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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乾隆帝重佛阐教，清朝史书如是记载：“高宗笃嗜藏经，尽力于剞劂与翻译，明万历中所刊大藏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为七千二百四十七卷，从事梨刻，是为《龙藏》。先是，圣祖曾刊刻《圆觉》《金刚》等二十二经，为国朝刊经之始。龙藏则经始于世宗，而高宗完成之者也。二十四年，敕和硕庄亲王允禄选择通习梵音之人，详译全藏经中诸咒，编为《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计八十八卷，附《同文韵统》六卷、《字母读法》一卷、《读咒法》一卷，共九十六卷，颁发中外各大丛林。三十八年，又敕以国语（满文）翻译藏经，五十五年告成，计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由此可知，乾隆之尊崇佛教，主要表现在重视刻藏和译藏的事业上。蒋维乔在其《中国佛教史》中提到乾隆朝佛教之盛，特别赞扬其刻译大藏经事业，也将之作为入关后清初四帝尊崇佛教中乾隆帝的不同凡响之处。蒋公如是写道：“顺治、雍正、康熙三朝之振兴佛教，比诸唐宋开国时亦无逊色。至乾隆帝则尽力于雕刻大藏经，及翻译国语藏经等，亦伟大之事业也。”
兹分述乾隆朝之刻经和译藏事业，并略加评说。
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命王公大臣、汉僧及喇嘛130余人，广集经本，校勘编稿。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特开藏经馆，在明神宗万历间所刻《大藏经》（即《北藏》）的基础上，增加前代未收的后世名僧著述，使该书成为1672部、7247卷，这就是清代著名的《龙藏》（由于此一藏经的装帧，附有御制的龙牌一面，故得名）。自宋以来，随着前代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活动结束，历朝政府都以纂修刊刻佛教大藏经为国家盛大之事业，并以此为国家支持和尊崇佛教之重要表征。清代刊刻的《龙藏》，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官刻大藏。《龙藏》刊刻完成的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十五日，仅仅费了4年工夫。版片现还完全存在，国内各寺院所藏印本也较多。《龙藏》藏首载雍正于十三年二月初一撰写的《重刊藏经序》，述刊刻缘起及编纂方针：
自唐宋以迄本朝，虽代有增益，而其宏规大略则无改于唐之旧也。明永乐间刊板京师，是为梵本《北藏》；又有民间私刊书本板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熏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板本刻于明代者，未经精校，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已。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致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又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夫无边契经海，皆以一音演出，竖穷三际，横亘十方，方且立一是名不可得，而何况于非然？既涉音声文字，则如来固善能分别诸相也。虽一字一句，皆有正讹，不可以混。犹夫中乘小乘，皆以大乘为之钢骨。四十九年所说，无非大乘智果，简出小乘，别安名字，未为得也。而在小乘中，则一语一默、一进一止，皆有佛敕，又岂可以悖欤？然则斯刻也，别异归同，简讹从正，未必无小补云尔。
《龙藏》之成，借鉴了明官刻《北藏》和民间《嘉兴藏》，组织了当世强大的义学沙门百几十余人，由王公大臣总理并监造，诸多名僧分任总校阅、分校阅等事，不数年而工竣，清廷之重佛阐教由此可窥一斑。乾隆承其父业，悉心光大佛教真言，孜孜于弘传正法眼藏。乾隆谕：“粤自白马驮经，梵文始传震旦。其间名流笔授，辗转相承，虽文字语言未必即与竺乾悉协，然于佛说宗旨要不失西来大义。逮撰集目录者以经律论区为三藏，于是大乘小乘裒集滋繁，且于佛经外兼取罗汉菩萨所著赞明经义者，以次类编入部。在西土诸佛弟子尚系亲承指授，或堪羽翼宗风；洎乎唐宋以降，缁徒支分派别，一二能通内典者，辄将论疏语录之类，觊得续入大藏，自诩为传灯不坠，甚至拉入塔铭志传，仅仅铺张本师宗系，乖隔支离，与大慈氏正法眼藏去之愈远。殊不思此等皆非佛说真言，列入《续藏》内已为过分，岂可漫无区别？”“昔我皇考曾命朕于刊刻全藏时，将《续藏》中所载丛杂者量为删订。嗣朕即位后，又令大臣等复加校核，撤去《开元释教录》《略出辨伪录》《永乐序赞文》等。钱谦益所著《楞严蒙抄》一种，亦据奏请毁撤。所有经板书篇，均经一体沙汰，期于澂阐宗门。”可见清刻藏经并非“漫无标准”，而是有其一定的佛学见解。清廷这种独特的沙汰丛杂的刻藏思想后来又体现于清字经馆译藏之中。其主要宗旨是为了使大藏“梵文严净”，可以“讨真源而明正见”，而不致使“禅和唾余剽窃，亦得因缘贝夹，淆乱经函，转乖敷扬内典之指”。故此，乾隆命传谕京城直隶各寺院，除现在刊定藏经毋庸再删削外，嗣后凡别种语录著述，止许自行存留，倘有无识僧徒妄思裒集汇录，诡称续藏名目，觊欲窜淆正典，日后一概永行禁止。
《龙藏》全部分正藏和续藏两类。正藏共485函，续藏共239函，以千字文编号，内容编次和明刻《北藏》相同，按经、律、论三藏次序排列。经藏主要分大乘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经和五大部外重单译经、小乘阿含部及重单译经，以及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律藏则为大小乘律和宋元续入藏诸律；论藏为大小乘论和宋元续入藏诸论。另外按“西土圣贤撰集”和“此土著述”分类，“西土圣贤撰集”仍归入正藏，而“此土著述”为续藏，内容依照《北藏》加以增减。藏首有雍正《御制重刊藏经序》，目录后有《大清重刻龙藏汇记》。后世有学者将清刻《龙藏》和明刻《北藏》对勘，发现《龙藏》新增书只五十种（《大清重刻龙藏汇记》称“新续入五十四种”，实际其中《华严玄谈会玄记》《法华玄义释签》《密云禅师语录》《教乘法数》四种，《北藏》已有，故只五十种），后来又撤出五种，实增四十五种。而抽掉《北藏》原有的书达三十六种，合《南藏》四种计，即四十种。是其所增益的跟所抽掉的，几乎可以两相抵消。像史传类的《释迦谱》等、目录类的《出三藏记集》等、音义类的《一切经音义》等、义疏类的《观音经疏阐文钞》等、著述类的《止观辅行传弘决》等、语录类的《宗门统要续集》等一共三十六种被删去。而增入并重新编次的五十四种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雍正十三年入藏的有关《华严》的著述如《会本悬谈》《会本疏钞》等四种，二是乾隆二年以清人著述为主而续入的《楞严正脉》《成唯识论音响补遗》《梵网经直解》《毗尼止持会集》《作持续辑》《毗尼关要》《紫柏全集》《憨山全集》各家语录以及雍正《御选语录》等书。
清刻《龙藏》就编次而言，可称秩序井然，内容也比较丰富，但后世对其取舍标准及增删内容，不无微议。积极的评价也有，如朱家濂在《柏林寺和龙藏经板》一文中说：“清藏，它是以北藏为基础而有所增益的。自宋以来，元、明、清三朝的高僧大师，以及对佛学有研究的人士所留下的有名的著述，也都包括进去。这部大藏的刊刻，可以说是给佛教经典传入我国以后，一千七百多年的译著阐述结了一笔总账，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很大。它不但是研究佛学的宝库，而且也是研究文学、历史、哲学、翻译等等学术领域的宝库。”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龙藏本抽去了太多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内容，致使此土著述部分有“经录割裂不全”“音义成为空白”“宗派典籍残缺”等不如人意的瑕疵。在校勘方面，它原来不满意《北藏》的疏漏，很想做到较胜一筹，但当时旧版藏经所存无几，版本的辨别已十分模糊（如误认《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为《南藏》等），又极端轻视音义的价值，因而校勘的成绩，实际也很差。
雍乾时期，清朝的立国之本——“国语、骑射”，在满族八旗中日渐生疏，为此乾隆竭力重新予以提倡。其措施之一，就是下令把藏文的大藏经、汉文的大藏经翻译成满文大藏经，正式刻印出版，使满族八旗在重新学习国语的基础上，均能“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以巩固清朝统治基业。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把蒙文丹珠尔全部译刻成满文。乾隆二十四年（1759），帝命和硕庄亲王允禄，选择通习梵音之人，详译全藏经中诸咒，编为《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计88卷。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清廷又开清字馆，组织大批人力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历经18年完成，总共为699部，2466卷，与由藏文译成的蒙文大藏经同时雕印。清代的译经事业与过去不同，过去是由梵文译成中土文字，这时期却是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互译，有利于加强大清统一的多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上述《龙藏》中“音义成为空白”被视为缺憾之一，而不知清帝对大藏经中音声文字亦极为重视，这体现在乾隆年间完成的《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蒋维乔说“此四译对照之全咒亦乾隆帝一大事业”。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谕：“大藏经中咒语乃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义强求，是以概不翻译。惟是咒中字样，当时译经者仅依中华字母约略对音，与竺乾梵韵不止毫厘千里之谬，甚至同一汉字亦彼此参差。（中略）尝命庄亲王选择通习梵音之人，将全藏诸咒详加订译，就正于章嘉国师。凡一句一字悉以西番本音为准，参之蒙古字以谐其声，证之国书以正其韵，兼用汉字期各通晓，编为《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使呗唱流传唇齿喉舌之间无爽铢黍，而于咒语原文一无增省，按全藏诸经卷帙编次字样，并为标注，以备检查。（中略）俾缁流人众展卷研求，了然于印度正音本来如是，不致为五方声韵所淆，庶大慈氏微妙真言，阐扬弗失，不可谓非震旦沙门之幸。”
龚自珍曾校勘清刻《龙藏》，而对其中为中土译师所忽略的密咒和偈颂加以精心雠校，写有《正密部、正偈颂》一篇，称赞清“世宗、高宗译诸陀罗尼以进，爰肖其音，用大摄小，书之镂之，藏板雍和宫，印行以赐天下诸寺，伟矣，迈矣！”
因大藏汉字经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经亦俱翻译付镌，乾隆三十八年（1773）特开清字经馆，简派皇子大臣从满洲蒙古人员内，择其通晓翻译者，将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翻译成清文（满文），并命章嘉国师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审正进呈，由皇帝裁定。乾隆根据章嘉国师奏称：“今拟将《大般若》《大宝积》《大集》《华严》《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经及大乘律全部翻译，其五大部支派等经八种并小乘律皆西土圣贤撰集，但内多重复，似应删繁就简；若大乘论、小乘论共三千六百七十卷，乃后代祖师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无庸翻译。”乾隆认为：“所奏甚合体要，自应照拟办理。”由此可知所译满文藏经之大概，凡是大乘论及小乘论皆未收录。
令史家更感兴趣的不一定是乾隆主持翻译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要组织人力物力去进行这样的翻译工程。《卫藏通志》卷首载乾隆《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有云：“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夫耳顺、古稀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创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乾隆帝为历代帝王中寿命独长之人，其订正《四库全书》及《国语汉译全藏》，经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即乾隆帝62岁之时，《四库全书》历10余年告成，《国语汉译藏经》则费18年之岁月，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始竣工，帝年已79岁，其得意欣悦之情可想而知。
乾隆又说：“至于国语译大藏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至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缺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由此可知乾隆翻译国语大藏之用心。
蒋维乔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评说：盖自宋初仿唐制，设译经馆，历元及明，均以刊印《大藏经》为国家事业之一。清室继之，而有《龙藏》之编辑，意在超越前代，夸耀后世也。然元世祖命八思巴，始创蒙古新字；至武宗至大三年（1310），召集藏蒙汉及西域学者，从西藏之大藏经，重译成蒙古文，称蒙古藏经。若清代无满洲语藏经，则视元为逊色。故乾隆帝汲汲图之，而有三方皆为臣仆，不可独缺国语大藏之言也。至于借翻译藏经希冀以国语普及中外人民，亦为彼大一统之梦想也。
自宋以来历代政府都以纂修刊刻佛教大藏经为国家盛大之事业，并以此作为国家支持和尊崇佛教之重要表征。但重佛阐教并非清代官刻《龙藏》包括翻译国语全藏之本意，乾隆之上谕已言之昭昭也。这对为政者来说，讲的是大实话，也是治国理政应该持有的态度。乾隆对本朝刊刻和翻译大藏事业非常重视，抱着超越前代文化事业之雄心，不仅承担起延续中华文化文脉的历史使命，在明修大藏的基础上增续本朝佛教著述，而且尤为可贵的是，将大藏经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互译，这是以前朝代不可比拟而又无法企及的，充分彰显了“中外一体”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宏大梦想。所以，当此译刻大藏事业功成之后，乾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特将其和《四库全书》一同作为清朝盛世时期文化事业上的两件大事。
乾隆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图书工程——编纂《四库全书》。全书有36000多册，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光是为这部大型文库编印的《总目提要》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学术工作，汇集了对10230本图书所做的简要评论。清史学者对乾隆帝致力发展文化事业做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继汉、隋之后，通过大规模的访求遗书活动，而使当时的国家藏书量得到极大的增长，还通过组织全国精英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而对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乾隆帝的这些活动，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繁荣当时的文化事业，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编修《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自主持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文化整理活动，这一活动把清代的学术研究及文化事业推向了繁荣的顶峰。清朝成一代学风，创一代新学派，人才不断涌现，实始自乾隆。作为这一事业的主要主持人和开创者，乾隆帝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然而，乾隆帝在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传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在位期间，不但先后制造了大量“文字狱”（据统计大约60起），禁锢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而且在《四库全书》的纂修中，还寓禁于征，通过征求民间遗书、查缴禁书等项活动，对全部现存文献进行了一次总审查，使许多极有价值的古典文献，尤其是有关明清之际的不少历史著作遭到查禁、销毁之厄运。在某种程度上，乾隆发起各种文字图书工程是受到政治动机的推动，这些工程提供了对所有书写成文的东西进行有效控制和清除针对满洲人的煽动性资料的途径。假如发现有疑问和异端的观点，便进行压制和清除，至于作者将被记录在案。据军机处的报告记载，在1774—1782年间，共发生了24次焚毁“禁书”的事件，所毁图书达538种共13862册。
纂修《四库全书》的这种政治动机同样延伸到了修刻大藏经的领域，也许在清帝看来，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有论者曾訾议清帝为《龙藏》刊刻所制定的政治标准带来的严重后果，认为清刻大藏并不是从一般宗教的“广种福田”出发，而是抱有极深隐的政治目的，欲借此以消除潜伏在佛教内的反满思想。明亡以后，有很多不忘故国的知识分子穿上僧服，表示既不做降臣，也不当顺民。这不能不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注意并被视为隐患，雍正要重刻大藏，就是针对着此种情况而来。其所增所减，收入什么，不收入什么，都以是否合乎他们的统治利益为准则。所以龙藏没有囊括前此私家编刻的《续藏》《又续藏》，原因就在于两续藏全收入了有反抗精神的法藏、弘忍派的著作。后来，乾隆又抽出了钱谦益著《大佛顶首楞严经丛钞》，还是因为钱谦益“降附后，复肆诋毁”。自清帝御定的大藏刻出，私版《嘉兴藏》遂无敢再续。诸多有志节的高僧大德的遗著，都不能继续刊版（如方以智为僧后许多著作即十九未刻，幸其子孙保存下来稿本）。正如乾隆时《四库全书》之编修，虽然从《永乐大典》辑出一些佚书，但不能抵偿其借编修《四库全书》而搜罗烧毁了成千上万明人和明遗民的著作，以及肆意窜改删削了大量宋元人著作一样。
平心而论，清刻《龙藏》的局限性，虽然和《四库全书》有相同的政治意义，但毕竟不能和《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禁毁书籍相提并论。《龙藏》里删除或抽出一些不符合清统治者政治价值标准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说还是佛教领域的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四库全书》那么大的影响。再者，清帝也没有大面积地禁毁僧人著作，对于别种语录著述，“止许自行存留”而不让其入藏“窜淆正典”，他们为了使大藏“梵文严净”而删汰那些只是“铺张本师宗系，乖隔支离”的著作，他们不允许“禅和唾余剽窃，亦得因缘贝夹，淆乱经函”，否则，就背离了“敷扬内典”的宗旨。当然，尽管有了这么多佛教方面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是不能否认这些无一不是清廷文化政策的产物，即统治政策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