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次年平王东迁，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这是个动乱的时代，也是变革的时代。

动乱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春秋时期动乱的基本形态是战争。从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凡二百九十五年，其间平均每年大小战争有三四次之多。孟子曾说，“春秋无义战”。战争是力的博弈、智的较量，春秋时期的战争发起者的动因和目标就是兼并和“争霸”，与周代形成并完善起来的“义”的观念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说是“无义战”，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从历史角度看，春秋时期的战事频仍也并不完全是坏事。开始参与兼并和争霸的国家为数众多，后来逐步收缩到少数几个霸权国家。我们可以画出这样一幅春秋争霸的路线图：最早站上霸主圣坛的是东方的强国齐国，然后继起的是在中西部争雄的晋国，这时的争霸舞台主要还是在华夏地区。到楚庄王战胜晋国从而成为春秋第三霸时，争霸的格局改变了，南北争霸成了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而春秋时期的最后百余年中的大事则是南方吴、越两国的崛起。在南北双方订立“弭兵”之盟的情况下，吴、越争霸一度成为争霸的主战场。南部中国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乃至与北部中原地带并驾齐驱，是春秋时期社会格局变化的一大特色。

战争最终是要靠经济来支撑的。为了打好争霸战，当时的春秋各国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齐国管仲的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中西部两大国的“永结秦晋之好”，既是观念形态上的重大变革，又是经济文化上的互通有无。楚庄王“一飞冲天”，完全与其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有关。至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更是改革的千年佳话。正是这种种改革措施，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大发展。历史文献和地下发掘证明，正是在春秋时期，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对农业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牛耕时代。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典的公布，流通领域金属货币的广为使用，说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的确是深刻而全方位的。

在这一时期，战乱以及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为人口的流动创造了异乎寻常的条件。孔子在当时就被称为“东西南北人”，那是因为他的文化追寻。其实，像孔子这样的“东西南北人”，还有的是。从夏王朝的建立起，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族人民之间就有所谓的“华夷之争”，但历史告诉我们，各族更多的是相容和相融。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交互融合，到春秋时期华夏族已经大致形成。

春秋时期更大的成就在文化上。周室王权的衰微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沉闷格局，出现了“学术下移”的可喜现象。学术一旦接上地气，突破藩篱，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可以说，“显学”的形成正是当时学术繁荣的结晶。

春秋三百余年最可大书特书的是文化生活上出现了大变局。随着“天下一统”局面被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维持不下去了。于是私学应运而生，私学的领军人物也蜂拥而出。春秋后期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文化上的“轴心时代”，它给中国历史贡献了一个大圣人孔子。这也是春秋史重彩浓墨的所在。孔子是中国历史的良心，他创立了“仁学”，要人们怀着一颗仁爱之心去生活、学习、交往。孔子是终身学习的首创者。“三十而立”，三十岁那年他开始当老师，是中国私学的开山鼻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他留给后人的永远的遗嘱。孔子是一个“集大成者”，上承黄帝到他那个时代大约两千五百年的文化成就，下开身后两千五百年的文化新风。在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中，他刚巧是那个承上启下的不可替代的人物。研究春秋史，甚至可以说研究整部中国史，不可不研究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