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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融合的一个显性结果即是江南佛教的形成。对于江南佛教，严耀中教授曾对之有专题论述。
首先，江南地区之界定。江南，无论是地理概念还是行政区域，其在历史上都是非严格固定的。就行政区域划分而言，秦时为吴越地区，汉代则属于扬州，六朝时期则又被称为江左、江东、江表。同时，正如严耀中教授所言：“从政治着眼，在魏晋南北朝时北方人的眼里，江南就是江左政权的代名词，因为后者首都是定在属于江南的建业（后称建康）。”
至于唐代的江南道，其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尽管隋唐至五代，无论从地理概念还是从行政区域划分来看，江南地区的范围一直都在不断改变着，但总的来说，历史上所说的江南，其所涵盖范围主要有“长江中下游”以及“长江下游”这两种说法。
其次，江南地区之特征。江南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着自身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正如加藤繁就《洛阳伽蓝记》所载的“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这一内容所言，“在后魏时代，坊似乎是里的俗称”，而至“隋代开始用坊名”，至“（隋）炀帝时改为里”，“到唐代又称为坊”，也即是说，“坊”，“俗间也称里”。
其实，称“里”还是称“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代表着江南地区的经济之繁荣以及贸易之兴盛。而这些都为宗教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最后，作为江南佛教之中心的金陵。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地位来看，在中国历史上，金陵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检视，金陵作为江南佛教之中心的地位是无可非议的。早在东汉献帝末年，佛教文化就开始传入金陵（时称建业）地区，而孙权建立东吴政权之时，佛教已经在江南地区广泛传播开来，这开启了金陵作为江南佛教之中心的先河。
与此同时，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宗派佛教开始形成，而宗派佛教——无论是密宗、禅宗、三论宗，还是天台宗、律宗、法眼宗，大都滥觞于金陵。就佛教核心要素“佛、法、僧”三宝而言，金陵在江南佛教的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无论是译经、讲法，还是修建寺院、培养僧才，金陵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