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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熙朝对佛教之信仰，《东华录》载云：康熙三十年（1691），封章嘉喇嘛为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三十九年（1700），恭进佛三尊为皇太后祝寿，御制万寿如意、万寿无疆赋。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四十九年（1710），五次朝礼五台山。四十四年（1705），诏兜率本园禅师，入玉泉宫说法；诏霁仑超永为北京西山圣感寺住持；命常州府祥符寺纪荫撰《宗统编年》。
其中康熙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六次南巡参访名山佛寺、五次巡幸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道场。
与顺治帝向慕江南禅宗而把一些著名禅僧召入内廷问道、结制参禅不一样，康熙帝采取了另一种向佛慕道的方式，他在位期间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参访名山大寺，常住琳宫宝刹，延见僧人，而且往往赋诗题字，书赐匾额，撰制碑文，以示尊崇佛教。也有研究说，康熙帝又将明末隐逸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人士。不过笔者未见到更充分的证据。而康熙巡游江南参礼名山佛寺的足迹，不仅史书上凿凿可考，而且他的诗字、匾额、碑文，迄今有不少都还保存于江南的名山宝刹。尽管大量史料表明，康熙之诗文墨宝、匾额碑文不限于江南的名山大刹，而是遍布天下寺院
，但康熙对江南丛林似乎情有独钟。这是否是因为顺治曾经为江南禅僧所围绕，还是因为其他？不管怎样，康熙六次南巡，访问民生苦疾之际，同时也遍访江南名山佛寺，这是一个有史可稽的事实。
《宗统编年》作为清康熙年间的一部禅宗编年史，“博采经史释乘。一仿朱子纲目体例”，记载了自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迄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成书时共75年的禅门史事，备及朝政废兴之有关释氏者，淹贯翔核，融儒释为一贯。正其谬，缺其疑，“谨严一遵史法”，受到后世学者高评，称其“固法苑之龙门，而缁林之实录也”
。该书对康熙二十八年南巡作了如下记载：春二月初五日，驾幸邓山圣恩寺，拈香礼佛，驻跸桂轩，赐书“松风水月”四字。初六日，幸灵岩，登琴台，时寒溪揆侍，特加顾问，赐灵岩御书“岚翠”二字。幸杭州灵隐、云栖等处，赐灵隐御书“云林”二字。驾渡钱塘，祀大禹陵。回銮至姑苏，欲游华山，因雨阻，御书“远清”二字。御制诗一首，曰：“欲向青山涧壑行，春云又变晓阴轻。句陈不遣惊禅定，恐碍林间碧草生。”遣中使驰，赐华山僧鉴青。青诣行在谢，特见优礼。康熙又幸江宁大报恩寺，复驾临金山、天宁等处。
《宗统编年》之作者僧纪荫，在御书“远清”赐华山碓庵和尚后作一跋文，记述康熙二次南巡对于佛教丛林的至德深意。跋曰：
帝王治天下，以字垂世，实自大禹始。……恭惟今上皇帝，御极致治，度越古今，道德浑全，无能称述。伏睹二次南巡，窃窥圣意大端，同乎舜禹。至于仁风道韵，光及林泉，则又自昔名山大泽之所未有。龙跸奎章，震耀岩壑，为山灵海若之所诃（呵）护者非一。而华山‘远清’二字，则尤仰叹用意据典，不同泛然。以此知睿智周知，而无一事一物之不得其当也。盖华山以山如莲花得名，宋儒周敦颐之《爱莲说》有曰：‘吾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香远益清，亭亭净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碓庵和尚住是山，寒溪揆和尚称其道韵。皇帝闻而欲游华山，雨阻未往，锡之诗云云。碓庵名晓青，命意制词，蔼然可见。复大书‘远清’二字，敕寒溪驰赐，青谒见行在。帝令进诗染翰，撒御前宝炉以予之。可谓千载光华。
纪荫躬逢其盛，受华山僧之嘱托，作跋彰颂皇帝之恩泽山林：
荫跧伏菰蒲，何足以测高深？唯是久涵至化，同沐恩光。谨以平昔钦仰，圣德之纯全，及今兹欣慕，圣意之渊雅者，而扬言之。真觉如天之仁，有同大舜；而无间之德，实类神禹。是以望秩山川，肆觐群后，而民之爱戴，咽路欢阗，不啻赤子之亲慈父、近乳母。此固从来銮舆巡幸之所无。而银钩宝勒，宠赉禅林，则又与岳渎千秋，昭其奠丽者异矣。额手式瞻者，知皇上尊贵浑忘，礼遇山林守道之士。而凡山林学道者，其益铭颂无强，勉効潜修，以无负我佛心天子，光扬道化之至意。其庶几乎！
康乾巡幸江南是遵上古即有的巡狩之制，有清一代，帝王出巡异常频繁，有北巡、西巡、东巡、南巡等。西巡是指皇帝去五台山等地的活动，东巡是指皇帝去山东祭祀孔庙及登泰山等活动。此外，还有北巡到盛京拜谒祖先，承德避暑山庄建成后，皇帝大多数年份都在承德度过夏季。康熙在位61年，三次出巡东北，祭祀祖陵，五上五台山，六巡江南。其中，南巡主要是为了巡视河工。康熙曾亲笔谕亲信曰：“近日闻得总河无才，两河坏之已极，朕欲看河，南边走走，未定日期。”
明末清初，黄河大堤年久失修，水患异常严重。据统计，顺治年间（1644—1661）决口20次，康熙元年至十五年（1662—1676）更达45次，灾难之重，尤倍于前代。康熙十五年（1676），黄河水倒灌洪泽湖，高堰大堤因承受不了黄、淮二水的强大压力而决口30余处，运河大堤崩塌，淮扬地区几个县被水淹没，致使运道不通，漕运受阻。而漕运是清政府的生命线，每年都需要六七千条漕船从江南地区运载400万石漕粮到京师，作为官俸、兵饷以及居民生活的粮食来源。因此，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亲自书写挂在宫中的柱子上。平定三藩并收复台湾后，中原安定，使康熙得以有暇巡幸江南。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康熙帝东巡泰山后，临时决定南巡视察河工，这是其第一次南巡，遍历高家堰、武家敦、洪泽湖等地，访民疾苦。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第二次南巡进行考察。第三次南巡已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此十年间，康熙忙于征噶尔丹，无暇南巡，而历任河督除靳辅受康熙肯定外都不太称职，造成河患日趋严重。此后，他又三次南巡，视察河工。因此当乾隆御极时也继承乃祖遗风，曾六下江南，在《南巡记》中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关注民生，治理河工，但同时也意在山林，期望争取江南人士的民心，因此江南佛教成为康熙南巡关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纪荫所说，康熙的仁风道韵和渊雅圣意，也使山林“同沐恩光”，他参访名山佛寺，礼遇山林守道之士，显然不是简单的附庸风雅，而是另有深意。纪荫华丽的文辞中虽然充满了歌功颂德，但他对康熙帝深意的理解基本上是准确和贴切的。
在纪荫跋文的结尾，我们看到了他勉励山林学道者潜心修行，“以无负我佛心天子，光扬道化之至意”。这正是康熙帝所期望看到的，而康熙帝此时也像他的父皇顺治那样成了又一位“佛心天子”。对康熙这位佛心天子统治调御下的佛门盛况和法运遐敷，纪荫也有如下乐观记述：
祥符荫曰：自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至今皇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凡七十五年。其间天童、磬山，廓龙池、禹门之绪，而临济之道以兴。云门博山，振清凉、寿昌之业，而洞上之宗聿起。三峰力阐纲宗，善继述者，有灵岩、灵隐之广大精微。宏觉丕承帝眷，相唱和者，有福严、古南之卓立潇洒。云栖之净业，普摄三根。宝华之戒范，克宏三聚。皋亭天溪，曲水莲居之间。台教之轮，传持绚烂。秣陵金阊，普德中峰之际。相宗之席，讲贯缤纷。刹竿相望，名蓝星布于江山；炉韛争开，俊衲云蒸乎龙象。天子佛心，统金轮而调御；皇风法运，绵玉历以遐敷。令行吴越，端借一人以指南。道亘古今，方庆千秋而未艾。
由上可见，康熙帝统御天下时清代佛教仅江南一隅就极为兴盛，不光是禅宗临济、曹洞二家，就连律、教乃至相宗都绚烂缤纷，“刹竿相望，名蓝星布”。当此佛门龙象辈出、云蒸霞蔚之际，康熙帝之政令亦通行吴越，影响深远。
康熙南巡参礼名山佛寺以示尊崇佛教（禅宗），而他五次巡幸佛教圣地五台山，意义也非同寻常。康熙帝在位时五次巡幸五台山，传说是为了寻找在五台山出家的父皇顺治帝。其实，顺治帝没有上过五台山，那不过是民间野史的演义，而康熙帝上五台山则在官方史书中都有明文记载。
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十二日，康熙帝首次巡幸五台山，驻跸于菩萨顶。同年九月十一日，再次巡幸五台山，于二十七日返回京城。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二十八日，第三次巡幸五台山，仍住菩萨顶行宫，四月十一日返回京城畅春园。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一日，第四次巡幸五台山，于二月初八宿于射虎川台麓寺，九日移住菩萨顶。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月初二日，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巡幸五台山。康熙帝五上五台山，赐梵文藏经2部，作诗15首，题匾55块，勒碑20余通，修葺寺庙20余座，赠送渗金菩萨像7尊，做各种法会8次，赐金银6000余两，其他赏赐不计其数。此外留下的墨宝诗文很多，其中《菩萨顶》诗最为脍炙人口：“四十余年礼释伽，本来面目是天家。清凉无物何所有，叶斗峰横问法华。”
五台山据传是文殊菩萨道场。文殊菩萨又称曼殊师利，清朝开国者曾被东来传教的西藏喇嘛称为“曼殊师利大皇帝”，而曼殊即满洲之转音，所以这个文殊菩萨道场被认为与满人崛起有极深渊源。康熙巡幸五台山，一是对文殊菩萨和五台山怀有特殊感情，“瞻谒（文殊）金容，实为国朝万年丕基之庆”；二是为了“携蒙古藩王同来，从其所欲”，以“示中外一家之心，昭熙朝大同之治”，达到“以黄教绥柔蒙古”的目的。
五台山是自元朝以来就被蒙古人供奉为佛教（藏传佛教）的圣山，每年来朝山的蒙古人络绎不绝。康熙及其后乾隆屡屡巡幸该山，敕赐营修之资，同样是为了怀柔蒙、藏二族，优遇藏传佛教。因此康熙、乾隆在此御制的碑文都用满、汉、蒙、藏文字写成。嘉庆帝即位后，于嘉庆十六年（1811）春三月十八日，也巡幸了五台山，并写下一篇《五台赞碑文》，此中他不仅视五台山为“神京之右臂”，更称其“诚中华卫藏”。正是由于自康熙开始的几代清帝的大力扶持，五台山被营造成为满、汉、蒙、藏等各民族共同尊奉的佛教圣地。由此可见，康熙睿智周虑，英明盖世，他五次巡幸五台也绝非单纯的游山玩水，而实际寓涵有深厚的政治意味。诚如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谕中所言，“亦寓绥藩之意，非以侈游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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