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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遇和推崇藏传佛教，是清王朝的一项传统政策。康熙即位后，尊奉藏传佛教之黄教为国教，采取了“因其教而不易其俗”和“俗习为治”的怀柔政策，以增强同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巩固边防，再配合以武力军威，终于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康熙朝优抚蒙藏民族深信之藏传佛教，最重大的事件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国师”，康熙五十二年（1713）册封五世班禅（1663—1737）为“班禅额尔德尼”，赐给他金册金印（“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由此开始）。但同样还体现在承德避暑山庄兴建融合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佛教寺庙上。清初诸帝对于喇嘛的封号甚为谨慎，国师名爵更为重要，非有功绩不得滥授。顺治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自在佛”，又加封汉地禅僧玉琳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后者是清代汉传佛教中享有国师尊号的唯一僧人。而康熙年间只封二世章嘉为国师。
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为章嘉地方的圣者之意，被视为文殊化身。
二世章嘉活佛名阿旺洛桑却丹，生于顺治元年（1644），幼年入佑宁寺为僧。阿旺洛桑却丹11岁时，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路过青海，为他传授沙弥戒。康熙元年（1662），他去西藏继续学经，又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阿旺洛桑却丹在西藏学佛20多年，不仅佛学造诣很深，而且与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等藏传佛教的上层人士有广泛联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返回青海，在佑宁寺讲经传法。康熙三十二年（1693），二世章嘉活佛奉召进京，驻锡
法渊寺，被任命为札萨克达喇嘛，连随从的15人也由清朝供给生活口粮，这是历代章嘉活佛担任清朝朝廷职务的开端。
康熙三十六年（1697），第巴桑结嘉措公布五世达赖喇嘛之丧，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举行坐床典礼，二世章嘉活佛奉康熙帝之命，携赐给六世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入藏，参加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途经青海时，他与额驸阿拉布坦劝谕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正式归附清朝，进京朝见康熙帝，为康熙帝乘战胜准噶尔噶尔丹之威收服青海蒙古各部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次年，二世章嘉活佛却因在拉萨时违旨叩见第巴桑结嘉措，被理藩院题奏，拟处绞刑，最后还是康熙帝下令从宽，革除其呼图克图名号，免予惩处。
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这次政治上的风波，二世章嘉活佛认识到作为一名清皇室封赐品级的喇嘛，不能涉足清朝皇室与第巴桑结嘉措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开罪康熙皇帝，于是专心在蒙古各部中传教弘法。他在回京途中于多伦诺尔及长城沿线创修寺院，组织内蒙古各处僧人学佛，在内外蒙古各部中树立起影响。当时正值哲布尊丹巴与喀尔喀部从内蒙古返回漠北，内蒙古广大地区缺乏一位有影响的藏传佛教领袖，所以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年（1701）任命他为多伦诺尔总管喇嘛事务的札萨克达喇嘛，每年冬春居住北京，夏天到多伦诺尔汇宗寺避暑传法。康熙四十五年（1706）又进一步封他为“灌顶普慈广慧大国师”，赐给金印。
自此，章嘉国师的传承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在塞外承德地区设置了木兰围场，并于每年秋季率领宗室亲王，满、汉、蒙古等民族王公大臣，行围射猎，借以训练军队，并密切同蒙古、藏等民族的关系。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发动叛乱。喀尔喀蒙古三部在藏传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的率领下投归清政府。自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0—1697），康熙三次率军出塞，彻底平息了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同喀尔喀蒙古三部王公贵族在木兰围场西北50多千米的多伦诺尔以“赐宴”的形式举行会盟。多伦诺尔会盟期间，康熙应蒙古诸部王公贵族之请，在多伦诺尔建汇宗寺“以彰盛典”。寺名“汇宗”寓四十八旗朝宗之意。兹录康熙撰《汇宗寺碑文》如下：
我国家承天顺人，统一寰宇，薄海内外，悉宾悉臣。自太祖、太宗握枢秉轴，驾驭风云，蒙古诸部相继效顺。暨于朕躬，克受厥成，前所未格，罔不思服。惟喀尔喀分部最多而又强盛，朕绥德辑威，熏陶渐革二十余载。七家之众，既震且豫，咸来受吏，乃除其顽梗，扶其良弱，锡之封爵，畀以土疆。朕亲北巡，以镇抚之，于康熙庚午之秋，大宴赉于多伦诺罗。四十八家名王君长，世官贵族，靡不毕集，拜觞起舞，稽首踊跃。盖至是而要荒混合，中外一家矣。
酺赐既毕，合辞请曰：斯地川原平衍，水泉清溢，去天闲刍牧之场甚近，而诸部在瀚海龙堆之东、西、北者，道里至此亦适相中，而今日之筵赏敷锡，合万国以事一人，又从古所无也，愿建寺以彰盛典。朕为之立庙一区，令各部落居一僧以住持。朕或间岁一巡，诸部长于此会同述职焉。至于今，又二十余年矣。殿宇廊庑，钟台鼓阁，日就新整，而居民鳞比，屋庐望接，俨然一大都会也。先是，寺未有额，兹特允寺僧之请，赐名曰“汇宗”，盖四十八家，家各一僧，佛法无二，统之一宗，而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诸蒙古恪守侯度，奔走来同，犹江汉朝宗于海，其亦有宗之义也。夫是为之记，以垂永久云。
通过多伦诺尔会盟及平定噶尔丹叛乱，康熙深知塞外热河的地理位置之重要，遂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热河兴建行宫。康熙五十年（1711），行宫更名为“避暑山庄”。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值他六十寿辰，各部蒙古王公贵族120人前来山庄“奉行朝贺”，并“不谋同辞，具疏陈恳”，敬献白银20万两，一致上书恳请修建寺庙为康熙祝寿，并供9尊无量寿佛，祝康熙万寿无疆。康熙皇帝被蒙藏民族视为无量寿佛，皇帝即佛，他欣然接受，遂在山庄外武烈河东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两座寺庙。
康熙在《御制溥仁寺碑》中说：
朕思治天下之道，非奉一己之福，合天下之福为福；非私一己之安，遍天下之安为安。柔远能迩，自古难之。我朝祖功宗德，远服要荒；深仁厚泽，沦及骨髓。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论风俗人情，刚直好勇。自百年以来，敬奉释教，并无二法。谨守国典，罔敢陨越。不识不知，太和有象。朕每嘉焉。鉴其悃诚，重违所请。念热河之地，为中外之交。朕驻跸清暑，岁以为常，而诸藩来觐，瞻礼亦便。因指山庄之东，无关于耕种之荒地，特许营度为佛寺。陶甓于冶，取材于山。工用无输挽之劳，金钱无逾侈之费。经始讫功，告成不日。
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有过12座寺庙。当年，这12座寺庙中的8座由清朝理藩院管理，并在京城设有8处办事机构，又因其地处塞外，后人将这12座庙宇统称为“口外八处”，即闻名今世的承德“外八庙”。
从建筑风格上看，承德外八庙中，各庙有汉式、汉藏合璧式以及藏式建筑风格之不同，但内容却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寺庙。仔细考察每一座庙宇兴建的历史背景，及每兴建一庙刻石立碑之铭文，无不记录了清朝政府在历史上为维护祖国统一的赫赫武功，以及兴黄教安抚蒙藏诸族的民族宗教政策。从溥仁寺、溥善寺到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广缘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的建造，见证了当年各民族金戈铁马，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了清朝因俗而治、怀柔远荒的民族宗教政策。由此观之，清朝注重国家民族的统一，不仅在军事上屡建奇功，也注意民族文化心理的和谐。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则进一步解决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到康熙时才算得解。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说得简单一点，如果说从秦至明朝用修筑长城的办法来抵御关外强悍少数民族的入侵，而康熙则在关外修建几座庙宇，使蒙古族诚心归服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对此，康熙在《御制溥仁寺碑》中已说得非常明白，蒙古部落刚直好勇，自古来“三皇不治，五帝不服”，可“今已中外无别矣”。这要归功于他的祖宗柔远能迩，“我朝祖功宗德，远服要荒；深仁厚泽，沦及骨髓”，原因无他，“自百年以来，敬奉释教，并无二法。谨守国典，罔敢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