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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国质量管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质量振兴纲要（1996—2010年）》。这是我国首个质量发展纲要，提出了提高我国主要产业整体素质，使我国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跃上新台阶的目标，标志着我国开启质量变革创新的新征程。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质量发展新时代。2003年，国务院审议通过《认证认可条例（草案）》，我国质量管理由此与国际接轨，成为全球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最多的国家。2004年，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标志着我国在推行全面质量管理25年后，质量管理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2012年1月，国务院印发《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这是我国质量发展新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质量奖设立，表彰了中国企业质量管理模式，标志着中国质量进入变革创新时代。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标志着中国质量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我国的质量管理从学习国外经验逐步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进而推动中国质量、中国标准、中国品牌、中国管理也走向世界，不断扩大中国质量的国际影响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引发质量理念、机制、实践的深刻变革。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质量水平的提升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发展的基础还不够坚实，人民群众仍面临着“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的困扰，人民群众的质量获得感和满意度不强。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质量管理的变革迫在眉睫。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质量管理理论、模式和方法，认真总结中国质量管理的成功经验，推进新一轮、由中国发起的“质量革命”，向世界提供质量管理的中国方案、传播中国质量管理的研究成果同样迫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质量上的不平衡不充分。美好生活，不仅意味着高质量物质消费所代表的更高生活品质，更意味着超越物质需求的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最终实现精神需要的满足，收获人生意义和精神富足。在集体和社会层面上，美好生活还意味着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生活质量提升与社会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200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 000美元；2019年这一数值超过10 000美元，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消费水平已经进入了国际中等收入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高。一方面，有档次、有品位、高价值、知名品牌的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不充分；另一方面，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满足程度不平衡。例如，“最后一公里”问题广泛存在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农村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末端配送等领域。“最后一公里”问题，本质就是一个质量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是中国质量革命的当务之急，也是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11］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目标，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更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要服务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中国质量革命的保驾护航，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以质量变革创新来补短板、解难题、兜底线，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问题，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根本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1世纪以来，数字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选择。世界各国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21年8月2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长9.6%，增长率位居世界第一。这也为中国质量革命奠定了基础。数字化为中国质量革命赋予了新的技术手段，开创了质量管理的新模式、新流程，将有效地解决质量瓶颈和难题，提升运行质态和效率，打通“最后一公里”，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保证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层面的目标。这对质量管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脆弱，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较为突出，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任务都十分繁重。中国选择了生产方式、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而质量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是相得益彰的：一方面，质量管理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也成为质量管理的强大驱动力。
质量革命是指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运用新的理念、技术和方法来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社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升级，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的全面改善、生产效率的普遍提高以及社会效益的整体提升。21世纪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质量革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质量革命的兴起正是围绕解决这一矛盾不断深入推进的。
与20世纪发达国家的质量革命不同，21世纪中国质量革命的主要特色之一是沿着质量创造美好生活这条主线展开的。
美好生活是指人们各种生活需要的适度满足，每一个人都同时存在着多种生活需要，包括生存需要、成长需要、健康娱乐需要、文化精神需要等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为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美好生活服务的提供可以来自三个方面，即由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使用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提供的公共服务；由市场主体（营利性的企业和组织）使用自有（个人或集体）资源提供的物质服务（有偿服务）；由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使用社会资源提供的文化服务。表1-1为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本书从供给端角度，按照服务提供者来分类，将21世纪初以来中国质量革命的标志性成果归类为三个板块。
人民的社会安全需要，主要包括生命安全、财产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空气安全等。社会保障的需要，包括工作保障、教育保障、健康保障等。社会公正的需要，包括希望社会是公平正义的有序社会，希望办事和执法公正，希望分配公正、共同富裕等。人民的这类需求，主要通过公共组织使用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提供的公共服务获得，如本书所提到的城市公园革命、美丽乡村革命。
物质性需要或生理性需要，是人类基本的需要或本能需要，是人类第一层次的需要，如食物、服装、住房和种族繁衍等。物质需要主要是由企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服务来满足，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本书界定为由市场主体提供的物质服务，涉及电商质量革命、新能源汽车质量革命、高铁质量革命。
心理性需要是人类第三个层次的需要，也称为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它包含两方面：一是尊重的需要，可分为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两类。内部尊重即自信和自尊，相信自己的价值，对未来充满信心；人格独立，不依附于他人。外部尊重即希望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受到他人的尊重。二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本书所提到的文化服务涉及职业教育质量革命、旅游质量革命等。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对一定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全局性、长远性、关键性的问题所做的筹划和决策。说得更具体些，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估量，兼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方面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所应解决的重点和所需经历的阶段以及必须采取的对策的总筹划和总决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质量革命也在悄然发生，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珠三角的深圳市、长三角的苏州市和京津冀的雄安市。下面就以这三个区域中的典型代表为例阐述中国质量革命的区域探索。
深圳在原有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先后提出“效益深圳”和“深圳质量”的发展目标，逐步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圳市政府围绕创造“深圳质量”，努力做到“六个着力”：一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二是以改善公共服务为重点，着力提升社会发展质量；三是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着力提升生态发展质量；四是以推进特区一体化为突破口，着力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五是着力深化改革创新，为创造“深圳质量”提供制度保障；六是着力扩大区域合作，为创造“深圳质量”拓展空间。创造“深圳质量”，就是坚持以质取胜，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质文明，使创新能力更强、产业结构更优、内生动力更足，国际竞争力一流；就是坚持以人为本，追求更高水平的社会文明，使法制更加健全，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幸福；就是坚持文化强市，追求更高水平的精神文明，使人的发展更全面，人民生活丰富多彩，社会风貌昂扬向上；就是坚持内涵发展，追求更先进的城市文明，使城市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更高；就是坚持低碳理念，追求更先进的生态文明，使资源消耗更少，环境代价更低，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数字技术的发展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深圳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产业新技术，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国一线城市首位。深圳市通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数字经济产业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以及服务业的集成创新；通过将先进科技与食品安全领域相结合，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在不断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推进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打造食品安全示范亮点、对标国际创新监管等方面持续发力，以食品安全助力民生幸福；通过创建“星期三查餐厅”“九号查酒”“食安探源”“农产品任你查”等品牌项目，为深圳市营造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深圳市利用科技力量创新监管模式，实现消费者、经营者扫码实时观看餐厅后厨视频，9类违法行为实时抓拍取证，让厨房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餐饮单位和学校食堂实现“互联网+明厨亮灶”。
深圳市作为我国质量革命先发区，其主要特点如下：①城市综合竞争力是高质量发展的综合体现；②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③制度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④规则和标准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作为最早荣获全国质量强市的示范城市，苏州市一贯高度重视质量工作，一把手亲自主抓高质量发展。苏州市通过推行首席质量官、开展品牌认证、开展十大服务行业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建立标杆学习培训基地、推行卓越绩效等方式，在全市营造浓厚的质量管理氛围。苏州市政府开展的高品质生活城市建设行动，增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四大先导产业的比重，产业体系加快优化升级；加大环保力度，老百姓生产生活环境持续优化；增加城乡公共服务支出，社会民生事业持续改善，探索出以提升生活品质为核心目标的城市发展新路子。
在种植、农副产品物流、养猪、食品、制药、化妆品、医院、物业、建筑、装修、保障性住房建设、园林、环保、燃气供应等与民生相关的领域，苏州涌现出博世、好孩子等一批示范企业，发挥了强大的标杆影响力，其质量管理呈现转型变革的良好趋势。中国质量奖是中国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于2012年经中央批准设立，每2年评选一次。在2021年第四届中国质量奖及提名奖获奖的组织和个人名单中，苏州3家企业榜上有名：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获得中国质量奖；好孩子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回看苏州的质量发展路径，其成功在于：强化标准引领，打响“苏州制造”品牌；提升服务能级，提升质量工作效能；发挥集群效应，提高产业创新水平；构建发展生态，赋能质量强市建设。
质量是“苏州制造”品牌发展硬核。苏州市正是以“苏州制造”为基点，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构建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高质量发展生态圈。质量强市，擦亮“苏州制造”金字招牌，已成为推动苏州制造业迈向“又大又强”的“破题密码”。
雄安市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逐步建立涵盖规划、建设、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的雄安标准体系，创造“雄安质量”，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
在容东片区电建智汇城项目现场，中国电建·智慧建造平台由数字建造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BIM）管理系统、智慧安全HSE（health，safety，environment，健康、安全、环境）系统、智慧工地系统、区块链支付系统和区块链监理系统五大场景组成，并配置了决策支持中心模块，可支撑各级管理人员精准监督问题、精准决策指挥，提升监督能力，提高决策水平。雄安新区先期建立了工程建设标准关键质量指标体系，此后通过对现行国际、全国、行业、地方标准中设计工程质量的主要参数指标进行梳理和研究分析，沿用其中符合雄安建设要求、能保障和提高质量的强制性和关键性技术指标。而对于空白标准和指标，以及落后的标准和指标，雄安新区则提出了新增和提升指标。在监管层面，雄安新区构建“1+4”工程质量监管机制，由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工程质量行政监管，实施“省住建厅＋建设指挥部＋综合执法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的工程质量监管跟进保障机制。
雄安新区同步规划的“孪生城市”，搭建起智慧城市基础框架。在这里，除了能看到这片“全国最大的工地”，看不到的“云上雄安”数字智能之城也在同步运行。新区每建设一栋楼，都会在数字雄安平台上生成一栋数字大楼。现实中哪怕更换一个路灯，都能在“云上雄安”平台上显示出来。每一栋建筑都是精密计算好的，运来的材料直接组装，大大减少了建筑材料的浪费。
在2022年“质量月”启动仪式上，雄安新区将打造工程质量管理体系作为“雄安质量”的重要内容，完成工程质量管理体系的系列调研课题，开展建设工程质量专项整治活动和“雄安质量杯”申报评选工作，推动“雄安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我国各行业、各地区推行的质量革命，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表1-1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
表1-1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合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①为2022年数据；②为2021年数据；③为2013—2021年年平均或累计变动情况；④居民生活指标为2013—2022年数据；⑤为2015年数据；⑥为2016—2022年年平均增长量；⑦为2020年数据；⑧为2016—2020年年平均增长量；⑨2020年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⑩为2013—2020年累计变化情况；⑪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生活水平在2 300元以下（2010年不变价）；⑫2012—2020年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