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回忆起吴晗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简明中国通史》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编纂这样一套书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做。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阶层、民族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佐证历史。

《简明中国通史》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套书的作者团队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遇上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的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读者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她在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们对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的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令读者通过目录就能够对书中的大概内容一目了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本丛书注重以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让读者对本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让读者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君的传承有所知晓。另外，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相关资料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8月19日

导言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次年平王东迁，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这是个动乱的时代，也是变革的时代。

动乱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春秋时期动乱的基本形态是战争。从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凡二百九十五年，其间平均每年大小战争有三四次之多。孟子曾说，“春秋无义战”。战争是力的博弈、智的较量，春秋时期的战争发起者的动因和目标就是兼并和“争霸”，与周代形成并完善起来的“义”的观念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说是“无义战”，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从历史角度看，春秋时期的战事频仍也并不完全是坏事。开始参与兼并和争霸的国家为数众多，后来逐步收缩到少数几个霸权国家。我们可以画出这样一幅春秋争霸的路线图：最早站上霸主圣坛的是东方的强国齐国，然后继起的是在中西部争雄的晋国，这时的争霸舞台主要还是在华夏地区。到楚庄王战胜晋国从而成为春秋第三霸时，争霸的格局改变了，南北争霸成了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而春秋时期的最后百余年中的大事则是南方吴、越两国的崛起。在南北双方订立“弭兵”之盟的情况下，吴、越争霸一度成为争霸的主战场。南部中国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乃至与北部中原地带并驾齐驱，是春秋时期社会格局变化的一大特色。

战争最终是要靠经济来支撑的。为了打好争霸战，当时的春秋各国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齐国管仲的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中西部两大国的“永结秦晋之好”，既是观念形态上的重大变革，又是经济文化上的互通有无。楚庄王“一飞冲天”，完全与其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有关。至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更是改革的千年佳话。正是这种种改革措施，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大发展。历史文献和地下发掘证明，正是在春秋时期，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对农业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牛耕时代。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典的公布，流通领域金属货币的广为使用，说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的确是深刻而全方位的。

在这一时期，战乱以及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为人口的流动创造了异乎寻常的条件。孔子在当时就被称为“东西南北人”，那是因为他的文化追寻。其实，像孔子这样的“东西南北人”，还有的是。从夏王朝的建立起，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族人民之间就有所谓的“华夷之争”，但历史告诉我们，各族更多的是相容和相融。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交互融合，到春秋时期华夏族已经大致形成。

春秋时期更大的成就在文化上。周室王权的衰微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沉闷格局，出现了“学术下移”的可喜现象。学术一旦接上地气，突破藩篱，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可以说，“显学”的形成正是当时学术繁荣的结晶。

春秋三百余年最可大书特书的是文化生活上出现了大变局。随着“天下一统”局面被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维持不下去了。于是私学应运而生，私学的领军人物也蜂拥而出。春秋后期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文化上的“轴心时代”，它给中国历史贡献了一个大圣人孔子。这也是春秋史重彩浓墨的所在。孔子是中国历史的良心，他创立了“仁学”，要人们怀着一颗仁爱之心去生活、学习、交往。孔子是终身学习的首创者。“三十而立”，三十岁那年他开始当老师，是中国私学的开山鼻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他留给后人的永远的遗嘱。孔子是一个“集大成者”，上承黄帝到他那个时代大约两千五百年的文化成就，下开身后两千五百年的文化新风。在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中，他刚巧是那个承上启下的不可替代的人物。研究春秋史，甚至可以说研究整部中国史，不可不研究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