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逃禅”成为明末清初佛教史上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独特文化景观的形成,一方面以晚明以来禅宗的风靡、禅悦之风的兴盛为铺垫,以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变革为契机;另一方面也是清初严峻形势所迫,特别是清统治者在征服汉民族过程中实施“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使得剃发披缁“以明志节”成为遗民可加选择的生存方式。而根据《南疆逸史》等资料,笔者发现,迫使南明反清义士出家遁佛从而放弃抗清斗争,似乎亦是清统治者的一项既定策略。如顺治二年(1645)九月,徽州人金声、江天一等抗清失败后,被俘送南京。他们的同乡方熊记载:“时洪内院(洪承畴)操得生死柄,好语慰金公曰:‘曷以黄冠僧服隐?可以无死’,公默然。” 南明永历四年(即顺治七年,1650),桂林陷落,瞿式耜和张同敞被清军孔有德俘获,经劝出家为僧,不屈而死。“(孔有德)使吴人按察史王三元、苍梧道彭旷劝之曰:‘国家兴亡,何代无之,两公何必仅守拘儒之节?不然者,且为僧。式耜曰:‘僧者,降臣之别名耳。’同敞则不答……” 瞿式耜为何以出家为僧即是投降?原因是他认为出家就要剃发,“剃发则降矣”。明遗民中像瞿式耜这样视剃发为僧就意味着投降者并不多见,当时的士大夫纷纷逃禅,说明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一种生存方式,张同敞的沉默或许也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