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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相韩

继李悝变魏、吴起变楚之后,三晋地区的韩国,在国君韩昭侯即位后,也开始积极谋求变法之策。

与赵、魏相比,韩国在战国初期的发展相对缓慢。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国,其版图有所扩大,但仍面临不小的压力。

据说,在申不害相韩之前,韩国也曾推行过某些改革措施,但由于不甚彻底,反而在政治上造成了一些混乱。《韩非子·定法》记载,“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改,而后君之令又下”,政令不统一,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而贵族官吏们则乘机瞒上欺下,导致吏治腐败,国弱民贫,使韩国在列强竞争中处于相对的弱势。在当时严峻的兼并形势下,若不主动变法,就有落后挨打、被人吞并的危险,韩国自然也不例外。

韩昭侯颇具雄心,他即位后,积极采取改变弱势的对策。公元前355年,韩昭侯破格起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推行变法措施。

申不害(约前385—前337),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京邑(今河南荥阳东南)人。申不害少学“黄老刑名之术”,主张将法家的法治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结合起来,是战国中期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申不害原为郑人,韩国灭郑后,申不害成为“亡国贱臣”。他能得到韩昭侯的赏识,主要是靠两件事情:

其一,韩昭侯四年(前359),素与韩有隙的魏国出兵伐韩,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主动示弱,以解危难,果然有效化解了危机,令韩昭侯刮目相看。

其二,公元前353年,魏国起兵伐赵,围赵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申不害暗中揣摩韩昭侯心思,建议联齐伐魏救赵,最终破解了赵国邯郸之围。

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中,发现这位“郑之贱臣”是位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

申不害相韩后,针对韩国当时的政治现实,建议韩昭侯推行变法改革。同时,他又吸取并改造黄老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变法的第一步,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他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摧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以充盈国库,不但稳定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

申不害变法的第二步,是以加强“术治”为手段,整顿官吏队伍。“术”是讲国君控制大臣及百官的手腕、手法,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权术。“术”与“法”不同,“法”面向全体臣民,“术”则主要是针对官吏臣属;法要君臣共守,“术”则由国君独操;“法”要公开申明,“术”则要藏于胸中,不露声色,因此“术”又称为“秘术”。

申不害强调,君主有了势,定了法,还必须积极推行“术治”,以“术”来联通“势”与“法”,就可如虎添翼,无论动或是静,都会使臣下慑服,最终巩固其统治地位;否则,就会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

申不害的“术治”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阳术”,其核心是《韩非子·定法》所谓“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申不害采取措施加强对官吏的整顿、考核与监督,重点是考查官吏是否能为百姓办实事,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等,根据考察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官员任免。其实质是建立一套科学的官吏考核机制,这对于选拔贤良人才、提高行政效率都有积极意义,使韩国政局有所好转,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韩非子·定法》有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的记载。

申不害“术治”的第二层含义,就是所谓“阴术”,强调君主要善用“势”和“法”,通过各种耳目和手段,明察秋毫,及时了解臣下动态,发现其弱点及阴谋,以有效控制、驾驭臣下,防范臣下的欺瞒,增强君主的控制力。这实际上是一种阴谋和权术手段。如此看来,申不害重“术治”,不仅为后世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同时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申不害变法的第三步,是整编军队。他建议韩昭侯整肃军兵,自己主动请命担任韩国的上将军,把原有的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统一的国家军队,进行严格训练,使韩国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

申不害变法也涉及经济领域。他重视农业,强调“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引文),他还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因此,他主张多开荒地,多种粮食,以增加国家财富积累。此外,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促进了韩国的冶铸业,特别是兵器制造业的发展,以致“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史记·苏秦列传》)、“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

总的来看,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以强化君主集权能力为核心。他的“修术行道”政策,对于积极维护君主权威、解决韩国在推行君主集权过程中出现的君臣矛盾与行政支配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战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趋势。

《史记》记载,申不害相韩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国力也有所增强,“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申不害韩非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包围之中,却能平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申不害变法的功劳是不可忽略的。

但申不害以“术”变法,也有其负面影响。申不害对术治的过分倚重,特别容易造成“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申子·君臣》)的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正因为申不害用“术”有余,定法不足,因此其变法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 GfB7S8lAftQglGCN/gLJdrqjm6BwOQ6H5IrKr9qxqpRV560eg4ZjYrtJ9JJpE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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