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陵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

隋唐五代时期，金陵地区佛教发展的相关社会历史条件，与六朝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背景

隋唐的大一统，结束了南北朝各自为政的混乱格局。公元581年，随着北周周静帝宇文阐（573—581）禅让帝位于隋文帝杨坚，中国从此开始了新的大一统局面。随后继起的唐朝，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尽管中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事件，国力频遭削弱，但这并未扭转隋唐社会蓬勃发展的整体趋势。因而，隋唐的强盛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虽然在唐朝末年，中国社会又陷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随之而来的宋朝则很快结束了这一分裂的态势。总体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隋至五代十国是一个相对安定繁荣的社会历史时期，这为佛教乃至各种宗教文化的发展及繁盛提供了相对适宜的环境。就金陵而言，尽管这一时期金陵地区基本上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在宗教文化发展方面，依然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前景。

第一，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从隋至五代，虽中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的割据而治，但这一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繁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便是典型代表。正如杜甫诗中所述：

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

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

叔孙礼乐萧何律。

可见，唐朝的这种繁荣是空前的，金陵虽偏于南方一隅，但也备受社会发展的不少恩惠。南唐后主重新回归金陵，使该地区再获更大发展空间成为可能。

第二，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从隋唐至五代时期，虽遭遇“会昌法难”、后周世宗发起的“灭佛”事件，但这些相较于整个隋唐五代时期而言，则是非常短暂的。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从隋唐至五代，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就金陵地区而言，这一时期，由于其远离政治中心，所以就连“会昌法难”对这一地区信众造成的心理冲击也是相对比较弱的。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宗教政策相对开明，这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金陵地区亦备受惠泽。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就力崇佛教，广修佛寺。即便在隋朝，金陵地区佛教的发展亦非常兴盛，王侯贵族对佛教的崇信越发强烈。如隋开皇十五年（595）之时，智者大师就曾受晋王之邀，再次来到金陵弘法，并于此地撰写了《净名经疏》28卷， 这为佛教在金陵乃至全国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二）行政建置

隋唐至五代时期，金陵地区的行政建置相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有改变。这种改变对佛教在金陵地区的传播亦有着重要影响。

第一，隋唐时期的行政建置。从隋开皇九年（589）隋平陈，至唐末天复二年（902），前后300余载，金陵的行政建置都较低，高则设为州、郡，低则仅置为一县。 金陵地区的行政建置实际上反映出定都于两京的隋唐执政者对金陵地区政治地位的刻意压制与贬抑。 所以，就整个隋唐而言，虽然社会发展相对稳定，但唐末的藩镇割据、农民起义使金陵地区不断易主，民众多生活在颠沛、恐惧中，这也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隐性的契机。所以，政治上的压抑实际上并没有对金陵地区宗教尤其是佛教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太大影响。相反，政治上被边缘化带来的诸种境遇，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第二，五代时期的行政建置。五代时期，江南重镇昇州成了杨吴西都金陵府，随后又成为南唐国都江宁府，辖区也由原来昇州所统摄的上元、溧水、溧阳、句容等四地，扩展到包括安徽的青阳、芜湖及以东的十一地，甚至连江北的六合亦一度隶属于江宁府，从而形成了跨江而治的宏伟局面。 从唐末至五代，历经诸侯争霸、藩镇割据，北方战乱不息，而金陵乃至江淮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未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并不断进行休养生息、兴助农商，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mGaWDKsGnXXIdoOH1nLMHMMwGY7eg15ESEye/NL+fKflby1ZtemLXN0ABCIn6p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