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头禅以对般若实相的诠释为其主要思想内容。因此,牛头宗的创立、发展与南朝时期佛教般若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牛头宗的创立可以说是南朝禅定之学与般若实相之学进一步结合并深化的结果。
东晋、南朝时期,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左一带,因当时玄风的兴起,佛教般若学的发展令人瞩目。而江左地区般若学的发展与鸠摩罗什及门下关河般若学的南渡,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关河般若学南渡至江左,汇入江左般若义学之中,并进一步发展,对金陵地区三论宗及牛头宗的创立产生深远影响。
南下金陵地区弘传般若学的僧人众多,有道生、慧观、慧叡、慧严、僧弼、僧苞等。这些僧人南下,一方面在金陵传播罗什、僧肇等般若义学,另一方面通过讲经等方式弘扬般若义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江左地区般若学的发展。
释僧肇,俗姓张,京兆人,罗什门下弟子。僧肇虽非出生于南方,然而其般若学也随着义学南渡,对江左佛教产生深远影响。僧肇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四论,合称《肇论》。僧肇在其著述中盛引老庄,融合《维摩诘经》《般若经》以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诸经论,对两晋时期盛行的“六家七宗”般若学进行批判和总结,以“物不迁”宣明“迁”与“不迁”致一之要旨,以“不真空”昭显“空”与“有”均“不真”,从而超越“空”“有”分别,达“空有一如”之理趣,以“般若无知”呈示周遍含容、无知而知的平等性智,以“涅槃无名”将般若中道贯持于对涅槃、佛性的诠释上。僧肇般若学随着竺道生等僧人的南下而进入江左地区。僧肇般若学一传入江左,即受到极大关注,从而促进江左般若学的发展。从牛头禅的著述、语录等文献看来,僧肇佛学“空有不二”理论内容及玄学化的思想特色,被牛头禅所吸收,并在牛头禅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可以说,正是以般若为主要精神风貌的江左佛教,塑造了牛头禅学思想的基本特质。牛头禅的思想虽呈现出多层面、多向度的精神倾向,但始终以般若精神为其思想的核心,这不能不说与江左地区般若学的兴盛存在直接的关系。
三论宗依据三论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立宗。三论宗在金陵创立,与金陵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般若学传统直接相关。可以说,正是三论宗继承并进一步拓展、深化了东晋、南朝时期的般若学。
三论宗以摄山三论学为基础而创立。摄山三论学,历经僧朗、僧诠,至兴皇法朗而大兴。兴皇法朗(507—581),俗姓周,徐州沛郡人。法朗兴三论之学,阐释般若“二谛”“中道”义,为时人所推重。此外,法朗还重禅业。《续高僧传》载:“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于青州入道。游学杨都,就大明寺宝志禅师,受诸禅法。” 法朗不但精于般若三论之学,亦从宝志禅师处习禅法。法朗还受学于僧诠法师,僧诠不但谙熟中观之理,更隐迹幽林,而勤习禅定。《续高僧传》载:“初摄山僧诠受业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观。自非心会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顿迹幽林,禅味相得。” 牛头禅僧颇重禅定,可以说与三论宗僧人习禅法、精定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兴皇法朗门下弟子众多,有茅山明法师、吉藏等,极大地促进了般若学在金陵一带的传播。
吉藏(549—623),俗姓陈,冀州信都人,从兴皇法朗出家。学界一般认为,吉藏远绍龙树,近承兴皇法朗,故为三论宗的实际创立者。三论学也经由吉藏的弘传,得以进一步发展。吉藏继承兴皇法朗之学,究竟“中道”“二谛”等义,进一步融合涅槃佛性等学说,采涉颇多。牛头宗与摄山三论学及三论宗的关系极为紧密,牛头法融曾受学于兴皇法朗门下茅山明法师,同时牛头法融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吉藏创立三论宗、大兴三论之时,牛头禅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三论宗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三论僧人除推重三论外,还弘扬《华严经》。《华严经》在南朝的传播,应归功于三论僧人。据《高僧传》《续高僧传》所载,僧朗、僧诠、法朗无不精通并弘传《华严经》。《续高僧传》道:“摄山朗公,解玄测微世所嘉尚,人代长往嗣续犹存,乃于此山止观寺僧诠法师,飡受《智度》《中》《百》《十二门论》并《华严》《大品》等经。” 兴皇法朗于僧诠处受学《大智度论》《三论》《大品般若经》及《华严经》等经典。不得不说,牛头宗僧人之所以注重华严精神,与摄山三论学注重华严的传统紧密相关。
摄山三论学及三论宗的佛学精神源于金陵佛教,同时也对金陵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金陵佛教极为辉煌的一页。其中较为重要的影响便是促进了牛头禅思想的产生以及牛头宗的创立。牛头宗初祖法融禅师最早便是服膺于三论宗门下,后在其禅学理论及实践中彻底贯穿三论精神。同样创立于金陵的牛头宗,从三论宗手中接过般若学传统,并进一步将其延伸至禅宗,进而影响了禅宗的发展。三论宗佛学与牛头禅思想存在诸多相似性。这不能不说,与其共同浸润于以金陵地区为核心的江左佛教精神之中密不可分。至于牛头禅与三论宗思想的深层次关联,将于下文展开论述。
究而言之,南朝时期般若学的发展,为佛教在玄学隆盛时期争取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进而促使佛教逐步摆脱格义佛教的限制而走向独立的发展,并为随后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由南朝江右的般若学孕育而成的摄山三论宗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牛头宗的创立、牛头禅思想的形成。
除摄山三论的流行外,对牛头宗的创立及其思想走向产生一定影响的,还有涅槃佛性说在金陵地区的流行与发展。南朝的佛教义学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般若精神与涅槃思想的融合。
竺道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俗姓魏,巨鹿人。竺道生著述甚丰,有《二谛论》《顿悟成佛义》《泥洹经义疏》《维摩经义疏》《小品经义疏》《法身无色论》等。从竺道生的著述来看,竺道生不仅精于涅槃学,也通熟般若学,《二谛论》《小品经义疏》便是与般若学相关的论著。竺道生的佛学理论,以涅槃佛性“有”、“顿悟成佛”为其思想特色,其以般若实相诠释涅槃佛性,试图沟通佛性说与般若学,以实现佛性“有”与般若“空”的融合。竺道生道:“若以见佛为见者,此理本无。佛又不见也,不见有佛乃为见佛耳。” 又道:“无我本无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 竺道生肯定“佛性我”的存在,但又强调“不见有佛乃为见佛”,从而反对对“佛”产生执见,主张生佛一际平等。
竺道生将涅槃佛性“有”与般若实相“空”相结合的思想理路深深影响着南朝佛教的发展。对牛头宗的创立产生重要影响的三论宗僧人亦注重《涅槃经》,并对《涅槃经》进行诠释。兴皇法朗弘兴《涅槃经》;吉藏撰有《涅槃经游意》,对《涅槃经》进行诠释。三论宗僧人重视《涅槃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金陵佛教般若“空”与佛性“有”融合的思想特色。当然,这种“空有融合”的精神也潜入牛头禅,成为牛头禅思想的重要面向。牛头禅虽以般若精神为其思想核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由般若精神进趋佛性“有”的思想趋向,这不得不说与江左地区涅槃学的隆兴与发展、般若实相“空”与涅槃佛性“有”融合的理论综合特征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