我善视之。……诸妇女可寄西方尼庵，汝辈但为其糊口者，俾无冻馁，以免感且不朽。家人皆伏地哭，余亦泣。登舟，……泪潸潸不止矣。既发，冒雨至栖真寺，即香上人简庵夜，可生上人为祝发也。即此后或有黄冠故乡之思，但恐彭泽田园，门非五柳，辽东归鹤，华表无依耳。

丙戌二月初二日，阴冷，沈古叔寄赠诗云：宰官乃现比丘身，岂便甘心遂隐沦？佛子未尝无所猛，英雄始信有其人。喜持木穗多成算，屡向蒲团是卧薪。寄迹空门知逆境，好留慧剑斩腥尘。

十二月初二日甲戌，晴。与儿孙辈往圣恩寺观说戒，受戒一百余人。……薛谐孟、杨维斗、吴茂甲皆在。……武进乡同年韩不挟嗣子公严亦僧服同谐孟。

三月十三日甲寅，晴。拜墓归，道中晤沈治佐，出所作曲相示，犹乙酉秋赠余父子祝发词也。“扑面胡尘秋风飕，愁发三千丈，难支几夜霜。梦整缨冠，拜手皇上，泪血染枫江，数丹心，一缕青丝放。（步步娇）离恨愁天老，忠臣落日长，宁怜绿鬓看无恙。酒不洒葛中陶元亮，冠不带故里文丞相，不是他儒心释像，撑个东土纲常，倒藉衲西方和尚（江儿水）莲华香世界，贝叶古文章，跳出个鬼啸神嚎弥天网，且自筑灵台水云乡。……”

二十五日丙寅，晴。儿辈往圣恩寺看华严道场，徐度宇招余同陆明湖（履常封翁）小饮。陆年七十矣，亦僧服，品雅格高，博综今古，谙练有识，谈言不倦，云曾见建文实录，载出亡事甚明。

此可谓逃禅遗民对鼎革之初江南吴地士绅僧服隐身寺中的实录，有为中兴而与家人在庵中告别的场景，有士绅僧服参与说戒道场、华严道场的盛况，也有诗词曲生动描绘彼时国破家亡士人在寺中祝发的情景……曲词中透露的那些“儒心僧服”的遗民和尚都在为故国复兴而奔忙。史家印证了这些记述不虚，清军的暴行和占领南京后一些不得人心的措施，激起了江南各地士绅“破家纾难”，“客贾僧道，咸来助师”。 深入江南腹地的山、湖与海，在明清鼎革之际被目为“化外之地”，因为那里成了江南士民、遗民或遗民僧共同抵抗清军暴虐的战场。这时“山中的佛徒，继续着他们的宗教生活，却也有僧人正是在这关头，较之平世更深地卷入了世俗历史，接纳、庇护亡命，乃至直接介入反清秘密活动” 。

上表中列于第93号的遗民僧函可，“以请藏经至金陵”吸引人眼球，而揆诸史事，竟然是牵动人心的清代第一文字狱“函可案”。顺治四年（1647）秋冬间，清军于南京城门查获僧人函可携带犯忌文书。释函可，字祖心，别号剩人，广州博罗人，俗姓韩，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原明南京礼部尚书韩日缵长子，崇祯十三年（1640）父逝出家，拜庐山空隐老人道独为师，为曹洞宗第三十三传，住广东博罗华首寺。明亡，“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附官舟入金陵。会清兵渡江，闻某遇难、某自裁，皆有挽，过情伤时，人多危之，师为之自若” 。顺治二年（1645）正月，函可抵南京，四年秋冬欲回广东，因与洪承畴“有世谊”之交，故请求其给出城印牌。但出南京城门盘验，查得“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钺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故被逮，“发营候鞠”（一说拘禁于承恩寺中）。

函可遂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被关入满营。“当事疑有徒党，拷掠之数百”，清军追查徒党，怀疑谋反，但函可坚称“一人自为”，夹木再折，无二语。项铁至三绕，两足重伤。受重刑拷问，函可绝不动摇。“万楚交下，绝而复苏者数，口齿嚼然，无一语不根于道。血淋没趾，屹立如山，观者皆惊顾咋指，叹为有道。”后清廷下令将函可拿解至京，“途次几欲脱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至京，下刑部狱，越月，得旨发沈阳”。函可于顺治五年（1648）四月二十八日被发配到达沈阳，开清朝东北流人史先河。自祸起到发遣，函可一案迁延半年余。从被怀疑谋反至以文字罪审结，函可终能幸免于难，除其本人向佛意志坚定外，还当得益于满人信佛者的周旋。 虔诚向佛的传统亦使满人减少些许生杀罪孽。再如上表中列于第91号在普陀山出家的行诚（华亭人汝应元），于南明大学士张肯堂阖门殉难后，得一“信佛”清帅允许，殓葬故主，并以“精晓禅理”博此帅“大喜”，两人“相得甚欢”，汝应元“乘间为言，茂滋忠臣裔，可矜，且孺子无足虑”，几经努力，将羁押郸县狱之张肯堂孙茂滋救归华亭。

比起谋反来，文字罪自然稍轻。洪承畴说函可“干预时事”，“字失避忌”而“自取愆尤”。函可除了带有福王的私信外，还记述了南京城的“乙酉之变”，著为“私史”。如其友云“值国变，亲见诸死事臣，纪为私史”，“于诸死事，络索不休，乃及于难”；“友恸国恤，黯然形诸歌吟，不悟，遂以为祸”。但文字所关，也非细事，郝浴说得很到位，“然事干士大夫名教之重，江左旧史，闻人往往执简大书，藏在名山。是殆狮象中之期牙雷管，而袈裟下有屈巷夔龙也”。 世变国难之际，僧人存史的果敢并不亚于儒之缝掖。从顺治二年（1645）到南京，四年（1647）被执，函可有两年时间逗留南京。二年间，陈寅恪曾推论函可于“丙戌（顺治三年）一年之中，去而复返，实暗中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耶？” 符合情理，实不能排除函可和尚以请藏经为名，到江南从事复明运动的可能。正如岭南僧大汕为药地和尚（方以智）所作挽诗引曰：“舍忠孝别无佛性，舍佛性必不能忠孝，虚生浪死，趋利背义，为人不足，尚得为佛祖圣贤乎？”此“血性成佛性”实亦函可之写照。

函可事发，因“寓居顾梦游楼上”，故顾梦游（字与治）亦被牵进案中。施闰章（愚山）作顾高士传记曰：“祸发连系，刃交于颈，梦游辞色不变，卒免于难”。 钱谦益于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六月书曰：“金陵乱后，与治与剩和尚生死周旋，白刃交颈，人鬼呼吸，无变色，无悔词。予以此心重与治，片言定交，轻死重气，虽古侠烈士，无以过也。……风尘澒洞，士生其时，蒙头过身而已。渺然孤生，党军持而抗服匿。读与治诗，九原犹有生气；存与治诗，所以存与治也。知愚山存与治之义，士之自立，而悲于无徒与？夫慕义而惧于湮没者，可以慨然而兴起矣。” 金陵顾梦游被钱、施辈视作“义士”，其家正是江南遗民喜聚之地，“四方至者，容接不倦”，当与其时抗清复明地下活动有关。其《己亥六月喜友让侄还家》诗云：“江氛传不定，闾倚望逾殷。华岳俄归鸟，长安岂蔽云。竹林新酿熟，桃叶旧歌闻。但恐才锋锐，乘时又策动。” 诗中描述的史事涉及顺治十六年（1659）夏郑成功的“南京之战”，顾侄回家，带来有望恢复的消息，顾梦游兴奋不已，又隐含担心。函可通过顾氏与江南遗民保持密切联系，与林古度、邢防、余怀、龚贤、杜浚等人交往，均被形之歌咏。

函可案发，奉命招抚江南的总督洪承畴受到清廷的最大猜疑。正因为函可来自广州，故有学者认为，清朝当局怀疑“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 ，这个推测固然大胆，可能性却绝非全无。作为原籍福建的汉臣高官，洪承畴与东南士绅之间，既有剑拔弩张之时，也不乏温情脉脉的场景，原有的社会关系未因改朝换代而断绝，此即“贰臣”复杂之处。洪承畴的南京幕府也不乏江南著名人士，清廷对他不放心自有理由。洪承畴受到猜疑的另一旁证是，顺治五年（1648）初，洪承畴离开江南，直到顺治八年（1651）福临亲政前，这段时间《实录》中很少记载洪承畴招抚东南的活动。研究认为可能他坐了三年“冷板凳”，这从顺治六年（1649）他被任命修撰《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总裁官并出任己丑年会试主考官便可察知。 清廷对归降的汉臣尽管有防范之意，可又不得不用。魏源说：“世祖之定鼎也，东南反侧未靖，故命大学士洪承畴经略五省，而定南王孔有德徇广西，尚可喜、耿仲明徇广东，吴三桂徇四川、徇云南，皆以明故臣领所部绿旗兵，外借其招徕，内以佐禁旅之不逮。”

而从函可的活动和人脉关系来分析，函可本人委实不能摆脱与反清复明运动的联系。其一，函可一家为反清复明事业牺牲了许多人，他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其二，函可与函昰既是儿时的密友，出家又同出一师门，关系自然很铁，而函昰门下岭南遗民依止最多，其中有不少抗清复明人士披剃为僧。 其三，函可被流放沈阳后，和其他流放的故国派复明人士组成“冰天诗社”。后来他住持辽阳千山寺，讲经说道，吸引了来自整个东北的其他政治流放犯。到顺治十七年（1660）他示寂之时，千山寺已然发展成东北佛教弘化中心。《千山诗集》扉页存有一首天然老人题、陈棠溪书的剩和尚诗，曰：

一滴曹源向北湍，顺流容易逆流难；神龙破浪无寻处，留得威狞纸上寒。 P9YogmXR0etfqCMefY5j6xr4Ya80qusISgKWd/C6z3/gveeE5f7nOCImDhIUf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