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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来运转，藩邸10年“清闲”的生活，在康熙帝驾崩后发生了重大转折——雍正承继大统。雍正即位后，从整饬吏治入手，刷新清代各项政事。如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1723年4月26日），擢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为江苏布政使。是年八月，鄂尔泰抵任，首先推出《实政十条》
通行晓谕，其中禁妇女入庙烧香、禁游方僧道、禁赛会三条有关民间宗教事宜，这释放了雍正朝要整肃佛教的信号。与此同时，雍正也发出了保护佛教的密折，如六月十八日（7月19日），命浙江巡抚李馥护持寺院。在其奏折上朱批曰：朕向来三教并重，一体尊崇，于奉佛敬山之礼不稍轻忽，每见章句之士鄙薄二氏，动辄摈斥，而托名理学者尤甚，即考其操履与理学真诠又大相径庭，此不过井蛙篱鷃之徒耳，何足与较。浙江俗称僧海，乃衲子卓锡胜地，而近来丛林凋谢，可胜叹息。汝可于公务之暇，留心护持。“此谕汝自领会，毋令人知。何也？士子闻之，徒为好佛之讥；释子闻之，致增我慢之相，其中庸流，或因而纵肆，甚至紊乱清规，有干法纪，是朕怜之反而害之也。”
雍正给臣工密折的朱批透露了帝王好佛可能带来的影响，他对此保持了相当的清醒和理性。
为了确保大清江山稳固，雍正继位后对民间社会加强了统治。他继承顺康两朝“黜邪崇正”的方针政策，一方面以儒家伦理对民众实施社会教化政策，以化民成俗，于雍正二年（1724）刊刻《圣谕广训》，在全国城乡范围，每逢朔、望讲读；另一方面，抑制对民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宗教，以防形成难以控制的对抗朝廷的民间势力。雍正御极伊始即颁布推广他在康熙《圣谕十六条》基础上延伸而成的《圣谕广训》，对民众进行思想教化，可以说是从正面防范异端邪教“煽惑人心”，以免“左道惑众”“树党结盟”。他在《圣谕广训》的序言中说明颁发缘由：“朕缵承大统，临御兆人，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夙夜黾勉，率由旧章，唯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告诫，以示提撕。仅将上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旁征远引，往复周详，意取显明，语多直朴，无非奉先至，以启后人，使群黎百姓，家喻户晓也。……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近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
雍正在此表明自己继承其父遗志，以使群黎百姓，家喻户晓，节用去奢，风俗醇厚。而他对圣谕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学”作了如下推衍晓谕：
朕惟欲厚风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学术……王道悉本正学，至于非圣之书、不经之典，惊世骇俗，纷纷藉藉，起而为民物之蠹者，皆为异端，所宜屏绝。凡尔兵民，愿谨淳朴者固多，间或迷于他岐，以无知而罹罪戾，朕甚悯之。自古三教流传，儒宗而外，厥有仙释。朱子曰：释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会一个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个神气。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释道之本指矣。自游食无籍之辈，阴窃其名，以坏其术，大率假灾祥祸福之事，以售其诞幻无稽之谈。始则诱取赀财，以图肥己。渐至男女混淆，聚处为烧香之会；农工废业，相逢多语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匿，窜伏其中，树党结盟，夜聚晓散，干名犯义，惑世诬民。及一旦发觉，征捕株连，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为罪魁，福缘且为祸本。如白莲、闻香等教，皆前车之鉴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也。
夫左道惑众，律所不宥；师巫邪术，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无非禁民为非、导民为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尔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无事之日，衣食有赖，俯仰无忧，而顾昧恒性，而即匪彝，犯王章而干国宪，不亦愚之？甚哉！我圣祖仁皇帝，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艺极陈常，煌煌大训，所以为世道人心计者，至深远矣。尔兵民等，宜仰体圣心，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且水火盗贼，害止及身；异端之害，害及人心。心之本体，有正无邪，苟有主持，自然不惑，将见品行端方，诸邪不能胜。家庭和顺，遇难可以成祥；事亲孝君，忠尽人事者，即足以集天体；不求非分，不作非为，敦本业者，即可以迓神庆。尔服、尔耕、尔讲、尔武，安布帛菽粟之，常遵荡平正直之化，则异端不待驱而自息矣。
雍正帝晓谕的对象是广大兵民，针锋所指并非释老之教，而是那些“阴窃其名，以坏其术”的游食无藉之辈，以至白莲、闻香等教。雍正铺陈了此等“惑世诬民”之教的种种危害，无非是明末以降直至顺康朝以来一百多年不断取缔民间秘密宗教的回响和再现。令人瞠目的是，雍正除了重申传统律法所禁止的左道惑众、师巫邪术外，把西洋宗教亦列入荒诞不经之列，他提醒人民，只是“因其人通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也”。如果联系康熙朝因礼仪之争而对天主教实行禁教政策，对此我们又会感到毫不奇怪。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1723年1月12日），朝廷准浙闽总督所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这也是对康熙禁教政策的继承。雍正二年（1724）六月，雍正帝召见在京传教士，说明中国禁教理由，云：尔等欲我中国人尽为教徒，一旦如此，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徒唯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唯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又言：中国北有俄罗斯，不可轻视。欧西各国，亦要担心。俄国使臣曾请求在各省通商，为朕所推辞，唯允彼等在北京及边境贸易而已。今朕许尔等居住北京及广州，不深入各省，尔等有何怨乎？“现朕既登皇位，朕唯一之本分，是为国家而治事。”
同样是在雍正二年四月，雍正帝发布取缔邪教令，命严禁白莲、罗门等“邪教”。雍正帝以朱批谕湖广总督杨宗仁：“安良莫如除暴，扶正必先黜邪。”白莲、罗门等教“妄立名号，诳诱痴迷，假因果之说，饰诡异之迹，夜聚晓散，男女混杂，黠者同声相和，愚者罔识其非，争趋崇奉，党类潜滋，妨耕废织，莫此为甚”，应“饬行所属，密访渠魁，严拿究惩”。又有朱批命署江苏巡抚何天培严禁江南“邪教”，云：“此等若不伐绝根株，必致日久蔓延。”如“养奸遗患”，该管各官一并重处。五月，谕河南巡抚石文焯，严禁白莲教，“不惜重赏，弋获首恶”。六月间，又密谕江西巡抚严禁邪教，嘱以“毋得张大声势，以骇视听，唯当留心密访，设法缉获，只将为首者重惩，其余被诱者，概不深究”。
六月十一日（7月30日），雍正对民间任意设坛求雨也加禁止，谕称：民间任意设坛，触犯鬼神，聚集不肖僧道，妄行求雨，殊属非分。嗣后，除奉旨外，只可在寺庙诵经求雨。如私自设坛，借求雨之名，妄作法术，即以妖言惑众治罪。时，又以妇女成群聚会，往寺庙进香，有坏风俗。经部议，将妇女往寺庙进香、起会之处，严行禁止，犯者照例治罪。其住持及门人不禁者同罪。
九月十二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报：山东“邪教”，有大成、无为、罗祖、空子等名，以烧香诵经为事，以修真养命为说，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口诀，引诱愚民入教，每月纳钱供养。经密访，已于鱼台、金乡、单县拿获会首李万禄、张焕、王天保等多人。
雍正八年（1730）正月，上谕内阁：“从来左道妖言，如谶纬、图记、灾祥、祸福之属，皆足以惑世诬民，为人心风俗之大患。自古帝王皆深恶而严禁之，苟有犯者，必置重典，虽赦不宥，所以为世道民风计者至深远也。（中略）可知僧道、医卜、星相之类，往往为奸宄之所潜藏，不可不慎重也。昨总督范时绎又于江南人家，查出违禁图谶之书，是草野之间妖言惑众之风未尝止息。地方官员倘不能化导禁约，转从而崇信之，是竟以身为庶民之昌，又何怪闾阎无知之人，沉溺其中而不知觉悟耶？凡造为灾异祸福之说者，其言不验，则为害尚小；倘天时、气数偶与其言项合一二，则信者愈众而为害愈大，甚至心怀不轨之徒借此妖言，妄兴兵革，荼毒生灵，不可不防其渐也。”雍正对左道妖言之为害本质的认识足够清晰，主张防微杜渐，因而提倡忠孝之道，令兵民等安分循理，既以善恶必有报晓之以理，又以刑法重典使之畏惧。“满洲八旗大臣弁兵等，皆国家干城、腹心之寄，况我满洲忠义之气、技勇之才，实为人所莫及。果能安分循理，尽忠孝之道，无邪僻之行，自然上邀天地之恩，永受国家之泽。《书》曰：惠迪吉，从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等但当于己身求之，为善必获善报，为恶必获恶报，所谓如影随形也。奈何舍可以获福之正理，而信从奸民无稽之言？被其牵累，轻则罹于刑罚，重则丧及身家，不亦可怜之甚乎！大凡为欺人惑众之说者，皆市井凶顽无赖之辈。或胸怀不轨，冀以摇动人心；或贫困无依，欲以骗取财物。尔等试思之：天下焉有修道前知之人，不遁迹于清净寥廓之乡，而奔走红尘，与世俗相征逐者乎？”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谕令打击的左道妖言的“黑名单”里，僧道也赫然成为防范“奸宄之所潜藏”的重点对象。
由上可见，雍正年间“邪教”四起，已遍及湖广、江苏、河南、江西、山东等省。而事实表明，清廷取缔邪教的同时，佛教却也难逃池鱼之殃。对此我们只要翻看清统治者严禁邪教谕令，其中有关不法僧道或禁止妇女进寺庙烧香等等文字屡见不鲜
，就足以说明情况。雍正上述谕令中也提到“不肖僧道，妄作法术，妖言惑众；妇女成群聚会，往寺庙进香，有坏风俗”云云。在清政府看来，由于白莲、闻香等教经常夜聚晓散，男女混杂，以烧香祈福为名，而行伤风败俗、干犯法纪之实，所以为匡正社会风气，清帝谕旨一再重申禁止妇女私入寺院。当然，雍正对于臣下不当的“殃及池鱼”奏章，也往往予以驳回并加以处罚。如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一日，御史钱以瑛条奏：请敕下各省督抚，勒令尼姑还俗；民间女子年至二十未嫁者速行择配。上谕：“朕于天下兆民惟恐一夫一妇不获其所，各省尼姑不下数万人，一时以官法勒令还俗，必致失所，朕不忍为。”责钱以瑛所奏“鄙琐不通”“庸迂胡涂”，命勒令休致。
清廷不断严禁邪教，实际上也说明了清代“邪教”
的盛行。而民间社会中“邪教”之盛行，不仅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佛教寺庙僧道的限制和管理，而且催生了清政府出台相应的法律进行制裁。清律以明律为蓝本，从顺治朝就开始修订，因为条例的形式灵活，便于及时将统治者的意志上升为法律，所以很受清朝统治阶级的重视，其作用和效力往往在律之上。条例的数量增长很快，康熙时修律，附例290条，雍正时修律，例已达815条。
《大清律例》中关涉宗教的律例主要存在于刑律、户律和礼律中，如户律有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律例七条和僧道娶妻律；礼律有亵渎神明律和禁止师巫邪术律例七条，还有僧道拜父母律、术士妄言祸福律；此外，谋反大逆中的谋叛律和造妖书妖言律例四条也有牵涉宗教者。
现将雍正朝附入大清律的治僧定例择其要者摘录几条。雍正元年（1723）八月，内侍郎李凤翥条奏定例：凡各省有迎神赛会者，照师巫邪术例，将为首之人从重治罪。其有男女嬉游花费者，照治家不严例，罪坐家长。
雍正三年（1725），刑部定例两条：其一，邪教惑众，除照律治罪外，如该地方官不行严禁，在京五城御史，在外督抚，徇庇不行纠参，一并交部议处。旁人出首者，于各犯名下并追银二十两充赏；如系应捕之人拿获，追银十两充赏。其二，僧道官、僧人、道士有犯狎妓、饮酒者，俱问违制，发原籍为民。
雍正五年（1727）定例：僧人犯罪，凡拟斩绞免死，减等发遣，军流充徒枷号者，俱勒令永远还俗。至遣戍之所，令该管官严行稽查，其释回者，亦令地方官严行稽查，不许复为僧道。
雍正七年（1729）覆准：游方僧道等，责令僧道官管辖，地方官遴选恪守清规者，咨部照例给札。
透过《大清律例》和雍正朝定例，可以看出当时民间宗教的兴盛和不法僧道的种种流弊现象，同时也反映了僧尼在社会上的生活实态。雍正三年（1725）四月，雍正帝谕刑部：
朕每览所奏罪犯案内，多有僧人不法致干宪典者。为僧无清净心，行凶顽事，则其非僧也必矣。朕尝览释氏之教，虽不足为治世理民之用，而空诸色相、遗弃荣利，有戒定慧之学，有贪嗔痴之戒，为说虽多，总不出乎寡欲、摄心、戒恶、行善四端为大要也。为其徒者，虽有为禅、为律、为讲、为持诵之不同，然莫不以四端为本。至于混迹僧徒，实乖僧行者，饮酒食肉，肆为不法，有应付、马流、鏖头、挂搭、闯棍、江湖、捏怪、炼魔、泼皮等名色。皆败坏僧教，甘为非法，何得称佛门弟子乎？若概以僧目之，则苗莠弗辨，泾渭莫分矣！朕非为僧人正其名色，盖核名实，辨是非，国家劝惩之法，不可忽也。尔部行文直省，嗣后凡遇缁流犯法，须按是何名色之僧人入案呈奏，审拟定罪。若既称戒僧，有干犯法纪之事，必严加治罪。
在雍正年间，僧侣犯法除了诉诸刑律以外，还须勒令永远还俗，以免玷污佛教。雍正三年（1725），刑部奏准，对不法僧道及僧道官之审处原例作修改如下：僧道官有犯，不论在京在外，依律径自提问，受财枉法亦计赃问罪。及僧道有犯奸诈盗伪、逞私争讼、怙终故犯，并一应赃私罪名，有玷清规妨碍行止者，究出俗家姓名，责令还俗，仍依律例科断。若犯公事失错、因人连累及过误致罪，于行止戒规无碍者，悉令纳赎，各还职为僧为道。
雍正五年（1727）谕：僧人皈依释教，自当确守清规，置身方外，始为清净之徒。若干犯王章，身蹈罪戾，已为佛法所不容，何得复称释子，俾得借以为非？
僧众干犯法纪，在雍正眼里不单是为世法所不容，更为佛法所难容，故须勒令其还俗不许再入佛门，以免破坏僧众原本应有的清净形象而使佛教遭到俗人的道德谴责。雍正朝对佛教僧众的法律约束、对僧众的严声苛责，也反映出当时僧团龙蛇混杂、僧尼良莠不齐的情形。故雍正对不肖僧道的上谕指责、对不法僧道的司法约束，看似严厉，实有助于整顿佛门。而其严厉镇压异端邪教，对佛教也有震慑作用——雍正对异端邪教采取的严厉禁令和打压，充分表明了他对异端、邪教的看法和态度，其中也夹杂着他对不法僧道、不肖僧道的鄙夷或痛恨，乃至恐惧和担忧等种种复杂的心理情感。在雍正看来，那些不肖僧道在民间妄作法术，妖言惑众，欺财骗色，败坏风俗，危害社会，他们所行实与异端邪教无异，而和正宗的释老之教有本质区别。
扶正必先黜邪，而黜邪也要示之以正。上述雍正在对“黜异端以崇正学”的晓谕中，援引朱子对释老之教的看法，释氏之教是要“理会一个心”，老氏之教是要“存得一个神气”，他称赞朱子是持平之论，“可知释道之本指”。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时逢佛诞，雍正帝谕内阁九卿等：“凡天下中外设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亲、奖善惩恶、戒淫戒杀、明心性、端人品为本务者。其初创设之人，自然非寻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但“末学后人敷衍支离，而生种种悖谬之说，遂成异端”。
雍正十一年（1733）三月十四日（4月27日），其批评“假理学排诋释道之教”。谕中又引朱熹之言，训诫士子研究理学“必贵乎实心理会，实力施行”。雍正认为，理学有真伪，假理学排诋释道之教，自命理学，以为欺世盗名之计。而“佛仙之教，以修身见性、劝善去恶、舍贪除欲、忍辱和光为本，若果能融会贯通，实为理学之助。彼世之不知仙佛设教之意，而复不知理学之本原，但强以辟佛老为理学者，皆未见颜色之论也”。
而对于佛教中的异端，雍正也有明确的界定：
释氏原以清净无为为本，以明心见性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于此。若云必昧君臣之义，忘父子之亲，弃置伦常，同归寂灭，更有妄谈祸福，煽惑凡庸，籍口空门，潜藏奸宄，此则佛教中之异端也。（中略）凡天下中外设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视，奖善惩恶，戒淫戒杀，明己性端人品为本者。其初创设之人，自然非寻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也，至末学后人敷衍支离而生种种无理悖谬之说，遂成异端矣。
为了整顿禅门弊风，雍正帝特发一道上谕：
朕意禅宗莫盛于今日，亦莫衰于今日。（中略）虽宗徒愈盛，而宗旨愈泯矣，良可愍叹！特颁明谕，晓示丛林。目今直省诸刹堂头，若有自信无疑，巳臻向上，如愿来见朕者，著来京，朕自以佛法接之。其深山穷谷之中，或有独老烟霞，不肯受盲师衣拂，自具正知正见之人，宜念宗风颓败，当出而仰报佛恩。果是实踏三关，知见超越，朕必褒赐禅师之号，令续从上诸祖法乳。设若以名利心，生侥幸想，一至朕前，水落石出。伊既希冀世荣，朕即投诸法网。其或本未自信，不过依样葫芦，既称禅徒，只得说法。正见、魔见两皆不具者，闻朕此旨，当竭力领众结制坐香，勤求本分。或摘钟撤板，或弃拂舍篦，重复加力参学，必期了证，毋再自欺误人。若大诳语成，则善因而遭恶果，何苦如此。其余缁侣，未受付嘱者，当念佛祖留此法门，原为众生生死，若不以了生死为念，披袈裟何事？要了生死，须明心地。勿守一知半解，得少为足；勿堕学识依通，未证谓证；勿但图妄嘱，出头误人。勿茍合世法，求名损己。所谓业识茫茫，无本可据。上则辜负佛祖眉毛拖地之深思，下则辜负自己本来具足之面目，长受沉沦，永依苦趣，诚为可悯，岂不惕然？（中略）若惟以邪知邪见，密传口授，欺己欺人，贪名逐利，世谛流布，毁犯戒律，则俗子之不如，岂法门所宜有！亟须自省，知往修来，毋负朕谆切护法训诲之至意。著该部传谕直省督抚，晓示天下宗门丛林。
雍正虽然御极以来10年未谈佛法，但他对底层民众实施教化政策，复严禁异端邪教，打击不法僧道，尔后又反复告诫释子、士子何为正教、正学，批评假理学排诋释道之教是欺世盗名，直至针对禅门弊风专门宣谕。如此看来，他劬劳国政之际，又何尝离开过佛法？雍正朝有一位沈近思，浙江钱塘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雍正五年（1727）由吏部左侍郎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少孤贫，为僧灵隐寺。雍正帝通佛理，曾以问沈近思，对曰：“臣少年潦倒时，尝逃于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经世事以报国家，亦知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然万机为重，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即有所记，安取妄言，以分圣虑！”
以雍正的性格，他是既要做皇上，又要做释迦。所以，有学者说他是“身兼人王与法王”
，或者如本节开头所说，他“融法王兼人王之尊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