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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前期的赵国，位于今晋北、冀西一带。三家分晋时，赵国虽获利最多，但因力量偏弱，与列国竞争的时候，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再加上其地理位置靠近蒙古高原，与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境内还有鲜虞人建立的中山国。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善于骑马作战，经常侵扰赵国，赵国处境一度非常危险。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卒，其子武灵王即位。赵武灵王名雍，即位时年纪尚幼，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之际，就连中山这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依靠肥义等大臣的帮助，逐渐稳定了赵国内外政局，使赵国开始有了起色。
当此之时，秦、楚、齐、韩、魏、越等国连续混战，无暇顾及赵国。赵武灵王审时度势，决定趁机在赵国推行改革，以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
赵武灵王的变革，首先以军制改革为起点。春秋及战国前期，中原国家的军队依然以马拉战车为主，其冲击力和速度虽超过步兵，却因道路所限，在山地及丘陵地区，行动不免迟缓。而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多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赵武灵王对胡人骑兵的优势有真切的认识。他对手下人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反应快速，带着这样的军队驰骋疆场，哪有不胜的道理？”他主张效法胡人骑射的优势，改造赵国军队，以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于是提出了“吾欲胡服”的设想。
所谓胡服，就是效法胡人，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这同中原华夏族人传统的宽衣、博带、长袖大不相同。但“胡服骑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贵族的激烈反对。很多人都不愿穿胡服，特别是他的叔父公子成等人，他们认为，华夏服饰才是正统形象，放弃华夏服饰改穿胡服是无法接受的。于是，许多大臣便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胡服，诡称有病不来上朝。
赵王派人去说服公子成：“家事听从父母，国政服从国君。现在我要百姓改穿胡服，而叔父您却拒绝，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我徇私情。治国有章法，以有利于民为根本；为政有原则，以施行政令为重点。推行法令须从近臣做起。所以，我希望叔父您能做大家的表率，协助我完成改穿胡服的功业。”
公子成回复说：“我听说，圣人教化世人，以礼乐仪制为规，是以远方国家前来游观，周边地区也学习效法。现在您舍此不顾，却仿效胡人服装，是擅改古习、违背人心的举动，希望您慎重考虑。”
使者回报赵王。赵王亲自登门，向公子成解释赵国所面临的内外危局，强调要因时制宜，怎样有利于国家，就该怎样去做。只要能对富国强兵有利，就不必拘泥于古人旧法。他对公子成说：“我之所以下决心改穿胡服，学胡人骑射，是想以此抵御四面危机，为国报仇雪恨。而叔父您一味依循中原旧俗，忘记了鄗城的奇耻大辱，我对您深感失望啊！”公子成幡然醒悟，第二天就穿着赵武灵王赐给他的胡服，入朝面君。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坚定决心，正式下达了胡服骑射的法令，号令全国执行，他亲自带头穿胡服会见群臣。赵武灵王还改革赵国军事体制，放弃车战，按胡人作战的方法，教将士骑马射箭，并利用围猎活动，展开实战演习。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赵国人胡服骑射蔚然成风，赵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技术都有了较大提高，逐渐增强了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抗争的能力。自胡服骑射第二年起，赵国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还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拓了千里疆域，设置了云中、雁门、代郡等郡，将赵国的疆域一直拓展到河套地区。接着，赵武灵王又在今河北张家口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一线，修筑了“长城”。公元前297年，楼烦王向赵国投降，楼烦被纳入赵国版图。
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一片“攘夷”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实行向戎狄学习的基本国策，体现了他的改革魄力和胆识。凭借军事变革的优势，短短十几年后，赵国便从一个连小小中山国都敢侵犯的弱邦，迅速崛起为唯一能够同强秦相抗衡的东方强国。赵军灭中山国后，又南抑魏、齐，北逐三胡，开疆千里，还占领了如今的陕北一带，对秦都咸阳构成直接威胁。
战国七雄中，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首开战国军事变法之先河，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重大变革事件。赵国“胡服骑射”之后，中原各国的军队装备、作战手段及军事技术，也纷纷采取变革措施，由此导致了中原国家军队模式的重大变化。从此，骑兵正式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崭新兵种。
“胡服骑射”还促进了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大大缩短了胡汉民族的心理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那种“传统”心理也逐渐削弱，由此奠定了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融合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可以取得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胜利的人物之一。他把赵武灵王比作俄国的彼得大帝，认为：“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