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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赴美留学，1928年成为沪江大学首任中国籍校长。抗战时坚守上海，成为上海教育界抗日救亡领袖，1938年被日伪特务杀害，以身殉国。
“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存，我责无旁贷，放不下。”
“我平时教导学生要为国献身，那就应当以身作则，怎能临难苟避呢？”
刘湛恩（1896—1938），1896年12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兴国州白沙铺刘福七房村，谱名合增，又名九恩。
刘湛恩9岁丧父，孤儿寡母备受欺凌，族人觊觎他家的几亩山田薄地，竟致蛮横逼嫁其26岁的寡母罗芬清。罗芬清为了摆脱封建族权的淫威，毅然领着儿子刘湛恩，怀抱襁褓中的女儿刘明珍，弃家出走，沿途乞讨，受尽艰辛，终于辗转逃亡到百里之外的汉阳，投靠娘家一门远亲，靠洗衣帮佣为生。后来，罗芬清经人介绍到一家教会医院当杂役，她刻苦学习文化知识，钻研护理技术，数年后，终于通过汉阳护士学校考试，获得华中医药协会颁发的护士合格证书，成为一名护士。
刘湛恩随母迁居汉阳后，因得到美国浸礼会女医士白桃资助，先在汉阳浸礼会小学读书，1906年只身赴九江，入读同文书院。
因天资聪颖，学行俱佳，热心服务工作，得到师长的赞许，被诺立女校
聘为兼职教员。1911年，15岁的刘湛恩接受革命思想，积极拥护辛亥革命。1913年，他曾一度暂停学业，投笔从戎。
1915年，刘湛恩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同文书院毕业后，被保送到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在东吴大学校园里，他异常活跃，是演讲会、辩论赛的选手。他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社会服务工作，曾担任东吴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青年会惠寒小学
副校长、教员，东吴大学体育会英文秘书、副会长等职。1918年夏，获理学学士学位。
1918年8月，刘湛恩赴美深造，入芝加哥大学，先学医，后转学教育学。在芝加哥，刘湛恩与在九江同文书院求学时认识的诺立学院女生王立明女士不期而遇，王立明此时正在距芝加哥不远的西北大学攻读生物学。两人异国重逢，志趣相投，感情日深而订婚。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的刘湛恩
1920年，刘湛恩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教育家保罗·孟禄
的弟子。
留学期间，刘湛恩的奖学金仅能维持学费等开支，其他日常生活费用需自行筹措。刘湛恩同其他贫寒留学生一样，亦挤出宝贵的课余时间去当临时工。打字、洗衣、刷碗、教书、擦皮鞋、芟枝刈草等任何零活都干，从来不以为苦。由此，刘湛恩既解决了学习和生活开支所需的经济来源，还从工作伙伴处学会讲广东话，结交了不少华侨朋友，也深入了解了美国下层社会，为日后向华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向欧美人士进行国际宣传打下了基础。
在美期间，刘湛恩积极参加留学生组织的爱国活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
期间，担任中国外交代表团秘书、国民政府赴美教育考察团秘书和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代表。
刘湛恩博士照
1922年8月，刘湛恩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其哲学博士学位。
刘湛恩学成即束装归国，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不久，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聘，到上海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科干事。他视察各地青年会附设的中小学、补习学校，大声疾呼教育救国，为提倡公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遗余力。当时刘湛恩还兼任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大夏大学等学校的教育学教授。他曾编著多种有关公民教育的丛书，其中，《公民教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师范小丛书”出版。
1923年，刘湛恩与先期学成归国的王立明在上海举行婚礼。其时，王立明领导中华妇女节制协会，
争取妇女权利，举办妇幼福利事业，倡导妇女职业教育，已是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人民强烈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全市激起公愤，纷纷以罢工、罢市、罢课声援。6月3日，当时上海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师生在校园集会，降半旗为死难同胞哀悼，美籍校长卜舫济横加干涉，竟撕毁中国国旗，并以开除学籍威胁学生，禁止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在场师生抗争无效。卜舫济蛮横无理的行径顿时激怒了全校中国师生，在场学生列队离校。翌日，该校中国教员亦通过决议，与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退出圣约翰大学。当年9月，离校师生租借临时校舍另组新校开学上课。刘湛恩当时身为基督教青年会领导成员之一，不顾教会方面部分人士的阻挠，本着教育救国的素志与爱国热忱，积极支持和协助新校的创建，毅然担任该校董事并兼任义务教授。新校定名“光华大学”，亦出于刘湛恩的建议。
1926年夏，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刘湛恩作为中国首席代表率团前往参加。会后访问欧洲各国，考察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同年8月，江苏省成立江苏公民教育会，刘湛恩被聘为该会委员。
1928年1月，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刘湛恩担任沪江大学第一任中国籍校长。2月28日，刘湛恩正式就职，接替前任美籍校长魏馥兰的职务。当时刘湛恩年仅32岁，为当时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之一。旋又被聘为大学院
专门委员。
刘湛恩一家在沪江寓所前
1929年3月18日，在刘湛恩的努力下，沪江大学终于经教育部批准注册立案。刘湛恩就任沪江大学校长后，致力革新校务，并倡导沪江精神。他提出“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让沪江大学成为一个大家庭”，大力倡导“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沪江精神，强调师生团结、民主、进步、学术自由。他践行校训“信义勤爱”，对学生既重言传，亦重身教，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对学生从不疾言厉色，而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许多沪江校友众口一词地称颂：“刘校长是我们的导师，也是我们的朋友。”
刘湛恩早年有半工半读的亲身体验，对勤奋好学但家境贫困的学生，他不仅设置了奖学金、助学金，还为他们创造一边读书、一边做工的机会，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甚至毕业后为他们介绍工作。学生们都说：“刘校长是负责到底的好校长。”
刘湛恩对学校进行卓有成效的整顿和改革：向国内外募款增建校舍；添购图书、仪器设备；聘请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彻底修订过时的规章制度；积极支持男女同学制；倡导开明、活泼的学风；号召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建设祖国；严格执行宗教课程的选修和不计学分的规定；建立从幼稚园到高中的一整套教学实验体系；扩充分别设在附近农村和工厂区的社会服务中心。同时，极力改善学生的生活条件和教职工的福利；大力开展体育及其他课外活动。沪江大学的面貌为之丕变，吸引了不少远道慕名而来的广东、福建学生以及南洋和夏威夷的华侨学生。
1929年3月底，刘湛恩应美国“沪江大学设立人会”
邀请访美。访美途次，刘湛恩考察了日本和夏威夷的高等教育。抵美后与设立人会成员讨论了沪江大学的改革和发展规划，获得该委员会的支持和拨款。会后又转赴欧洲，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教育会议”，会议前后还考察了英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大学教育。
1932年，刘湛恩采纳了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留美学者朱博泉的建议，计划在城中区扩充添设夜商学院，以满足城区职业青年就近进修的需要。刘湛恩为此四处奔走，多方筹集建校基金，购入了圆明园路浸会真光大楼
二楼全部产权作校舍，创办了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聘请朱博泉为院长，延聘杨端六、杨汝梅、杨荫溥、李权时、郭步陶、陆梅僧、汪英宾、黄天鹏、马崇淦等学者任教。除本科外，还设立专修科与普通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课，为在职职工、家境清寒而好学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颇得社会人士的好评。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是办得较早的卓有成效的一所新型夜大学，在中国成人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沪东公社也是刘湛恩举办职业教育和文化补习学校的实验园地，它为沪江大学附近工厂区的职工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方便。沪江大学附属中学也办得卓有成效。此外，刘湛恩还兼任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所所长、上海市参议员、工部局教育处委员、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商务印书馆董事等职。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刘湛恩怀抱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挺身而出，利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救亡图存。他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期间，遍历欧美、菲律宾、南洋群岛等地，不遗余力地向国际友人、海外侨胞揭露日寇的侵华暴行，呼吁侨胞大力支持祖国的抗日斗争。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刘湛恩积极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
的工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1933年7月至1934年3月，刘湛恩应邀再度访美，对美国20余城市和各大学进行了频繁的访问和演讲，介绍中国局势，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呼吁国际舆论制裁，号召侨胞团结，支援国内反侵略斗争。访美途次，他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加拿大班福市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次大会”。
美国丹尼森大学为表彰他对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特授予其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35年，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的第二天，刘湛恩和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周建人、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郑振铎等280余人，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指出：国难日深，应“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要求政府“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的伪组织”“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等。12月14日，刘湛恩又和上海各大学校长李登辉、何炳松等十余人，面访上海市长吴铁城，并当面向他提出保持行政统一、领土完整、言论自由、外交公开等爱国建议。12月17日，刘湛恩与上海基督教著名人士李登辉、吴耀宗、沈体兰、刘良模等28人，就当时“华北特殊化”问题及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联合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纾国难，挽救危亡！
1937年8月，日军悍然发动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当战火蔓延到黄浦江畔时，刘湛恩于事起仓促间指挥若定，把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安全转移到市区，自己复率领少数志愿的教职员工坚持到双方交火后才趁夜撤出战区。经过一个半月的紧张准备，10月1日，沪江大学各院系、沪江附中、沪东公社都迁到圆明园路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大楼复课，2300名学生挤在一幢大楼里轮流上课。刘湛恩校长一家五口则搬到了静安寺路安乐坊81号。
炮火中的沪江大学
除了主持沪江大学校务外，刘湛恩还统筹负责由沪江大学和受战火殃及而迁入上海市区的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和东吴大学所组成的“联合大学”校务。
刘湛恩被推举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为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安抚流亡学生，不遗余力，因而获得国际红十字会的赞扬，会长巴克誉其为“电火枪”。
刘湛恩还和胡愈之、郑振铎等文化界、新闻界、工商界、宗教界的著名人士，组织并主持了“星一聚餐会”。所有参加者，相约每星期一晚上聚会一次，共同商讨和建议对敌斗争的方针策略，研究推动上海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他担任此聚餐会的第一任召集人，直至1938年4月遇难牺牲。他广泛联络在沪的各国官方人员和民间知名人士，扩大对外宣传，以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给予同情和支持，当时被誉为“在野的外交”。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通过刘湛恩，在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举办了社会科学讲习所，以提高学员爱国觉悟为宗旨，讲授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等进步理论，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参加学习，为抗日革命队伍培养了不少骨干。
1937年11月5日，刘湛恩与全国各大学校长、教授和知名学者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共102人，联名发表长篇英文声明，历数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破坏中国文化机构的罪行，呼吁世界各国人士予以制裁。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上海租界即沦为“孤岛”，救亡协会不少负责人纷纷去内地。刘湛恩毅然坚守岗位，落在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白色恐怖笼罩下，他将生死置之度外，照常为爱国活动和难民救济工作日夜奔忙，成为敌人阴谋除之的对象。
1938年初，当汉奸败类梁鸿志、温宗尧准备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组织，加紧拼凑傀儡班子，急于粉墨登场时，内定出任伪行政院长的温逆，妄图拉刘湛恩下水，让其担任伪教育部长，当即遭到断然拒绝。刘湛恩义正词严地晓以民族大义，告诫他们要悬崖勒马。
利诱不成，随之而来的是连续不断的威胁和恫吓。先是在刘寓附近有形迹可疑的人经常出没，刘家多次收到内藏子弹的恐吓信，接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打来的辱骂和恫吓电话。有一晚，突然从墙外扔进一枚手榴弹在天井里爆炸，幸未伤人。不久，刘家又收到由旅馆侍者送来的一篮水果，内附一封英文信，大意是：“自中日战争以来，你的爱国工作，尤其是破坏日本的阴谋，使伪组织不能成立，使我极为钦佩。兹为表示我的敬意，特赠水果一篮，请收下勿却为祷。”
信末署名竟是刘湛恩一位业已去世的英国朋友。经送警方化验，水果内含有剧毒。对这一切，刘湛恩毫不畏惧，泰然处之，继续为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奔波。
夫人刘王立明热心儿童保育、难民救济，一向支持刘湛恩的爱国行为，这时也为他的险恶处境而担忧，亲朋好友也劝他早日离沪，易地再战，免遭不测。但刘湛恩却说：“留沪的救亡协会负责人所剩无几，而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存，我责无旁贷，放不下。”“我平时教导学生要为国献身，那就应当以身作则，怎能临难苟避呢？再说我是校长，要主持沪江校政，也放不下。”
他还说：“我是基督徒，为了真理和正义，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辞。”
又对夫人说：“如果你能带领三个孩子离开这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为国而忘家，义无反顾。
刘湛恩常常引用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勉励自己，并坚持留在上海。直到1938年4月，国际救济协会委派他到国外募捐时，他才决定出国，在中国旅行社预订了4月13日先去香港的船票。报纸上刊登的刘湛恩近期内将离沪出国的消息，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
1938年4月7日晨，刘湛恩和妹妹刘明珍、次子刘光华从安乐坊出来，准备在静安寺路、大华路路口（今南京西路、南汇路路口）的车站搭乘公共汽车到圆明园路沪江大学上班。车到站，刘明珍和刘光华刚上车，刘湛恩正跨步上车之际，突然窜出三名暴徒，向他拔枪射击，达姆弹从后背射入，从胸膛穿出。刘湛恩当即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时为上午8时45分。
刘湛恩的殉难，使中外人士大为震惊。他是全民族抗战初期最先遭到日伪暗害的文化界著名人士，也是抗战中唯一被杀害的大学校长。当时上海各报，包括英文、日文报纸，都对刘湛恩的不幸遇难做了报道。一些著名的爱国人士，如冯玉祥、陶行知、邹韬奋、郑振铎等都先后发表了悼念专文。4月9日，邹韬奋在《敬悼不受伪命的刘湛恩校长》的悼文中，对刘湛恩的为国捐躯，给予了高度评价。原文写道：“刘湛恩的死是为国努力而死，是拒绝伪命而死。刘湛恩的死是光荣的死，是等于为国牺牲的战士的死。我们敬悼不受伪命的刘湛恩校长……”“至死不受伪命，这种可敬的精神，伟大的人格，实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值得我们最高的崇敬。”
1938年4月8日，《文汇报》几乎用了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刘湛恩牺牲的消息，发表了《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昨遇狙殒命，大华路上子弹横飞，两巡捕奋勇捉获一人》的报道：“昨天清晨8时30分，本市沪大校长刘湛恩博士在静安寺路戈登路路口的公共汽车上，突遭暴徒暗害。”“刘博士的死，震惊了整个‘孤岛’上的人们，的确，他的死，不仅是教育界的损失，而且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但是他死的仅是他的一个躯壳，他的精神还是永留人间。不愿做奴隶、具有灵魂的人们，你们见了不必骇怕，你们身后还有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你们还得坚定你们的意志，站定你们的脚跟，光明即将来临，灿烂的阳光将普照大地。”
纪念刘湛恩殉国的藏书票
刘湛恩遇刺后的媒体报道
英文版《大美晚报》也发表了社论《悼念刘湛恩博士》，赞扬他一生“光明磊落”，是一位“处处为国家利益着想”的中国人，社论还指出：“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应昂然踏着刘氏的血迹前进，帮助救济这块遭人蹂躏的土地。”
刘湛恩被刺，在上海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和沪大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沪江大学教职员工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定4月9日为安葬日。当日下午，遗体在贝当路（今衡山路）53号国际礼拜堂入殓。上海市各团体同赠挽联：“为国牺牲。”沪江大学师生和各界代表3000多人执绋送殡。与刘湛恩并列于日方黑名单的刘王立明，秉承丈夫遗志，带领子女辗转到内地，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刘湛恩革命烈士证明书
对于刘湛恩殉国，当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也做出决定，明令要举行公葬。1938年4月13日上海《新闻报》载：“行政院十二日举行第358次会议，提出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生平尽瘁教育，功在国家，此次不幸在沪被狙击殒命，震悼良深，应如何褒恤，以彰忠义之处，请公决案，议决：‘（一）公葬；（二）明令褒扬，并在沪江大学内建碑纪念；（三）查明遗族议恤。’”
1947年10月，沪江大学师生在虹桥公墓刘湛恩墓前，树立了一座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面镌刻着：“刘故校长湛恩博士殉国纪念碑”。
1984年，上海市民政局追认刘湛恩为革命烈士。
1985年4月3日，国家民政部补认刘湛恩为“抗日革命烈士”。
刘湛恩校长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所走的道路是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所走的正义的道路。他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