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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对明清易代之际以“逃禅”为斗争手段而拒不出仕新朝的20多位遗民予以表彰，他们祝发为僧并非全然向佛，而是一种明以志节的抗清行为，多怀故国之思。这些遗民大致可概括为四类：
第一类，明亡即祝发为僧，此类多为文人。如唐泰“阅数年世变日亟，乃从无住受戒”，改名普荷，“以书画诗禅自掩，绝口不谈世事”。
第二类，抗清失败即逃禅，此类多武人。如邓凯膂力绝人，曾与沐天波护卫永历帝入缅甸，后“闻永历死，乃祝发为僧，号邓和尚”，结庵于阳光寺，“以诗自娱，时复狂啸，或痛哭，数年归去”。滇将胡一清于大榕江一役败，后为清将所困，“乃披剃为僧，与其徒种山而食”。皮熊原是武将，功封定番伯，明亡后逃禅，而志在复国，因招集部曲事泄，被吴三桂执至云南，“诸降将往省之，熊称引古今忠义，追叙国家败亡之故，词意慷慨，积十三日不食死”。
第三类，明亡抗清失败，先隐居而后逃禅。如钱邦芑、陈起相等，他们与佛门多有往来，明亡后心怀故国，拒不仕清，任凭百般威逼，宁死不屈。钱邦芑被逼降13次，甚至封刀行诛杀，义不为所动。遂剃发为僧，号大错和尚，陈垣称赞他“严辨忠奸，激扬节义”。
第四类，因师徒、主仆关系逃禅。如钱邦芑祝发，他的朋友、门生三天之内随他出家的有11人。胡一清剃度，其部属也多入佛门，种山而食。
陈垣对此逃禅遗民不忘故国、不仕新朝、大义凛然的爱国行为予以热情歌颂，指出：遗民中有的人功过皆有，不能因其过而抢其功，只要是事关民族气节的原则问题，都应严正做出评价，毫不含糊。因此之故，陈垣后来在《清初僧诤记》中突出评说了木陈和澹归两个典型，鞭挞其“变节”行为。如是书卷二写道，木陈在未应顺治召以前，“深于故国之思，与忠义士大夫等，《荐严》有疏、《春葵》有风，不胜原庙之悲，极写煤山之痛。然曾几时，走马应新朝之聘矣”；应召之后，他踌躇满志，以新贵姿态骄矜欺压其他僧人，当时即被费隐斥为“大坏法门”。澹归系崇祯进士，官至给谏，清入关后，从亡西南，“为不甘臣异姓”，永历后为僧，“其大节多可观”。但日后“竟亡所自”，成为一个“领众募缘俗汉”，竟至沦为“甘为异姓之子”的失节者。黄宗羲有《阅澹归语录诗序》说，“阅其《遍行堂集》，尤为滥恶不堪”。
木陈的《北游集》后为雍正贬斥，澹归之《遍行堂集》亦遭乾隆毁板。此二人既变节投降，遭士人、僧人唾骂，然又终不为清廷所认可。
然瞿式耜、张同敞被清军杀害后横尸道侧，无人敢收瘗，澹归今释忠肝义胆，挺身而出为两公殓，那一段光辉也终不可磨灭。其有《上定南王孔有德请殓两公书》云：“山僧尝论之，衰国之忠臣与开国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无功臣则世道不平，天下无忠臣则人心不正，事虽殊轨，道实同原。而一死之重，岂轻于百战之勋者哉？王既已杀之，则忠臣之忠见，功臣之功亦见矣，此又王见德之时也。请具衣冠为两公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