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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益禅师在罗汉桂琛处悟道，是其生命成长过程中一次伟大的转折，开启了其弘扬禅宗禅法的新道路。文益禅师在桂琛处悟道后，初传禅道是从同修绍修禅师开始的。《景德传灯录》载：
（绍修禅师）初与大法眼禅师同参地藏，所得谓已臻极。暨同辞至建阳，途中谭次，法眼忽问：“古人道万象之中独露身，是拨万象不拨万象？”师曰：“不拨万象。”法眼曰：“说什么拨与不拨。”师懵然却回地藏。……师方省悟，再辞地藏，觐于法眼。法语意与地藏开示前后如一。
文益禅师虽在地藏院罗汉桂琛处悟道，但并未能创立宗派。文益禅师悟道之后，又游历江南丛林，他受临川州牧之请，而住崇寿院开坛说法，在江南大力阐扬南宗禅法，
所谓“住抚州崇寿寺，大振宗风”
。有资料显示，在临川承天寺也曾留下了文益禅师传法的足迹。《清凉大法眼禅师画像赞并序》云：
至临川承天寺，寺基宏壮，可集万指，而食堂翛然，残僧三四辈而已。读旧碑知为大法眼禅师开法之故基也。影堂壁间画像存焉，神宇靖深眉目渊然，而英特之气不没，岂荷负大法提挈四生者，其表故如是耶。
从上述描述，“寺基宏壮，可集万指”，既不难看出文益禅师在临川传播佛法的盛况，也不难想象当时学人对文益禅师的仰慕和敬仰。而“影堂壁间画像存焉，神宇靖深眉目渊然，而英特之气不没”之诗文对文益禅师所作的精彩描写即是极度赞誉的明证。
然“为大法眼禅师开法之故基”一句似已点明承天寺原也是文益禅师曾经开坛说法之所。亦有资料显示，文益禅师或曾游历过南方的景德寺，因在景德寺（今湖北武汉？）有欧阳修《题净慧大师禅斋》诗云：“巾屦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次落，孤月定中圆。斋钵都人施，谈机海外传。时应暮钟响，来度禁城烟。”
从诗中内容所涉及的“莓苔花吟”之好与“谈机海外传”的功绩来看，似符合文益禅师之人物形象。故此诗不失为文益禅师生平研究的一条资料线索。
因江南国主十分重视佛教，故文益禅师被迎请至金陵报恩禅院弘扬佛法，且被赐号净慧禅师，受到极度尊崇。后因文益禅师又驻锡金陵清凉院，故又称其为清凉文益禅师。文益禅师在金陵普传禅法，广受信众拥护，其传法情景十分壮观，“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海参之众，常不减千计”
，他“三坐大道场，朝夕演旨，时诸方丛林，咸尊风化。……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
。由此，文益禅师不仅推动了禅宗在江南区域的广泛传播与发展，而且使玄沙一脉之禅法在江南繁荣和壮大。
文益禅师在传道中十分重视禅宗的心地法门。他教化学人的时候，时常以“心”为接引和开示学人的方便之法。据载，“有俗士献画障子，师看了，问云：‘汝是手巧心巧？’云：‘心巧。’师云：‘那个是你心？’士无对”
。又载，“无心云死，且不能死，止于一切，只为不仍旧”
。可见，文益在接引学人时，十分重视这一“心地”法门。但是，文益在宗教的实践中就学人对“心性”简单化和粗浅化的理解方式则持否定态度。
举昔有一老宿住庵，于门上书心字，于窗上书心字，于壁上书心字。师云：“门上但书门字，窗上但书窗字，壁上但书壁字。”
在文益禅师看来，老宿在庵中四处写“心”字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禅宗不重形式和不执着的精神，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心”的问题，而且容易造成对“心”的极端理解，这将对参悟佛法产生不利之影响。禅宗之“明心见性”是从本性中流出的，是从本心里悟得的，从外求则不可得。诚如五祖所言：“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
老宿“于门上书心字，于窗上书心字，于壁上书心字”之行为，实乃外在求心，且执着于心字书写的表象上，如是求心求佛，何以能得？故文益禅师为了打掉老宿执着于心字的障碍和其心中所生之妄想，则以“门上但书门字，窗上但书窗字，壁上但书壁字”的言说方式来破其执着，指出了学人在参学悟道时不应注重形式，而应单刀直入、直了见性。《景德传灯录》又载：
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流出慈、悲、喜、舍。”
这即是说，慈、悲、喜、舍是从古佛慈悲心或大悲心中流出的菩萨行，是本心之作用的自然流露或真实呈现，即心识所生起的大慈与大悲。文益禅师以流出慈、悲、喜、舍来回答学人所问之古佛心，“不仅显示了他对古佛心有本体境域形上义的体悟性认识，而且也表达了其追求生命同体之悲和究竟圆成的超越性精神”
。
总之，文益禅师的弘法传道实践为禅宗内部培育了一大批僧才。据统计，文益禅师门下有法嗣63人
，各为一方师，且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和空间，具备了学派成立的基础，这是宗派形成的重要因素；由于文益禅师与其门徒一道广传佛法和四处流动，故在传播禅法的实际活动中容易形成较为集中的禅僧群体，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乃至于形成宗派而对禅宗或佛教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文益禅师的法派历史源流来看，文益为青原一脉，其所承接的禅门传法系谱如下：青原行思、石头希迁、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玄沙师备、罗汉桂琛、清凉文益、天台德韶、永明延寿。从青原行思到清凉文益，历经九世，最后由文益创立法眼宗，而使“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禅宗在江南世代耕耘及兴盛之实况。文益禅师系下有法嗣天台德韶及再传永明延寿，而将法眼宗的发展推向了高峰。
交游活动是文益禅师佛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益的交游活动与其思想以及禅派的发展有关联，且交游活动对于发展和传播文益的禅学思想也极有裨益。从相关资料所指引的线索出发，就其交游活动进行四处搜寻和爬梳，可粗略地窥探到其交游的生活片段与历史情景。
其一，与上层政治人物的交往。南唐先主李昪，“尝请文益禅师住报恩禅院，署号净慧禅师，迁住清凉寺”
，足以说明文益与政治上层有紧密的关系。文益不仅受到南唐李主的尊重，而且常与李主谈诗论道。南唐元宗李璟时，上层社会就盛行宴游之活动。进士李建勋诗云：“宁意传来中使出，御题先赐老僧家。”中书舍人徐铉诗云：“一宿东林正气和，便随仙仗放春华。”
可见上层精英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而在这一影响下，僧人也时常参与上层人物的宴游活动，故有人指出“法眼不但以诗偈谈禅，而且又以之论政”
。据载：“清凉文益禅师，一日与李王论道罢，同观牡丹花，王命作偈。清凉即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王顿悟其意。”
可见文益禅师不仅与南唐中主李璟有交，而且也与后主李煜有往。也许文益禅师深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之要旨，而与上层交往，不仅延续了禅门一派，而且获得了大法眼禅师的美誉。此外，在其圆寂后也受到了南唐后主的礼遇，故《宋高僧传》云：“江南后主为碑颂德，韩熙载撰塔铭云。”
足见文益禅师与南唐国主等上层人物有交好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法眼文益禅师的社会地位及历史影响。南唐国主给予文益禅师的这种尊崇地位，对于文益法眼禅派的发展也极其有利。由于文益禅师深得政界上层人物及帝王的宠信，故其禅学思想易对政治上层人物以及帝王的自我修养乃至执政理念产生较大影响，这也是文益禅师对社会历史的独特贡献。
其二，僧人群体内的诗文之交。文益禅师与木平和尚也有交游活动。木平和尚即宜春木平山善道禅师，南唐国主迎请入内，待以师礼，帝问善道禅师云：“如何是木平？”答：“不劳斤斧。”帝又问：“为什么不劳斤斧？”答：“木平。”法眼文益禅师赐偈曰：“木平山里人，貌古言复少。相看陌路同，论心秋月皎。怀衲线非蚕，助歌声有鸟。城阙今日来，一沤曾已晓。”
可见文益禅师对木平和尚的描写是极为仔细和深刻的，也反映出了他与木平和尚必然交情匪浅。此外，文益禅师作《寄钟陵光僧正颂》云：“西山巍巍兮耸碧，漳水澄澄兮练色，对现分明有何极。”
足见他与钟陵光僧正也有书信往来。
法眼文益禅师与觉铁嘴也有交往，见于《御制拣魔辨异录》卷二：
昔者雪窦显公典客太阳。客与论赵州宗旨，曰：“法眼禅师昔邂逅觉铁嘴于金陵，问曰：‘赵州柏子因缘还记得否？’觉曰：‘先师无此语，莫谤先师好。’法眼拊手曰：‘真自狮子窟来。’觉公言无此语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显对曰：“宗门抑扬，哪有规辙乎？”有苦行名韩大伯者，貌寒寝，侍其旁，辄匿笑而去。显怒曰：“我对客语，尔敢慢笑，何耶？”对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择法不明。”曰：“岂有说乎？”对以偈曰：“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后来猎犬无灵性，犹向枯桩旧处寻。”显阴异之，结以为友。
从中可以看出法眼文益禅师与觉铁嘴在进行一种禅宗机锋的勘验。从勘验的结果来看，法眼禅师对觉铁嘴的回答是满意的，觉铁嘴对文益之问不正面回答，体现的正是禅宗“三十六对法”精神。若视文益禅师之问“赵州柏子因缘还记得否”为“有”的话，觉铁嘴“先师无此语，莫谤先师好”之答显示的则是“无”。可见，问有则答无，的确符合慧能所传的“三十六对法”精神。故文益禅师认为觉铁嘴的此回答深得赵州禅法之要领而予以认可。
其三，论战之交。《金陵奉先深禅师》云：
师同明和尚在众时，闻僧问法眼：“如何是色？”眼竖起拂子。或曰：“鸡冠花。”或曰：“贴肉汗衫。”二人特往请益，问曰：“承和尚有三种色语，是否？”眼曰：“是。”师曰：“鹞子过新罗。”便归众。时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来日致茶筵，请二人重新问话。”明日茶罢，备彩一箱，剑一口，谓二师曰：“上座若问话得是，奉赏杂彩一箱；若问不是，只赐一剑。”法眼升座，师复出问：“今日奉束问话，师还许也无？”眼曰：“许。”曰：“鹞子过新罗。”捧彩便行。大众一时散去，时法灯作维那，乃鸣钟集众僧堂前堪师，众集，灯问：“承闻二上座久在云门，有甚奇特因缘？举一两则来商量看。”师曰：“古人道：‘白鹭下田千点雪，黄鹂上树一枝花。’维那作么生商量？”灯拟议，师打一座具，便归众。
《十国春秋》又载：
僧深，居金陵说法。元宗常置彩一箧，剑一具，谓深及文益曰：“高座若问得当，赐杂彩，否则赐剑。”文益升座，深曰：“今日奉敕参问，师还许不？”文益曰：“许。”深曰：“鹞子过新罗。”捧彩便行。
上述记载表明文益与深禅师确有思想交锋，而且是在南唐国主茶宴上的一场比试。从深禅师捧彩而行的行为来看，表面上仿佛是文益禅师负于深禅师，其实不然，禅师之间的机锋对答并非如想象的那般简单。事实上，在深禅师问文益是否有三种色语以及许不许的问题时，就已经开始了禅之机锋。文益一个“许”字的正问正答方式，在深禅师看来好像是落入俗套，仍有执着于话语名相之嫌，故深禅师以一句“鹞子过新罗”之语后便捧彩而行，以示胜出。试想文益作为一个在罗汉桂琛处已洞了本心、开悟的禅师，而又身为法眼宗创始人，哪能轻易在一个回合中败给深禅师？其一，从学缘来看，深禅师身为云门一派，自然云门宗风与法眼宗风不一。若深禅师要以云门宗风来勘验文益，不交锋几个来回实难辨别谁高谁低。而深禅师仅以一回合之交锋就断然认为文益不及自己的见识或意欲，这或许才是佛法所言的真正地执着了。其二，身为一代宗师的文益，能够以《宗门十规论》痛陈各种禅病、评价禅门各派宗风，自然深知深禅师之问题所在，显然不会轻易就落入深禅师的圈套，之所以用“正问正答”的肯定样式回答，其用意是要破除深禅师的执着，而且他的一个“许”字，也颇有仿效云门一字答禅风的意味，只是深禅师不明个中，而自以为是罢了！而且深禅师“捧彩便行”的行为本身，也“引得李璟与文益哈哈大笑”
，这足以说明深禅师低估了别人，高看了自己。
可见，传道与交游是文益禅师佛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对于发展和传播他的禅学思想也有极大的好处。文益禅师与政治上层交好，这样就容易获得上层权力人物的支持，有利于扩展本派势力。而且他在传道的实践中兼顾各类学人群体，以不同方式进行教育与传道，不仅有利于扩大本门影响、推动本派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在教学中形成自身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特色。同时，在传道与交游中，他自然离不开要对禅学有关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这对其著书立说和阐述佛教有关理论问题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依据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文益禅师的著述主要有《宗门十规论》《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参同契注》《大法眼禅师文益颂十四首》等等，其中最为重要且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宗门十规论》。
其一，《宗门十规论》一卷，乃为文益禅师所作。该论有续藏经录本和天津刻经处刻本流传。《宗门十规论》虽仅有十条，但是思想深刻，文字凝练，条条直指禅门弊端。文益禅师在评判禅门问题时，阐发了其个人思想，提出了具体解决禅门弊端的革新措施，为法眼宗的创立奠定了理论思想基础，这也是研究法眼宗思想和禅法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和资料。
其二，《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一卷，该语录记载了文益开示学人的各种言行，由明代释圆信、郭凝之编集。周叔迦先生言：“该录初叙文益始末，次载上堂机句拈古，凡百二十一则，末叙示寂行实。盖亦明崇祯中释圆信、郭凝之集五家语录本也。”
该语录现收于《大正藏》第47册中，是研究文益禅学思想和禅法风格的又一重要材料。
其三，《参同契注》，是文益禅师就石头希迁所作《参同契》之注解，现已阙佚，但石头希迁的《参同契》原文却保留在了《景德传灯录》卷第三十中，从中仍可以窥探文益禅师的禅学思想内容和理论旨趣。石头希迁的《参同契》主要是以明、暗关系来阐述理事关系，展示了理事不二、理事圆融的佛教思想，因文益禅师对理事关系的认知颇有心得体会，故其专门作注而进行诠释，由此也可窥见文益禅师与石头希迁在思想上的因缘关系，故石头希迁的《参同契》是研究文益禅师禅学思想的重要线索。
其四，《大法眼禅师文益颂十四首》，保留在《景德传灯录》卷第二十九，部分诗颂也散见于《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他的14篇禅诗颂偈，乃是其生活与思想的真实写照，既保留了其宗教实践的生活场景，也客观反映了其真实的思想状态。尤其是《三界唯心》《华严六相义》《因僧看经》等诗颂，内容涉及佛教唯识宗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华严宗的“华严六相”思想以及佛教内部的“禅教一致”等重要问题，也是研究和探寻文益禅师佛学思想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