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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清初东南法门之僧诤，较早见之于释纪荫奉康熙旨意而撰成的《宗统编年》一书。而民国史学大家陈垣对明季遗民逃禅及清初僧诤，分别作有专书研究，堪称明末清初佛教史学研究精湛的经典之作。其《清初僧诤记》探讨了清朝初年东南法门三大纷争，一是临济与曹洞之诤，二是临济下天童系内法派圆悟与法藏之诤，三是归顺清廷的新旧势力之诤。此三诤虽然所论为宗教派系之争，而实际上反映了各派势力政治上不同趋向的斗争，揭示了鼎革后法门中故国派和新朝派的矛盾。
纪荫于《宗统编年》“清甲午十一年”条下记曰：“径山容和尚辑《祖灯严统》成，愚庵盂和尚闻之官。南涧问和尚、灵岩储和尚解之。”其事下并有“发明”曰：“法门大段自应公论，至闻之官则过矣。故直书之，而是非曲直自见也。”
顺治十一年（1654），临济天童系圆悟门下径山通容和尚辑《祖灯严统》成，曹洞云门系圆澄门下愚庵明盂和尚“闻之官”。磬山圆修系下南涧通问和尚，与天童系圆悟下再传灵岩储和尚，鼎力为之和解。当时，灵岩储和尚复径山通容和尚书曰：“某频见诸方聚讼盈庭，纷纭溢路，未尝不寝食彷徨，抚髀浩叹。盖法门而至今，譬之尫羸久病之夫，若更投以攻击之剂，则元气顿尽。其亡可立而待，焉能冀其浸昌浸隆乎？此二十年痛心疾首，欲使天下咸归无竞之风，尽坐柔和之室。吾祖之道，久而愈光。虽赴汤蹈刃，亦所不辞。承绅士殷勤致恳，谓两家所信谅者，惟某一人。故不自揣，越俎而治，得邀佛祖之灵，俾法门不致瓦裂，则彼此幸甚！”此《祖灯严统》事涉临济、曹洞两家法统之争，灵岩储在江南士绅的支持下义不容辞出面调停，欲祖道历久弥光，而不致法门“瓦裂”。磬山和尚以法门尊长一锤定音，痛斥两家不肖子孙“分河饮水”“同室操戈”，尤其觉得“借力有司”解决法门纷争为不妥，“此实下策”。其有一通《与灵岩和尚书》曰：
东震旦土自鼻祖西来，六传至大鉴，宗虽列五，派实两枝，总属大鉴的骨儿孙。药山得悟于马祖，而仍嗣石头。太阳寄托于浮山，而代付投子。两枝又何尝非一派也？宗教分河饮水，尚谓泥于文字语言，岂同为的骨儿孙，几欲操戈对垒于千古之下，宁不为识者痛哭嗤笑乎？……是是非非，法门关系，宁免纷争。独至借力有司，世谛流布，此实下策，不得不为洞上诸公扼腕！栖霞、显圣久系相知，径山复同法嫡血，自无坐视之理。昨至吴门，审知专遣座元往还两间，周旋微密。在今之世，宁复有秉为法无私之公，如吾老侄禅师者乎？敬为前佛后佛，额手称庆。灵岩《与姜伯璜书》两宗角立，老僧与南涧和尚，不惜性命，以成彼此之好。何心哉？彼时即对天界浪兄、愚庵三兄曰：云门法眼归青原，无减于南岳，归南岳何损于青原？吾辈争之，尽成戏论！
由以上记载可知，当年江南济宗大老磬山和尚，与南涧通问和尚、灵岩和尚等为清初禅门之争做了不少居间调停，而洞宗大德天界觉浪与愚庵三盂也为之释然。兹据前辈陈垣之研究，将清初东南法门有关济洞之诤略加阐述如下，以存僧史：
费隐通容的《五灯严统》引起法门争议有两个关键，其一是南岳下出临济、沩仰二支，青原下出曹洞、云门、法眼三支。若将天皇道悟改隶马祖道一，则南岳下临济、沩仰、云门、法眼四支，青原下出曹洞一支，是为争点之一；其二小山宗书下仅列幻休常润一支，不立蕴空常忠，而列无明慧经、无异元来于卷十六“未详法嗣”，晦台元镜、阒然元谧、永觉元贤三支遂无从列统，亦争点之一。
通容原本鉴于《五灯会元续略》偏重曹洞宗语录的辑录，为强调“只有曹洞宗属于青原系，其他宗派均属南岳系”的论点，乃编纂《严统》此书，以解明禅门五家法灯相承的系谱。此书既以禅门法统标榜，而其所严别者，又未能为当时其他禅宗僧人所接受。故其书刊布后，引起宗门极大之反响。陈垣指出，宋徽宗序《续灯录》谓“云门、临济二宗，独盛于天下”，据此可见北宋云门之盛。盖南宋以后，云门渐衰，曹洞起而代之，绍定二年（1229）吕潇序《天童净语录》云：“五家宗派中，曹洞则机关不露，临济则棒喝分明，（中略）作用弗同，要之殊途一致。”又元大德四年（1300）陈晟序《云外岫语录》云：“禅有五派，今行于四方者，曰临济，曰曹洞，然学禅者多宗临济，而曹洞为孤宗。”据此可知宋末元初，与临济并称者为曹洞，而临济盛于曹洞。
至明两宗并微，晚而复振，撰灯录者纷起。《严统》之病，在过信《林间录》及伪谬不堪之《佛祖通载》。丘碑之伪，辨者已众；《通载》之谬，言者尚希。《严统》以《通载》为曾颁入藏之书，笃信而不加别择，遂有此失。然当时之诤，不尽在天皇之改属，而在列无明慧经于未详法嗣，及谓湛然圆澄来源无据，大伤洞上之心。洞上显学，莫觉浪盛、三宜盂若，盛为无明之孙，盂为湛然之子。因此二家遂为原告，费隐为被告，而掀起禅宗史上所谓甲乙两宗大哄矣。
陈垣于此钩沉清初禅门僧诤史事，所谓甲乙者，即指顺治十一、二年间（1654—1655）发生的争议。于时奔走作调人者，有箬庵问、继起储；加入战团者，有远门柱、百愚斯；旁观者，居士则有黄梨洲，缁流则有蕅益旭。远门柱著《摘欺说》，百愚斯著《辟谬说》。其时，磬山修法孙云外泽撰《妄刻续灯诸录说》议曰：“慨自《禅灯世谱》行，而诸方所刻，将十余处，各各自誉为正传，果孰是而孰非乎？夫古人创丛林，立规矩，其志岂为欲己之名高挂传灯以为荣乎？为串习机锋语句求后昆之宗尚乎？谋寺院，闹门庭，祈子孙，如闾巷庸俗之所为乎？今乃昧其性，而区区窃法门之名，以济其私，不知何所图而为此也。或曰，私刻固未必行，近有结交权贵，上章乞圣敕刊定者，是可行乎否耶？曰：至道之在人心，自有公是公非，……世史是非，天子尚不能操其柄，况道脉乎！”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四有《答汪魏美问济洞两家争端书》，云：“昔之学佛者，自立门户者也。今之学佛者，依傍门户者也。自立门户者，如子孙不借先人之业，赤手可以起家。依傍门户者，如奴仆占风望气，必较量主者之炎凉。云门、法眼，其宗既绝，犹过去之高门巨族也，吹已冷之焰，为扫室布席之光，则郭崇韬哭子仪之墓，又何足怪乎？故两家是非，不必为之辩。”
蕅益智旭撰有《儒释宗传窃议》云：“大道之在人心，古今唯此一理，非佛祖圣贤所得私也。统乎至异，汇乎至同，非儒释老所能局也。……禅宗自楚石琦大师后，未闻其人也，庶几紫柏老人乎！寿昌无明师，亦不愧古人风格。……或曰：佛祖之道必师资授受方有的据，否则法嗣未详终难取信。无名子应之曰：譬诸世主，桀非传自大禹，纣非传自成汤者乎？身苟无道，天子而不若匹夫矣。今之虽有师承，颠覆如来教戒者，何以异此？汉之高祖，明之太祖，并起草莽，谁授以帝位乎？苟得其道，匹夫而竟开大统矣。今之虽乏师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必如子论，是但许有见而知之，不许有闻而知之者矣，可乎哉？且子又不闻，有师资具足，皆不足齿及者乎？譬如俳优及相搏者，岂无师资授受？然不过戏剧及斗诤法耳。”
黄宗羲之议戛戛独造，卓然挺立；蕅益之论亦引起陈垣关注并予以嘉叹：其持论若此，紫柏、寿昌“皆《严统》所指为未详法嗣者，而雄视当时之密云圆悟反不在蕅益议中，蕅益可谓豪杰之士矣”
。
或曰：清初僧诤为门户势力之诤，抑或为宗旨学说者乎？陈垣引祥符纪荫语云：“法门以无诤为宗，行道当先忘我见。虽曰为法，实未忘情，不能不为之扼腕也。”僧诤固不是简单的门户势力之诤，然国变之际，亦有不为门户势力诤者。有书云：熊鱼山国变为僧，尝过明孝陵不拜，有问先生故名臣也，何以见高皇帝不拜，岂非无礼于君乎？鱼山曰：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又有杂记言，熊公开元，国变为僧，一日携侣游钟山，有楚僧石溪者独不往。及熊归，石溪问曰：若辈今日至孝陵，如何行礼？熊愕然，漫应曰：吾何须行礼？石溪大怒，叱骂不已。明日熊谒石溪谢过，石溪骂曰：“汝不须向我礼拜，还向孝陵磕几个忏悔去。”此道义之诤也。
石溪名髡残，武陵刘氏子，万历中皈依金陵雪浪洪恩，曾作《报恩寺图》，自题曰：“甲午、乙未间，余初过长干”，“后余住藏社，校刻大藏，今屈指不觉十年”。甲午、乙未即为万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594—1595）间。嘉定张氏藏石溪癸卯（万历三十一年，1603）冬作品真迹，上附甲辰（万历三十二年，1604）长题，尤称精绝。末署“甲辰初夏，识于长干修藏寓中”。是则万历三十二（1604）后仍司修藏之责。初，紫柏得陆光祖、冯梦祯、曾同享、瞿汝稷、吴用先等赞助，于万历十七年间，刻方册本大藏经，历时颇久。同时又修旧有之刻梵本《南藏》，整理版件，将残缺不全者悉予补刻。石溪住藏社即掌此职。石溪早年游江南参学，至白门（金陵）遇见云栖弟子，遂礼莲池祩宏遗像而出家，后从雪浪受具足戒。雪浪所主之宝华山为江南传戒最大道场，石溪于此得戒后即参与报恩寺修藏工作。石溪自楚远奔南都，虽礼莲池像而未去杭州，可想见其对宗下之牛首、教下之贤首最是心向往之。此宗、教两家之笃学风气，足以吸引石溪住幽栖以终老之念，而潜心修藏十余年，摒弃一般法师拳拳于名闻利养之习尚。国变后，石溪独处小庙，寂然自守，无一物滞留胸次。此则与石涛之持艺事惑豪富，奔走营求于新朝权要之门者，真成云泥之判。
顾炎武《亭林诗集》卷二《恭诣孝陵》后《同楚二沙门小坐栅洪桥下》诗云：
大江从西来，东抵长干冈。至今号栅洪，对城横石梁。落日照金陵，火旻生秋凉。都城久尘坌，出郊且相羊。客有五六人，鼓枻歌沧浪。盘中设瓜果，几案罗酒浆。上坐老沙门，旧日名省郎。曾折帝廷槛，几死丹陛旁。天子自明圣，毕竟诛安昌。南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亡。复有一少者，沈毅尤非常。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其余数君子，须眉各轩昂。为我操南音，未言神已伤。
原注曰：“上坐老沙门，旧日名省郎：熊君开元。复有一少者，沈毅尤非常：释名髡残。”
此诗是顺治十三年（1656）闰五月十日，顾炎武与王潢五谒明孝陵后所作。当时王潢具舟城西，邀顾炎武、熊开元、髡残等人小坐栅洪桥下。熊开元（1599—1676），字鱼山，明天启乙丑进士，由吴江令升授吏科给事，明亡后被唐王随征东阁大学士，乞假归。后汀州破，他便流浪到湖南，在南岳祝融峰下削发为僧，拜弘储继起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