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的创立

公元前221年，面对秦国的大兵压境，齐王建选择了投降。秦军兵不血刃地进驻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国灭亡。在列国纷争的时代，秦国、楚国、齐国被公认为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秦国灭亡楚国的战争，如果算上准备阶段的话，持续了近五十年，而灭亡齐国竟会如此容易，相信连秦王政也颇感意外。当秦王政初即位时，秦国面对的是六个强大的国家。此后二十六年间，六个国家被他逐一消灭。至此，天下已完全被秦国兼并，他实现了历代秦王的夙愿，而自己则成为全天下的主宰。秦王政认为，“王”的称呼已与自己伟大的功绩不相匹配，于是令群臣为自己重新制定一个新的称号。

几天之后，群臣提交了讨论后的结果，大臣们说典籍里有天皇、地皇、泰皇的记载，其中泰皇最为尊贵，一致提议定称号为泰皇，同时将以前作为王所下达的“命”“令”改称为“制”“诏”，与新称号“泰皇”相配；并将以往上层社会通用的自称——“朕”，作为泰皇专用的自称。显然，大臣们并没有完全领会秦王政的用意，他认为自己的功绩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帝王，所以不愿意沿用旧有的称号，而是想制定一个新称号来体现自己空前的功绩。秦王政下令，将自己的称号定为“皇帝”，大臣其他的提议则被采纳。同时秦王政还下令废除“谥法”：自己死后不称“文帝”“武帝”，而称“始皇帝”，自己的继任者则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直至“万世皇帝”。

由此就确立了“皇帝”制度。自此以后，“皇帝”成为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沿用了两千余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最终废止。从“皇帝制度”确立的过程来看，秦始皇的基本态度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称号来诠释自己创立的伟大王朝。史籍中仅仅记载了“皇帝”称号的改易，其实当时改易的新名号还有很多。2002年，在湖南省湘西州龙山县里耶故城遗址的一口古井中，出土了三万余枚秦代的简牍，其中一块木方详细记录了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朝廷下令更易的各种新名号，可辨识出的就有五十余种。上自“以王令曰以皇帝诏”“王命曰制”这样的皇帝名号，下至“毋敢曰猪，曰彘”“以大车为牛车”这样的日常称号，这次改易新名涉及范围之广，已远远超出了后人的想象。

秦始皇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功绩，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有效管理如此辽阔的疆域？而且秦国地处西方，管理遥远的东方更有鞭长莫及之感。于是秦始皇要求大臣们对国家体制提出建议。丞相王绾认为应当效仿西周，分封皇子为诸侯，让他们去统治东方的领土。王绾的提议得到绝大多数大臣的赞成，但廷尉李斯却竭力反对。李斯为秦国的统一战争和多项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讲话很有分量。李斯说：“周文王、武王分封众多子弟，但随着时间推移，诸侯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到最后几乎成为仇敌，攻伐不止。目前设置郡县的方式已经可以有效管理东方，不需要分封诸侯。”李斯的提议得到了秦始皇的肯定，秦始皇下令以郡县制管理整个国家，并把全国重新规划成三十六个郡，分管近一千个县，郡、县的长官全部由中央派置，定期轮换。秦朝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创和一大进步。

要想有效管理疆域辽阔的国家，还需要整齐划一的行政制度。在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各自的一套制度，甚至文字、度量衡、货币的使用也千差万别。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这就需要统一全国的各项制度。于是秦始皇接连下令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以及各项行政制度。所谓统一，就是把秦国原有的制度和文字、度量衡、货币推行到秦国占领的地区，这其实是秦国军事征服的延续。这些制度很多并不适合当时被兼并各国的实际情况，但极大便利了统一国家的行政管理。虽然后来秦国灭亡了，但文字、度量衡、货币却被后来的王朝一直沿用。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秦国文字的延续。

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对全国的统治。统一战争结束后，秦始皇下令收缴六国的兵器，将这些兵器铸造成十二个铜人，立在国都咸阳。这既是宣示秦朝的赫赫战功，也是为了防范六国百姓造反。同时，秦始皇还把六国的王族、贵族、富豪十二万户迁徙到咸阳周边，集中管理，防止这些人留在故地图谋作乱。秦始皇还下令修建了贯通全国各地的“驰道”。驰道依照统一的标准修建，政府对驰道有严格的管理。1989年，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的龙岗秦墓出土了一些秦代律令，部分律令涉及驰道的日常管理。秦律规定，百姓不得使用驰道，如有违反，百姓会被流放，而牛马车辆一律没收。凭借着畅通无阻的驰道，秦朝的军队能够迅速抵达全国各地，可以有效地镇压任何针对新王朝的叛乱。

经过秦始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和统一举措，一个全新的庞大帝国逐渐步入正轨，国家运转有序，秦始皇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皇帝在咸阳宫摆酒，与群臣宴饮，庆祝新帝国国运昌盛。宴席间，大臣们歌功颂德，盛赞始皇帝治国有方。而博士淳于越却说，目前国家采取郡县制，废除了分封制，如果天下有变，将无诸侯相救，国家肯定不能长久。淳于越是齐地的儒士，所以建议依照周礼，重新分封诸侯。“废分封，行郡县”是八年前秦始皇钦定的基本国策，淳于越批评郡县制，无异于批评皇帝，再加上淳于越说国家恐难长久，更是刺痛了秦始皇的神经，因为秦始皇坚信秦王朝可以延续千秋万代。秦始皇的不悦被李斯察觉。李斯是法家代表，法家主张变革求新，而儒家主张复古。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存在根本对立，再加上“行郡县”是李斯的提议，所以他立刻抓住机会，向秦始皇进言：“儒生们不知变通，只知道一味引据古书批评时政，这些言语不仅不能有益国策，反而惑乱人心。而儒生们办的私学，更是成为百姓散布反政府言论的中心。如果不采取措施，皇帝的威严将无从体现。臣下建议，除了宫廷和中央官署的收藏，民间收藏的诸子典籍一律焚毁。民间凡是引据诗书批评朝政的，一律处死。”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奏议，这就是著名的“挟书令”，即不允许民间收藏书籍，同时下令停办私学。以往，儒生兴办的私学是百姓学习文化的主要场所，传统典籍则是百姓学习文化的“教材”。而自“挟书令”下达以后，百姓要想学习文化就只能跟随政府官吏学习，国家律令被作为教材，这就是秦代特有的“以吏为师”的文化现象。

“挟书令”的颁布实际上确立了法家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原本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儒家学说则被排挤出政治领域。这对于儒家的发展极为不利，必然招致儒生们的仇视。第二年，秦始皇宠信的方士卢生、侯生偷偷逃亡。这意味着秦始皇之前为了求仙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徒劳无用，而求仙所耗费的巨大钱财也打了水漂。儒生们私下嘲讽秦始皇的求仙行为，秦始皇得知后，极为恼怒，下令廷尉彻查此事。这时的中央官员基本都是法家，于是在调查过程中极力构陷儒生。最后朝廷在咸阳逮捕了四百六十余名方士、儒生，把他们全部活埋。长子扶苏认为这一举措过于残暴，但这时的秦始皇已经听不进任何劝谏，不但没有停止对儒生的迫害，还把扶苏派到上郡（今陕西北部）去监军。

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自汉代以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行为一直被视作中国文化的灾难，“焚书坑儒”也成为文化劫难的代名词而被后人反复提及。不过，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首先，秦始皇“焚书”并不是烧毁所有的书籍，据史籍记载，“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书”不在焚烧之列。而秦始皇下令焚烧的列国书籍、诸子书籍也仅限于民间藏书，官府和宫廷的书籍不在焚烧之列。秦始皇“焚书”的真正目的是消除民间藏书，让百姓失去从书籍中获取知识的渠道，只能从官吏那里学习文化，这样更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推行。其实这是秦国一直奉行的“愚民”政策。而秦始皇的“坑儒”只是针对咸阳儒生非议皇帝的偶发事件，并非针对全国儒生，而且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大部分是方士。事实上，“坑儒”之后，咸阳仍然有儒生活动，汉初大儒叔孙通秦代时一直在为宫廷服务。而关东的儒生也没有受到追杀，陈胜、吴广起兵之后，关东的儒生往来奔走于各种反秦势力之间就是很好的证明。

后人之所以夸大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作用，主要是因为西汉末期以后儒学成为中国的主流国家意识形态。对于儒学在秦代的遭遇，儒生一直耿耿于怀，所以竭力强调秦始皇的残暴，特别是对先秦典籍的灭绝。其实，秦始皇并未灭绝典籍，因为先秦典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宫廷。当项羽攻入咸阳时，放火焚烧秦朝的宫殿，宫廷里的藏书也随之付之一炬。所以灭绝先秦典籍的主要责任人是后起的项羽，秦始皇只负次要责任。而先入咸阳的刘邦，本来有机会挽救这些典籍，但是小官吏出身的刘邦、萧何等人对典籍文化丝毫没有兴趣，所以他们率先抢走了秦朝政府的地图版籍，而对宫廷藏书置之不理，从而丧失了保存先秦典籍的最后机会。

“焚书坑儒”事件的产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君主集权是秦国迅速崛起的重要保障。国家内部的君主高度集权使秦国集中优势力量完成了统一战争，而统一战争结束后，制约集权的外部力量消失了。所以统一后的秦国，皇帝的权力进一步集中。

“焚书坑儒”之后，秦朝基本完成了思想文化的统一。秦始皇接下来还有更大的野心：统一风俗。秦朝统治的地域幅员辽阔，各地在战国时代分属不同国家，因而也有不同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的不同会给国家的政令下达和行政管理带来不便，所以秦始皇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对占领地区的人文风俗进行改造。所谓的改造就是用秦的风俗去改变六国的风俗，就好像用秦的制度取代六国制度一样。1975年，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份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南郡守腾下发的《语书》。南郡（约相当于今湖北省）本来是楚国的国都所在，楚地风俗非常盛行。在《语书》中，腾强调要“去其淫避（辟），除其恶俗”，还申令“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皇帝出巡东南，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刻石中留下了“防隔内外，禁止淫泆（佚）”等词句。在秦始皇的心目中，一个风俗整齐、思想一致、政治一统的国家，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帝国。 SSJ9kZwmBswX9ZmtFC/toyrm3owIzfOvy4yqu2mIU2Oox6Zl5AjqS+JyMMJ+vL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