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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长勺之战”后，齐桓公深感不改革难以图霸，于是，他把改革的大权交付给国相管仲，要管仲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管仲也正想大干一番呢！他知道，要想获取民众的支持，就得将自己的改革主张公之于众。春秋之世，已有勒石为文的习惯。他让人找来一块巨石，刻上两行文字：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路过相府的民众纷纷驻足观赏这两行文字，从早到晚，络绎不断。一些民众在巨石前议论纷纷。有的说：“国家的仓库里积满了粮食，民众才会懂规矩，社会才安定得下来，这是很有道理的。”有的说：“要民众知书达礼，先得让大家有饭吃，有衣穿。”还有人说：“吃饱穿暖了，谁还愿意去干坏事。即使有人干坏事，也只是少数几个。”民众的这些议论，可以说是对管仲那两句改革格言的注释。
民众在议论这些的时候，管仲和其他僚属正认真地在屏风后听着呢！管仲对自己的好友鲍叔牙说：“看，老百姓是挺希望过仓廪实、衣食足的日子呢！”鲍叔牙答道：“当然希望，那样的好日子怕就是在三皇五帝时也难得过呢！”管仲很有信心地说：“我们能够把齐国治理得比三皇五帝时还富足！”
管仲的改革纲领是深得民心的，因为它贴近民众的利益。司马迁评述道：“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所谓“论卑”，一些史家释为政令贴近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这是有道理的。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就是因为他推行的那些政令是“顺民心”的。
齐国是一个大国，在当时是地多人少，但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还是有相当多的民众无田可种。管仲通过没收封建采邑主的土地，使土地、民户直接掌握在齐国国君手中。与此同时，再将土地按份额分配到户，使齐国户户有可耕之地。这件事也做得不容易。在实施过程中，管仲选择了齐大夫伯氏为典型。伯氏是个不大不小的土地所有者，他占有不少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无地农民有三百余户，是齐国国君给他的采邑。伯氏在上交赋税时有所隐瞒，那当然是一种犯罪。管仲拿他开刀，没收了他的土地，解放了这片土地上的农户，把土地分给农户，让他们自食其力。管仲做事的妙处还在于，他没有让事情这么简单地结束，而是亲自到伯氏那里面对面地做工作，让伯氏知道自己的罪行，并晓以理义，使伯氏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民户。当然，伯氏这样做有一个交换条件，就是不降罪于他，而是将他作为自愿放弃非法占有土地的正面典型保护起来。后来，伯氏表态：“管仲做得对，我到老死也一点儿没有怨言，我要老老实实地自食其力，即使以后粗茶淡饭过日子，心里也踏实。”伯氏的话是真心的。
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管仲适时、恰到好处地宣传了这个典型。最后不少人都交出了土地和人口，这一场古代的“土地改革”开展得挺顺利。
管仲把土地划分为几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土地收取不同的赋税。划入下等类的土地，如果用户着意改良土地，得到了好收成，五年之内不调征。这样，农民改进生产技术、改善土地品质、提高粮食产量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发展生产有利可图，老百姓就不怕吃苦，老百姓不怕吃苦，国家就有希望。《管子·乘马》有这样的记载：“是故百姓夜寝蚤（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可见，当时老百姓对管仲的做法是拥护的，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管仲还主张多种经营。他设立了“工正”“工师”“铁官”等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大力推进冶铜、制铁、纺织业的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制作精良的武器，加强国防；另一方面可以改良农具，发展农业生产。
管仲十分懂得商业的重要性。他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在城市中设立更多的“市”。“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人们聚族而居的地方，就应该设“市”。他认为，一个中等的城市，就应该设立以交易为目的的“市”。“市”与“市”之间的交流，可以活跃国家的经济。他认为，齐国的优势在于近海，可以坐收渔盐之利。他尤其主张让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去经营渔盐，这样就可以很快地脱贫。不只是脱贫致富，从中还会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来呢！
《管子·乘马》有关“（百姓）夜寝蚤（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的记载。
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民”之说，并别出心裁地将“士”放在首位。这说明在当时士阶层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和思想影响，也充分表明了管仲一个十分杰出的思想：农是基础，而士是先锋。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以宣传文化为己任的“士”在社会上已颇成气候，人数上也足以形成一个阶层；同时，也可看出管仲对“士”的重视。“士之子恒士”，强调的是家学渊源，强调的是学术传统。今本《管子》一书中有《弟子职》一篇，讲的是弟子的学习常规，其中很难说没有管仲的思想和观念。
管仲的这些举措，大受齐国人称道，说他是“思民所思，好民所好”。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能很好地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少数政治家之一。当有人问孔夫子管仲是何等样人时，孔子说：“管仲可是个正派人啊！他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可算得上是一个仁人了。”孔子把“仁人”与解决民生结合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会盟殿（葵丘）。葵丘会盟地是一座寺院，在寺院大门两边对联写着“葵丘寺人会诸侯/王帽土地传千秋”。
在经济改革中，管仲十分注意正确方针政策的贯彻，“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悦）”（《史记·齐太公世家》）。管仲在改革政策上有两个“倾斜”：一是向“贫穷”人士倾斜，就是着重让最贫困的那部分人能脱贫，过上有吃有穿的好日子。这一点管仲做到了，他通过减税、分配优质土地等方式，使齐地的贫民不再缺衣少食。二是向“贤能”人士倾斜，能提出治国安民好主意的，就给予重奖，差不多每年都有一大批贤能之士获奖。在大国争霸的情况下，能这样做的国家是不多的。“齐民皆悦”了，国家才有希望。
在行政方面，管仲实行“国”“野”分治制度。管仲把“国”分为二十一个乡，由齐桓公亲自统领其中十一乡，其他则由大臣管理。“野”实行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这样层层相连的严密统治系统，既有效地组织了民众，也有效地控制了民众。
在军事上，齐国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规定：五家为一轨，每轨设轨长一人；十轨为一里，设司里一人；四里为一连，设连长一人；十连为一乡，设良人一人。全国设三军，分别由桓公、高子、国子三人统率。每年春、秋两季农忙过后进行军事操练，以提高实战水平。当然，一旦国家有战事，可随时调集军队组织战斗。
最有价值的是管仲为齐国确立的外交方略。他提出了“安四邻”的战略方针。管仲认为：“四邻安，则国安。”为了求得四邻安，管仲花了不少精力去解决边境纠纷。他派出了八十名能说会道的“游士”，“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使用物质的利诱、武力的威慑、文化的安抚、道义的劝慰，目的就是通过这些人的不懈努力，保周边四邻的安定。
管仲的改革使齐国只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强大了起来，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逐步成就了自己的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