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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美好生活的状态和水平，是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议题。本书从居民感知和体验的视角，构建美好生活指数，用于评价居民关于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并通过实例进行指数的应用分析。
美好生活的衡量与评价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目前，国际上对于美好生活的指数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认为随着经济增长或收入增加，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也会随之提升，体现了幸福感中确定、客观、物质的部分。其二，虽然经济和财富呈现长期增长，但个体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却微乎其微，甚至恒定不变或下降，反映了幸福感中不确定的部分。部分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启了美好生活的评价研究，并针对不同地域构建了幸福、生活质量等相关指标。
人类发展指数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将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相结合，更加强调人文发展。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布一次。它通过一些较为容易获得的数据和科学的计算方法，来反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状况。它的3项基本指标分别为：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
幸福生活指数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3年公布，源自对34个成员的民众的幸福感做出的评估。该指数的综合评估标准包括11个方面：住房条件、家庭收入、工作、社区环境、教育、自然环境、公民参与、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度以及工作生活平衡度。
全球最大的城市和国家信息数据库Numbeo公布的生活质量指数，其指标包括收入、生活成本、房价、安全、医疗保障、交通、污染、气候等八大因素。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使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数据汇总而成的全球幸福报告，包括人均GDP、预期健康寿命、朋友和家人的社会支持、人生选择的自由、慷慨程度、对政府腐败的感知度等方面。
美国梦综合指数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创建，是基于人的情绪，相对全面地考察让人们感觉快乐、成功以及有成就感的因素。该指数具体包括35个维度，涵盖经济因素、个人幸福因素、社会因素、多样性因素和环境因素等5个模块。
国民幸福总值最早是由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媒体、研究机构等致力于家庭、城市、国家各个层面上美好生活的研究。
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举办，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媒体民生调查活动。每年发放10万张明信片问卷，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150多个城市和300多个县，调查10万户中国家庭的生活感受、经济状况、消费投资预期、民生困难和幸福感等。
品质城市建设的内涵是指在特定时期内，遵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自然资源永续利用规律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律，将城市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落实到具有不同主体功能的城市群落，形成由经济发展品质、社会文化品质、生态环境品质、公共服务品质和居民生活品质构成的“五位一体”的品质城市建设基本框架。品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GB/T 39497—2020新型城镇化品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就是让人们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感知城市发展的内在品质。品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如图2-4所示。
图2-4 品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张兴祥等 ［9］ 在设计调查问卷、开展全国性实地调查获取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对各指标进行检验、筛选，得到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变量，构建国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刘军强等 ［10］ 利用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的方法发现，中国居民幸福感在2003—2010年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经济增长是居民幸福感提升的主要动力。鲁元平 ［11］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后指出，收入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余剑等 ［12］ 通过选取部分相关指标比较分析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美好生活的差距，发现我国在收入、教育、环境等方面与国际一流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综上，在国家层面的美好生活研究中，学者更为关注的是主观幸福感或满意度，并且较多考虑经济因素。
对比国内外对美好生活的评价方式的研究发现，由于理论研究、实践认知和社会价值的差异，尽管关于美好生活要素衡量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然而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美好生活的评价，经济要素始终是美好生活的第一要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引起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环境要素在美好生活中的地位愈加重要。此外，家庭/生活、教育、文化也是美好生活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整体而言，较多观点把“美好生活”等同于GDP增长、居民收入增加，以及住房条件改善等，主要从经济角度和物质层面去衡量，还没有上升到满足发展需要和满足享受需求层面，如养老要素涉及得较少，这对于日益逼近的老龄化社会而言，显然是有欠缺的。现有关于美好生活的不同评价方法涉及的相关要素如表2-5所示。
表2-5 不同评价方法中涉及的美好生活相关要素
基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内涵，在充分吸纳国内外学者对美好生活指数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本书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生活感知的角度出发，构建美好生活指标体系，即“八有”——“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行有畅达”“境有改善”“娱有佳乐”，涵盖人民最关注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各方面内容，形成美好生活的基本框架。基于此，将公共文体服务、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公共环境组成公共服务指数，将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组成社会保障指数；同时，因美好生活又与消费升级有密切关系，再以消费结构质量系数进行加权计算，最终得到美好生活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公共服务指数为公共文体服务、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公共环境的加权平均；社会保障指数为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的加权平均。具体模型框图如图2-5所示。
图2-5 美好生活指数模型
美好生活指标体系设计，主要遵循4个原则：①真实性原则。即与党和国家的政策相结合、与当前人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②代表性原则。即在每一项二级指标中，要对影响一级指标的关键性因素进行衡量和评价。③可比性原则。选取的二级指标能切实反映美好生活的共同特征，且原始数据较容易获得，确保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④可行性原则。即指标体系要简洁，可操作性强，经济职能与客观规律和人民的主观感受相符合，努力使调查结果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调查共设计两级指标，一级指标包含8个指标，分别为“公共文体服务”“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公共环境”“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二级指标共18个，分别与一级指标一一对应，具体如表2-6所示。
采用等权重方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等权重方法是目前应用较广泛的权重确定方法，且认可度较高。它遵循着各维度对美好生活同等重要的原则，对各个维度设置相同的权重。
表2-6 美好生活指数指标体系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党和国家对人民作出的承诺。在规划落实庄严承诺时，如何评估具体工作的实际成效成为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就人民的角度而言，明晰美好生活需要评估指标以后，则可以指引自己更加理性地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主观生活状态，从而能够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人生规划，实现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和完善自我的目标。因此，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指标衡量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是监测社会是否良性运转的“预警器”，是了解民众需求满足情况的“晴雨表”，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路线图”。
通过研究发现，较多关于美好生活的调查都采用问卷调查法，但都存在共同的弊端。如调查问卷无法保证样本选取的随机性，难以确保数据结果的无偏性，且在调查问卷的对象选取上往往会存在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因此，本报告的指标着重关注美好生活中确定的、客观的部分，运用公开统计资料获取相应的客观指标数据，并利用平均法合成美好生活指数。通过定量计算，对美好生活指数进行量化与预测，并与国家现有水平、国家规划水平以及国际先进水平做对比，从而发现不足，精准改进。基于上述美好生活指数的构建，本报告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长三角城市群的26个城市。
本次实证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上述长三角城市群的26个城市的统计年鉴，选择了公共文体服务、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公共环境、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8个分析维度，每一个维度的数据，都是从各城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三角年鉴中获取的，同时运用消费结构质量系数进行综合分析。
表2-7展示了使用等权重法计算出的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美好生活指数各指标数据。
表2-7 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美好生活指数各指标数据（按美好生活指数降序排列）
通过对各指标进行计算加总，最终得出2020年长三角26个城市群美好生活指数，各指标数据得分及其排名（见图2-6）。均分为75.10，位居均分之上的有13个城市，分别为上海（81.99）、杭州（79.94）、南京（79.69）、苏州（78.96、宁波（78.95）、无锡（78.67）、合肥（78.23）、常州（77.67）、南通（77.15）、泰州（76.61）、芜湖（75.85）、嘉兴（75.67）、绍兴（75.47）。
图2-6 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美好生活指数对比
注：横线表示26个城市美好生活指数平均值。
根据一级指标的特点，分保障服务和公共服务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1）保障服务分析
表2-8展示了长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的保障服务即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住房保障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类型的保障服务，波动幅度都较大，说明每个城市在不同的保障服务领域中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距。以就业保障为例，上海该指标的数值高达100.00，而池州市该指标的数值仅为80.00，两个城市的数据相差20，说明就长三角城市群内部而言，各个城市之间的美好生活指数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因此，对于美好生活指数偏低的城市而言，应对标美好生活指数高的城市，采取相应的积极调整措施，缩短与后者之间的差距。
表2-8 长三角城市群保障服务指数对比（基于2020年的数据）
2）公共服务分析
表2-9给出了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指数对比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与表2-8相似，不同公共服务类型在不同城市中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这同样意味着各个城市在公共服务指数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以公共交通为例，上海该指标的数值为81.37，而铜陵市该指标的数值高达100.00，两个城市在该指标上相差近20。这说明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少数非一线城市实现了美好生活指数的全面发展。因此，各个城市都应根据自身的特点与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实现美好生活指数的全面发展。
表2-9 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服务指数对比（基于2020年的数据）
1）人均寿命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见图2-7），202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除安庆外，长三角城市群各地的人均寿命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 。2020年，欧盟人均预期寿命为80.4岁，包括上海、杭州、湖州等在内的10个长三角城市均高于这一水平。根据《“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将在2020年的基础上继续增加1岁左右；展望203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以上，进一步与国际先进水平缩小差距。
图2-7 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人均预期寿命对比
2）单位GDP能耗
从单位GDP能耗水平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各地的单位GDP能耗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合肥、芜湖等20个城市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
图2-8 长三角不同城市单位GDP能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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