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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禅宗创立固然是禅思想自然演化的必然性产物，但也与外缘性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唐代文化既有开放性时代特征，也有包容性文化气象，在多元化与多态性的思想文化交融环境影响下的民众可以自己选择文化生活与信仰世界，故佛教信众能够大胆地站出来学禅、习禅、谈禅和说禅，从而推动了禅宗的形成与发展。禅宗创立后，禅宗各派的分化与传衍而将一区域性佛教宗派推展到了大江南北，且禅宗各支派在自身努力以及各种势力的支持下，在传播发展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而不断发展壮大，继而助推禅宗发展并出现了“五家七宗”
的繁荣景象。
不仅唐代开放的历史大环境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机缘，而且其较为宽松的佛教政策也为禅宗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禅宗正是在这一整体环境的影响下而取得了发展的有利时机。在唐代，虽然出现韩愈的反佛道运动和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事件，但是都未能从根本上摧毁和灭除佛教。从整体上来观察，唐代的佛教发展仍然获得了有利时机，与儒、道并行而成三足鼎立之势；佛教禅宗则处于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在佛教其他宗派衰微之际，禅宗却一枝独秀，繁荣发展，其因素较多。然“写经事业不发达和乱世经藏的焚毁，可能是以经为中心思想的宗派不弘盛之一因，也可能是促成禅宗独盛于五代的原因”
。就禅宗发展而言，禅宗在唐五代时期，禅门“一花开五叶”而成“五家七宗”之发展态势。诚然，禅宗的兴衰与其内在的思想生命力因素密切关联，然其所在的外缘性条件（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素。唐代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政策较为宽松、自由，为禅宗的持续性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佛教僧才脱颖而出，此乃禅宗兴盛的一大重要原因。禅宗流布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这有其自身的思想根基和文化传统，且流布南方的禅宗在政治上也取得了江南区域性政权的大力支持，因而它在南方的发展出现了繁荣景象。由此，禅宗各派也开始催生和形成，并逐渐登上宗教历史舞台，拉开了其在中国禅宗史上登台表演的序幕。故有学者认为，“禅宗‘五家’的相继出现，标志着禅宗发展到了它的‘繁盛’时期”
。
其一，荷泽神会禅派在北方的活动。
荷泽神会（684—758），系慧能座下弟子，主张“南顿北渐”，“因南阳答（王赵）公三车义，名渐闻于名贤”
。开元二十年（732），神会在滑州的滑台设无遮大会，与北宗弟子崇远法师进行论战，其目的在于“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
。双方论战的焦点集中在师资传承与禅宗修行方法上。神会认为北宗神秀、普济无祖传袈裟，因而非禅门正统，而且指出北宗禅法主张渐修，南宗主张顿悟，并认为顿门优于渐门。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云：
因洛阳诘北宗传衣之由，及滑台演两宗真伪，与崇远等诗论一会，具在《南宗定是非论》中也，便有难起，开法不得。
神会与北宗子弟论战之后遭受到嫉恨，“便有难起，开法不得”。由于普寂一派的北宗受皇室尊重和保护而具有政治优势，加之北宗在关洛两京地区颇有实力，故神会一派受到北宗的排挤与责难。诚如《圆觉经大疏释义钞》所云：
荷泽亲承付属，（讵）敢因循？直入东都，面抗北祖，诘普寂也。龙鳞虎尾，殉命忘躯。侠客沙滩、五台之事，县官白马。卫南卢、郑二令文事，三度几死。商旅缞服，曾易服执秤负归。百种艰难，具如祖传。达磨悬丝之记，验于此矣。
《宋高僧传》也载有其事：
天宝中，御史卢奕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时驾幸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敕移往均部，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
可见，神会论战之后受到打击与陷害，“三度几死”，命悬一丝。而且神会为玄宗勒徙荆州，这也表明神会当时未受皇权的尊重。只有到了安史之乱后，神会的处境和地位才有根本性的改变。神会因受请主持坛度，即“纳钱度僧”，为朝廷筹措“香水钱”充当军费而立下汗马功劳，遂受朝廷的重视。《宋高僧传》记述了这一历史情境：
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弈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是也。会之敷演显发能祖之宗风，使秀之门寂寞矣。
此后，神会获得了皇权的尊重，身份与地位得以提升，开创了“荷泽一宗”，在弘扬慧能禅派方面功不可没，尤其是为确立禅宗南宗的正统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神会在北方弘扬南宗宗旨并非一孤立性事件，与此同时，在各地传播南宗禅法的还有慧能的其他弟子，如青原行思与南岳怀让等，他们使南宗禅学不断发展壮大，禅宗门徒遍及大江南北。神会在北方的活动几经曲折，但他最终获得了政治上层的认同，而且门下也有一些弟子。有学者指出，“神会的弟子，据日本宇井伯寿、镰田茂雄的统计，在宗密《中华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载有19人，在其《圆觉经略疏钞》卷四谓有22人，在宋赞宁《宋高僧传》中载有14人（与有关碑文合计为16人），在道原《景德传灯录》当中载有18人”
。但是，总的来说，“在中国禅宗史上，神会的弟子不很有名，对后世的影响不大”
。这当与神会是弘法护教者而非真悟道者有关。因慧能在世之时，曾称神会为知解僧。据载：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对此则公案，文益禅师有评云：“古人受记人终不错，如今立知解为宗，即荷泽是也。”
可见，文益认为荷泽一宗并未契入禅宗之真实悟境，仅是强调对义理的理解，而无真正的修行与证悟功夫，知与行完全是隔离开的。故道之不存，焉能传之。
慧能禅派的发展，当不限于荷泽之一家，在荷泽宗活跃于北方且大弘慧能禅思想与禅法的同时，活跃在南方的慧能禅派门徒也在南方大力弘扬禅宗宗旨，与北方的荷泽一宗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共同推进了慧能禅宗在大江南北的广泛性传播与发展。慧能禅派遂由于以南方为中心的山林佛教多军突起而备受重视，其地位得以飞速跃升。慧能禅派也一改边缘佛教形象的面孔，一跃而成为中原佛教的代表，加之禅宗宣扬“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宗旨和提倡简单易行之方法，而使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大量的禅宗信徒，因而它能迅猛流播大江南北，成为唐代社会宗教思潮之时代主流，同时也为“五家七宗”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南岳与青原禅系在江南的传衍。
自然环境对禅宗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影响。江南的区域文化环境，为禅宗思想文化的生根抽枝、发芽开花和结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六朝之时，江南佛教兴盛。唐时，蕲州、衡岳是佛教禅宗的中心，黄梅是禅宗的策源地，名僧学人颇为众多，弘忍门下不仅有“会下七百余僧”
，还有“十大弟子”
，可谓极为繁荣，当与弘忍所处的地理区位所具有的地缘性优势有不可分割之联系。蕲州是南北交汇的要塞，水陆交通比较发达，且黄梅双峰山既处于山林之中，又离交通枢纽不远，故其地天然为人才汇集之所。既有修行的幽静环境，又有放眼看天下的视野，故此处能出现开宗立派的禅宗人物绝非偶然。至于衡岳之地，“山势雄伟，风景秀丽，是佛教修禅的理想场所，高僧活动比较频繁”
，“为江南西道最大的佛教中心”
。可见，独特的江南文化生境为禅宗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禅宗在南方的广泛传播与迅猛发展。
在禅宗的发展历程中，六祖慧能之禅法愈加兴盛与流行，一传而分为青原行思与南岳怀让两家，随后禅宗门下又流出了江西马祖与湖南石头两系，并演化出“五家七宗”，以至于“凡言禅，皆本曹溪”
。文益禅师《宗门十规论》云：“能既往矣，故有思、让二师绍化。思出迁师，让出马祖，复有江西石头之号。从二枝下，各分派列，皆镇一方，源流滥觞，不可弹纪。”
此段话形象地描绘出了慧能禅宗发展的大致脉络与走势。
其一，南岳禅的代表是洪州禅派，其代表人物是马祖及其门下弟子。该派以江西为中心辐射全国佛教区域，对江南的禅宗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祖的后继者有大智禅师百丈怀海，他主张禅院独立，著《百丈清规》而开禅林规式，所以又被誉为“开创丛林之祖”
。百丈之后又有黄檗希运、沩山灵祐，沩山灵祐创立沩仰一宗，临济玄义承接黄檗之禅而开创临济一宗，并显示了该派强劲的生命力。江西、湖南两地仍然是禅宗的基地，有较好的禅宗发展思想基础，但从南岳禅派的法脉及其传承来看，有向江浙闽越一带传播和推进的趋势。
其二，青原禅派在江南的传衍。禅宗由江湖区域逐步推进到江浙一带，乃至北方京洛，形成了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禅文化和禅世界。
丹霞天然禅师的行历轨迹变化亦反映了这一文化流动和传播的趋势和方向。天然禅师先在江西参马祖，又至南岳参石头希迁，后又回江西又参马祖，之后又游历天台、余杭径山和洛京龙门香山，他的行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禅文化不断流向江浙的形势。诚然，这类四处游历和参学修禅的禅僧不在少数，而天然禅师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如此互访互学的文化现象确有深刻的意味，即表明：无论禅师多高明，如何施展禅法，也只有在当机之时才有可能使学人开悟，并非所有的学人遇到高明的禅师都能得到开悟，也并非高明的禅师都能解决学人心中的所有困惑问题。故玄沙云：“夫为人师匠大不易，须是善知识始得知。”
可见，禅不可说而需悟，悟与不悟，不在禅师，而在于学人；教学当机不当机，不在学人而在禅师；以人施教，还是以法施教，取决于机缘巧合。不过，对于禅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向内求心而非向外求证。诚如慧能言：“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惧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而所有的禅悟之道需要禅者的内修、内证，当然机缘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其三，南岳与青原禅宗主要集中在江湖一带，并形成了以江湖为中心的禅宗势力范围。两派都选择自然环境幽静的山林作为栖身之所，但栖身之所又不远离交通要塞。这既可使禅师安心修行，而又利于招揽和吸纳徒众，对扩大禅宗的势力、获得更多的信徒以及占领佛教文化的市场也极有裨益。这也为禅宗“五家七宗”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总之，禅师的活动与互访，反映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与活泼生机，不仅是禅宗平等思想的彰显，也是文化思想交往的必然要求。以江湖为中心的禅宗，建立了南征北战的根据地，为把以山林佛教为特色的禅宗推向中原奠定了基础。从禅师的活动情况来看，禅宗有流向江浙吴越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文化南移亦影响到了禅宗的发展和流向。从禅宗向各个区域的传播情况亦可明显看到这一大趋势。因此，禅宗在江南各地的流布为法眼宗的出现营造了良好的宗教文化氛围。可见，法眼宗的出现当与禅宗在江南的兴盛局面分不开。
由于慧能当时的影响，禅宗普传甚广。禅宗在广泛的流传中改变了师徒单传继承法脉的做法，往往是一师传多个弟子，由此而各为一家。各家祖师由于悟道因缘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环境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思想个性，故易在教示学人的过程中形成具有多样性或多元性的教学方式和教育风格。由此，各家禅法禅风通过各种传播途径而遍及全国，门徒各务其师之教，逐渐形成宗派之说。所谓“正宗至大鉴，传既广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故有沩仰云者，有曹洞云者，有临济云者，有云门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数”
。实际上，有的宗派当时并没有明显的创派意向，但是由于被视为宗派开创者的禅法思想和教学方法极有特色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较大，故而宗派创始人及宗派之创立实乃为后人认同所导致，即宗派乃世人对特定历史中的特定宗教群体之称谓。可见，宗派的形成不仅是历史的结果，而且也与被认同为宗派创始人之个人影响力有极大的关联。当然，“五家七宗”的形成也是各派禅门子弟各务其师之说而成，正如契嵩大师所云：“正宗之大鉴，传纪广而学者各务其师之说，天下如是异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宗派为后人认同所导致，但是也不能因为当时有无宗派之名而轻易否认各家禅派在事实上业已形成宗派的客观事实。换言之，宗派开创者在世之时或许并没有表明自己创立了何宗何派，但是在客观历史上他却成为一个宗派的实际开创者。由于被视为宗派开创者的祖师在客观上对宗派的形成贡献巨大，即他们在客观事实上推动了宗派的形成，乃是一宗派之象征性符号，故在一定意义上可说他们就是宗派的真正开创者。“五家七宗”即是以各派开创祖师的谥号或居所而命名的，表明了各派祖师在宗派创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受世人认同、尊重的程度。而“五家七宗”出现的历史事实，又进一步反映了慧能禅宗的发展与兴盛。
在中国禅宗“五家七宗”里最早创立的宗派是沩仰宗。该宗由沩山灵祐禅师（771—853）与弟子仰山慧寂禅师（815—891）共同创立，为南岳马祖一脉。由于此宗的开创者灵祐和他的弟子慧寂先后在潭州的沩山（今湖南宁乡）、袁州的仰山（今江西宜春）阐扬禅法，故后世称其为沩仰宗。沩仰宗兴盛于唐末五代，自慧寂嗣下四世即法脉不明，其开宗最早，衰落最先。其后是临济宗的创立。临济宗亦系南岳一脉，为义玄（？—867）所创，时因义玄常住镇州（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入宋后临济宗自石霜楚圆下又分为两支，即黄龙、杨岐两派，盛行于宋代，大慧宗杲提倡“看话禅”而风行一代。该宗流传至今，时间最长，影响深远。此后是曹洞宗的创立。曹洞系青原行思一脉，创立者为良价（807—869）及其弟子本寂（840—901）。由于良价禅师在洞山（今属江西宜丰）弘法，本寂又在曹山（今属江西吉水）传禅，故后世称为曹洞宗。
曹洞自云居道膺后即衰落，至大阳警玄时托付临济宗投子义青代传法脉，而至芙蓉道楷后重振宗门，门下出了宏智正觉，提倡“默照禅”而流行一时。该宗成为仅次于临济宗的一个广为流传的禅宗宗派。这之后是云门宗的创立。创立者是文偃（864—949），属于青原法派，雪峰义存直系，因文偃常住韶州云门山（今属广东），故称云门宗。云门兴起于五代，为南汉政权所扶持，繁盛于宋初，门下有雪窦重显、佛日契嵩等一代名僧，与政治上层和儒家精英有密切交往，推动了云门宗在北宋进入繁盛时期，该宗在南宋之后逐渐衰落。最后是文益（885—958）亦系青原一脉，乃罗汉桂琛门下得法弟子，为玄沙师备再传，而在金陵清凉院（今南京清凉山）创立法眼宗。
该宗为南唐、吴越国主所扶植而取得较快发展，一度出现繁荣之景象。入宋后法眼宗法脉下传三四系后，法脉不详而断灭。上述沩仰、临济、云门、曹洞和法眼五家与临济一宗流出的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不过，郭朋先生认为：“虽然杨岐与黄龙两支，同禅宗‘五家’并称为禅家两宗——‘五家七宗’，但是，他们不像‘五家’那样，有各自的思想特点和风格，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承继前人的余绪，陈陈相因，‘述而不作’。”
法眼宗的创立，使禅宗分宗后“五家”中的最后一个派别得以确立，它不仅标明了五家宗派的最终形成，而且也验证了达摩“一花开五叶”
的宗教预言。太虚大师也说：“六祖南宗下始波澜壮阔，正应验了‘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预言。”
不过对“一花开五叶”之说，雍正则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说：
如达摩传衣偈云：“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后世附会其说，以为五叶者五宗也。夫传衣止于曹溪，则是从慧可而下五世矣。因震旦信心已熟，法周沙界，衣乃争端，不复用以表信。达摩、黄梅之言具在，由可至能，岂非五叶？后来万派同源，岂非结果自然成耶？何以五宗当之？……况五宗前后参差，亦非一时。即五宗所明，同是大圆觉性，宗若有五，性亦当有五矣。
可见，雍正否定了“五叶”即“五宗”之说，在他看来，五叶并非上述所言的禅宗“五家七宗”之五家，由慧可至慧能禅宗的创立所经历的五代才是“一花开五叶”宗教预言的真实意涵。不过，雍正也指出了禅宗五家宗旨归根到底皆是在于大圆觉性上，禅宗五家并不存在思想理论上的根本之不同。然而，不管人们对“一花开五叶”有什么样的理解，也不管人们认为“一花开五叶”究竟代表了什么样的宗教意义，有一点则是不容怀疑的，即它们的出现都毫无疑问地象征了禅宗的繁荣与发展。
从禅宗五宗的法系来看，皆为慧能的南宗法派。从禅宗五家创宗的区域分布来看，除临济一宗是在北方创立之外，其余四宗皆出现在江南文化区域之内。禅宗五家的出现，反映了唐五代以来禅宗面对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要求不断发展与兴盛的历史局面。顾伟康先生指出，“在共通的‘如来拈花，迦叶微笑’——‘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的祖统说之下，‘南禅五家’，各自独立，各有门风。禅宗的黄金时代，终于形成”
。禅门五家禅皆承慧能系下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二法系而形成，对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宗旨都有承袭，因而五家禅之宗旨并无根本性之差异，五家禅派仅是在接引学人之方法上各有思想侧重和门庭设施而已。所谓“五家禅学皆承慧能而来，但因传禅之人和时地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传法接机之宗风”
，“它们本是同根生，服从于统一的门风，又各各具有不同的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