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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定学的关注与实践是牛头禅法内容中非常重要的一端。据《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所载，牛头宗一系禅僧之所以能够吸引僧俗两界、产生深远影响，除义学外，还有其摄心、禅定之功。牛头宗禅僧之所以关注禅定，与南朝金陵江左地区禅学的兴起与发展有关。正是从南朝时期开始江左地区佛教对定学的关注，尤其是定学在金陵的传播与发展，促使牛头法融一系禅僧将禅定作为基本的实践法门并加以弘扬。
江左地区佛教素重义学，永嘉之乱后，随着大量北方僧人的南渡，金陵地区始弘定学。南朝宋时，佛陀跋陀罗（又称觉贤）与释慧观于建业兴禅。此后，求那跋摩、畺良耶舍、昙摩蜜多等亦先后至宋境，翻译禅经，弘扬禅法。南朝梁时，虽无有名禅师见载，然而梁武帝曾搜扬禅师，有大兴定学之决心。据《续高僧传》载：“逮于梁祖，广辟定门。搜扬宇内有心学者，总集杨都。校量深浅，自为部类。又于钟阳上下双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侣，栖闲综业。”
南朝禅定之学虽取得一定发展，但因长期以来对义学的过多关注，终未见兴盛。《续高僧传》载梁武时期的南朝定学“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
。即便如此，北方僧人南下所带来的江左定学一定程度的发展，拉开了之后隋唐金陵一带乃至整个江左地区禅定之学隆兴的序幕。
金陵一带禅定之学的真正兴起应在南朝末期。而定学之所以于南朝末期出现一定程度的兴盛，有赖于天台宗南岳慧思、智者大师在金陵弘扬禅学及受到天台宗影响的摄山三论师对禅定之学的重视与实践。
就南朝时期金陵地区佛教的发展而言，与牛头宗创立直接相关的，除三论宗的创立外，还有天台宗的传播。天台佛学也为牛头禅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资源，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牛头禅的创立与发展。
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基本经典依据。天台宗僧人孤明先发，发扬《妙法莲华经》“会三归一”以及“十如是”等思想，提出“止观双运”“一心三观”“性具善恶”等理念，建立其独特的思想体系，振聋发聩。天台宗注重《法华经》，以中道实相作为其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关切，无不与牛头禅法相关联。
天台宗南岳慧思曾于金陵授法。《续高僧传》载：“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
南北朝时期，南方仍偏于义学，北方则重于观行。天台宗倡“止观双运”，其目的在于融合南北佛学。南方定学由衰而盛，“因定发慧”“定慧双运”之旨于金陵地区流行，这与天台慧思及其门下弟子的努力不无关系。除南岳慧思外，天台智
亦授定慧之学于金陵。《续高僧传》载天台智者大师：
思既游南岳，
便诣金陵，与法喜等三十余人在瓦官寺，创弘禅法。仆射徐陵尚书毛喜等，明时贵望学统释儒，并禀禅慧俱传香法，欣重顶戴时所荣仰。
智者大师及其弟子在金陵瓦官寺弘传禅法，进一步促进了金陵地区禅法的流布。智者大师授法金陵期间，金陵诸多名僧前往礼谒，咨决佛法，其中便包括研习三论的僧人。据《续高僧传》载，兴皇法朗门下弟子释智锴在习三论后，又从智者大师习禅。
因此，三论宗僧人不但精研般若，也多修定学，这与天台宗佛学在金陵的传播存在一定关系。汤用彤先生说：“此则在智
之时，摄山一脉，与天台尤有关系。夫天台观行，本尊《大品》。摄山一系，亦主定慧兼运。宜其理味相契，多有关涉。”
汤用彤先生指出，天台宗本宗般若，三论宗也提倡“定慧兼运”，二者理味相契。正因为天台宗与三论宗的关涉，所以牛头法融在习修三论时，关注天台佛学，并与天台佛学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联系。
南岳慧思与智者大师在金陵的授法活动，一方面促进天台宗佛学思想在金陵地区的传播，促使天台佛学与在金陵盛行的三论宗等佛学思想产生了一定融合；另一方面，非常关键的是，进一步促进了禅定之学在金陵地区的传播和流行。据《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文献所载，牛头宗一系禅僧牛头法融、牛头智岩、佛窟遗则禅师等诸多禅师均重禅定，这与天台慧思、智者大师播定法于金陵，定慧之学代兴，有着密切的关联。牛头禅的创立除受到三论宗的影响外，天台佛学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牛头禅与天台宗在义理层面上的会通与融合，将于下文具体论述。
质言之，牛头宗的创立受到南朝义学与实践法门多方面综合的影响。无论是牛头禅与老庄玄学的密切关系，还是牛头禅注重禅定的传统以及牛头禅以般若精神为核心的思想倾向，皆可溯至南朝江左佛教。此外，牛头宗的理论与实践呈现出“融合”的品格，这与诸多佛学思想和流派在金陵地区传播及发展，金陵成为佛教诸思想和流派的互动空间有关。正是以金陵为核心的江左佛教思想之综合特征，造就了牛头禅学的“融合”特质。可以说，南朝江左佛教的义学和实践特征促成了牛头宗的创立与发展，而牛头禅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并深化了金陵一带江左佛教的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