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1952年院系调整前夕，我从沪江大学提早一年毕业，离开上海，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如今回首昔日时光，与母校有关的一件件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我从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当时已经入党。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和建议，我高中毕业后就决定报考沪江大学。

沪江大学的入学考试，英文特别难，两大本卷子要求两小时内做完。记得有许多选择题，最后还有作文题。我很幸运，因为在南洋模范中学的英文底子好，最终顺利被沪江大学录取。

沪江大学对学生的功课抓得紧，很多课程都用英文授课。当时的生物系老师有郑章成教授，历史系有蔡尚思教授和他专门请来的教员。开设的外语专业课有公共英语、戏剧、小说、莎士比亚研究等课程。有位从圣约翰大学转过来的老师是中德混血儿，给我们讲世界文学史，一口英文如行云流水，声情并茂，引人入胜。

学校的专业课教学很有特点，重点强调自学，不发课本，由学生到图书馆借阅。老师上课滔滔不绝讲一通，最后布置作业。作业一般是指定参考书，划定范围，要求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课后同学们就赶紧跑到图书馆，借阅老师指定的英文原版书。第二天老师一上课，起码就是一刻钟的测验，往往就从前一天的指定阅读里出几个题目让我们做。几十页的阅读，时间紧，量很大，一上来就考，我们都非常紧张。不过，这也锻炼了我的英文阅读的能力，养成了快速阅读的习惯。院系调整后，沪江大学的文理科大都并入了复旦大学，那些大本大本的莎士比亚原版书，封面是布面，装饰精美，也都跟着英文系到了复旦大学，进了复旦的图书馆。

1949年到1952年，是沪江大学从一所教会大学转变成新中国高教体系一部分的过渡时期。当时学校的面貌可以说是一年一年在变化，师生们的思想觉悟伴随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一天一天在提高。记忆最深刻的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同学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发起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运动。几十名同学分成两批，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同学们还自发推动学校机构改革和课程改革。例如，英国文学系更名为“英国语言系”，增加了翻译课，聘请了学识高深的教员。物理系师生提出把物理系改为“电信工程系”，化学系师生则提出要办“化工系”，以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工科的要求。

1952年院系调整前，上海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先在复旦大学进行，复旦完成后，校党委书记王零带领一百多人，其中许多人是华东革大的干部，到沪江大学来指导思想改造运动。沪江大学的学生党员协助他们，我主要参与学生的思想改造工作。沪江师生的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上学期开始，直到暑期才结束。思想改造的成功，为毕业生服从全国统一分配和全校上下响应院系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母校终于获得了新生，有关院系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校，成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2年10月，北京要举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当时组织上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学校选调外文系学生到北京担任会议的翻译工作。我被选中，离开沪江大学到了北京。会议结束后就被调到外交部工作，从此进入了外交战线。

回顾一生经历，我对母校充满感情。我在沪江大学学习、工作、生活的三年多时间，正是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在沪江美丽的校园里，我增长了学识，打下了扎实的英文根基，锻炼了思想政治与党务工作的能力，这些都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有很大的帮助。在我记忆深处，校园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曾经夹着书赶去上课的科学馆、思晏堂，曾经挑灯夜读的图书馆，曾经居住的宿舍思雷堂、思裴堂，曾经主持过会议的大礼堂，我都有清晰记忆。

1992年，我在驻美大使任上曾接受沪江美东校友会的邀请前去访问，这些校友已在美国中上流社会站住脚。记得当时还见到了凌宪扬校长的夫人杨霭芳。校友们回忆起母校时光，无不眷念。

2006年百年校庆时，我应邀回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沪江校园，受到母校盛情款待，出席了校庆盛典，参观了刚开馆的校史馆，为新成立的沪江文化研究所揭牌，还担任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斗转星移，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历程，母校经历多次蜕变，成为国内工程与机械高等教育的翘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在学生规模、办学层次、学科建设与校园拓展方面，母校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已成为一所以工学为主，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上海市属重点应用研究型大学，2018年又被列入了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试点单位，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学校档案馆自成立以来就与我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在研究校史、发掘和整理校史资料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如今，他们又积极进行校史研究、口述采访和史料征集，编辑出版上理校史档案文化丛书。我觉得这项工作对于发扬母校文化传统，激励年轻学子发奋学习，很有意义，所以提笔写下回忆片段，作为支持，希望推动海内外广大校友一起来出力，使丛书顺利完成并出版。

中国驻美国前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