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变魏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揭开了战国历史的帷幕，意味着一个“天下竞于力气”的严酷竞争时代的来临。各国为了在日渐严酷的兼并形势下谋取生机，纷纷兴起了变法改革运动。战国历史的第一幕，就是从列国变法的陆续推行开始的。

战国时期的列国变法，以魏国的李悝变法为先声。

韩、赵、魏三家分晋，赵氏获利最多，不仅得到了晋国北部的大片土地，还向东越过太行山，占有了邯郸、中牟等，而魏、韩所得相对要少一些。

其中魏国的形势尤为严峻。魏国的核心地区在今山西运城谷地，北有强大的赵国，东有新兴的韩国，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则是秦、楚、郑等列国拉锯争夺的陕地（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及浥池县和灵宝地区）。因此，魏国被紧紧夹困在晋西南之一隅，是典型的“四战之地”。虽然地势看似易守难攻，但也极易被邻国封锁。

面对列强兼并的严峻形势，魏国一方面要设法自强，提升国力，避免为列强所吞，另一方面则要考虑打破封锁，谋求向外发展。因此，从战国初年开始，魏国就面临强烈的紧迫感和严重的危机感。要想求得生存，就要改变体制，于是，魏国最先酝酿起了一场变革运动。

魏文侯四十年（前406），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推行变法。

李悝，河南濮阳人。名悝，一作克。有的古书中，还把他的名字写成“里克”，或讹作“李兑”“季充”。李悝曾受业于孔子的弟子子夏，可视为儒门后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之“儒家类”文献，著录有《李克》七篇。他曾做过魏国的中山相和上地守，是当时魏国比较有名的政治家。但可惜的是，因为《史记》等书并未给李悝专门立传，后世对他的身世有不少异说。如，东汉人桓谭认为，李悝曾是魏文侯的师傅；而班固、高诱等人则认为李悝是文侯之相，到底何者为确，目前尚难考实。但可以肯定的是，魏文侯时，魏国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的确为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悝变法开战国变法之先河，吹响了战国时代各国变法的号角，影响巨大。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写道：“魏用李克（即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意思是说，李悝变法正式拉开了战国时代群雄逐鹿的序幕。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称：“（李悝变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李悝变法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等多个领域，其主要内容有：

1.经济上，推行“尽地力之教”，实施“平籴法”。

李悝变法首重经济领域。他认为，变法的根本首先在农业。农业是财富产生的源泉，农业如果受损，国家就会贫穷，所以，要使魏国变强，首先就要从农业入手，采取措施驱民务农，提高农业产量。

李悝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尽地力之教”原则。他认为，方圆百里的范围内，有土地九万顷，其中，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还可垦田六万顷，若“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汉书·食货志》）。也就是说，方圆百里之地，每年的粮食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

综合史书记载，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大致包含如下内容：

其一，“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水利田》）。尽量采用多种作物混种的方式，避免单一种植，以增加产量，防备灾害年的缺粮少食。

其二，“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引文同上）。政府要承担农业生产管理的责任，督促农民努力耕作，指导农民勤于除草，加紧抢收，像强盗“劫掠”那样颗粒归仓。

其三，“还（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引文同上）。要求农民充分利用空闲土地，在住宅周围种树栽桑，菜园里要种多种蔬菜，连田埂上也要利用空隙多种瓜果，以提高种植面积，提升农产品的产量。

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的这些规定，是基于当时魏国地少人多的现实国情，试图通过政府加强农业生产管理和指导，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以达到增加土地收益的目的。这一思路，总体上是适合战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的。

为了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预防灾害发生，李悝还提出“平籴法”，加强社会保障。李悝注意到，粮食价格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他指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因此，“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

为此，李悝专门替小农家庭（即所谓“五口百亩之家”）算了一笔收支账：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

面对小农生产剩余积累偏弱的局面，李悝提出，必须由国家出面，采取“平籴法”，积极干预粮价：

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尽地力之教”的目标，是进一步确定国家作为农业生产管理者的责任，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以增加生产。“平籴法”的推行，则是为了避免谷贱伤农、谷贵扰民，强调由国家出面，取有余以补不足，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以储存，饥荒时又平价卖粮以确保民生。这种由国家出面，采用积极干预政策稳定农产品供应的做法，开创了后世王朝“均输”“常平仓”等法的先河。

李悝变法的农业政策，为魏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促进了战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魏国强盛的重要基石；同时也为后世王朝稳定农业生产、落实社会保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政策参照。

2.政治上，推行“食有劳而禄有功”。

李悝将政治改革的矛头，指向爵禄世袭制。所谓爵禄世袭，也称“世卿世禄”，指的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国家中，贵族世代享有其祖上获得的爵位、官位以及相应俸禄的相关制度。春秋战国之交，世卿世禄制的弊端早已暴露无遗。贵族子弟长期养尊处优、骄奢淫逸，居官不谋官事，为国不念国政，整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不仅不能为国家建立尺寸之功，还要消耗大量国家财富，李悝称之为“淫民”。淫民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上层的腐化，严重阻碍了有为、有志之士的进身之途，造成了国家力量的贫弱。

据《说苑》记载，魏文侯向李悝请教“为国之道”，李悝答曰：“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意思是说，要让那些立有功劳的人享有俸禄，要使用有才能的人，做到赏罚得当。魏文侯又问：“我赏罚是很得当啊，可民众还是不愿为我出力，这是为什么呢？”李悝回答：“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里有‘淫民’呢？”于是，李悝提出，只有剥夺淫民的世卿世禄，才能招来四方的有为之士（“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

魏文侯采纳了李悝的建议，取消了魏国贵族的特权，建立起一套以战功和才能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使得一大批新兴势力的代表人物乃至有作为的平民，得以通过国家的人才选拔进入权力中心。这种人才竞优机制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魏国的政治活力，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成为魏国强大的重要制度保证。

如果说李悝的经济变法措施，有力地打破了旧的生产关系的话，那么他针对爵禄世袭制而采取的政治改革措施，则直接动摇了旧的宗法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李悝无疑有着巨大的勇气和智慧。

3.编撰《法经》，强调“以法为治”。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管理到底是采取“礼治”还是“法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春秋中期以后，郑国子产铸刑鼎，晋国范宣子制刑书，都曾在当时引起过很大的争议。但就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看，推行“法治”实乃历史的必然之举。

李悝是坚定的“法治”派。史载，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成《法经》一部，以法律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成果，这是战国法治建设的重大事件。《法经》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

《法经》原书早已失传，但《晋书·刑法志》和《唐律疏议》保存了其篇目，明代董说《七国考》引桓谭《新论》，也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据文献记载，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晋书·刑法志》）。

《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等六篇，《盗法》是关于处理盗窃、抢劫财物的条文；《贼法》是关于毁法叛乱、行凶杀人的条文；《捕法》是关于捕捉盗和贼的条文；《囚法》是关于关押盗和贼的条文；《杂律》包括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禁止淫侈、逾制等内容；《具律》是《法经》的总则。

《法经》的制定，以“王者之政”为急务，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君主对国家的统治权力，贯穿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打破了传统宗法社会的贵族等级特权制，沉重打击了旧的贵族势力，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意义。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集春秋战国之交各国立法之大成，用法律形式把魏国变法的内容固定下来，并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体系，对后世影响极大。

《唐律疏议》记载，李悝著《法经》，后经商鞅传授，改法为律。商鞅变法实行的“连坐法”，就是《法经》中“徒禁”的进一步发展。汉相萧何又增《户律》（婚姻、赋税）、《兴律》（擅兴徭役等）、《厩律》（畜牧马牛之事）等三篇，是谓汉代《九章律》。后来的《唐律》，乃至明清刑律，无不秉承着李悝《法经》的立法原则。《法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法典，成为中华法系的鼻祖。

此外，李悝变法还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军事上，李悝帮助魏国创立了“武卒”制，使魏国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李悝变法揭开了战国大变法运动的序幕。从李悝开始，各国纷纷推出变法强国之策，最终汇成了一股时代潮流，使战国演变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显著的变革时代。各国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入革新，带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制度体系的创新。经过此番转化，中国古代文明自战国时期开始，逐渐进入了一个更广泛、更深刻的发展阶段。

李悝变法，使魏国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国力增强，同时还吸引了一大批来自各国的优秀人才，促成了魏文侯时期魏国的强盛。魏国迅速成为最早崛起的地区性强国，西攻秦国，尽取其河西之地；北越赵境，灭中山国 ；东伐齐九年，破其长城；南征楚地，连克数邑……这种种举措，使魏大有并吞天下之势。 MAWb/mYr6ZPMYzFaaq5VjCGm6nWTVx0xVkhOsNSrDZhBV10zifgUofl8xzT/Hh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