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康大分封

成王、周公平定了管蔡之乱，乘胜东征，其征服的范围已经到达了山东海滨和北方燕山附近。至此，周人征服了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和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其范围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南抵淮河和长江中游，北达燕山一线。面对更加广大的服属地域，武王克商结束时面临的难题，再次出现在成王和周公面前：如何管理和统治如此广袤的新国家？

前代商王统治天下的方法，是让那些名义上臣服于商王的诸侯或地方族群进行自治管理；商王作为众多族群中最强大和地位最显赫的一位，以强力和共同的宗教意识维系他的统治。这个办法在商人强大的时候是管用的，但是周的崛起过程已经说明，在商王的权威衰落、商人无法实际控制地方诸侯的情况下，这样的统治术是没有出路的。

而当年武王克商后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其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由于当时周人实力有限，未能真正有效地分割、瓦解殷人力量，有“亡国之痛”的殷遗民聚居在殷商故地，“其民易煽，其民易震” ，最终导致武庚叛乱。二是对于殷商原先在东方的属国，武王还没能找到有力、有效的打击或监视的方法，结果让他们有机会与殷遗民相互勾结。武王也曾经“褒封”前代圣王之后如陈、杞等作为诸侯，但这些诸侯势力太小，力量太单薄，根本没有能力真正承担起有效分割与防范殷遗民的任务。加上武王晚年任人不善，例如管叔、蔡叔，虽然都身为同姓懿亲，却不能保证他们仍然对周王室忠心。如此一来，武王去世以后殷遗民叛乱，也就难以避免了。除去如何处理殷遗民这个最为核心的具体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各地散布的大大小小的邦国及族群，有的与周人关系比较紧密，比如跟随周人伐商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有的与周人的关系则比较疏远。如何保证这些邦国和人群对周王室的服从，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成王与周公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一方面，周人继承之前殷商王朝统治国家的模式，只要那些已经存在的邦国或地方人群服从于周，周王室就采取承认的态度，允许他们自治。所谓“服国八百”，大都属于这类。

另一方面，周人决定采取更主动的方式。周王在承认旧有邦国和人群自治的基础之上，更主动地大规模向东方原殷人势力地域分封自己的王室宗亲和重要功臣。之前武庚作乱，只能说明武王对殷人的分割和包围还不够彻底；管、蔡与之勾结，虽然是任人不善，但也暴露出对于管、蔡“三监”同样缺少有效的监察。现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殷遗民的问题，成王和周公吸取了武王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发展了原来商朝的统治模式。这一批由周王主动分封出去的新诸侯，主体是王室的后裔和近亲，他们是与周王关系最为密切的“自己人”。他们与周王之间、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真实的血缘关系，联系也就更加紧密。这些新诸侯们到新的领地进行开拓和发展，能够打破旧有的地域格局，有效分割原先殷人与地方的联系；同时，这些新诸侯要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也必须依靠周王室这个坚强有力的后盾。依凭着血缘关系和现实利益基础，周天子与他的新诸侯们就能够有效地相互联系与策应。如同撒下自己的种子，周王朝依靠新诸侯在各地加大自己征服的力度，建立起“天下国家”的统治秩序。

周人这种主动分封的形式，文献中称作“西周封建”。“封建”一词，文献中最早的出处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意思是说周公看到管、蔡二叔不德，所以采取了分封亲戚的方式来保卫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对此也有解释：武王克商，成王安定四方，康王休养百姓，让自己的同母兄弟建国，来当周的藩屏。康王说：不能一人专享文王、武王的功劳，而且，如果有后人迷败倾覆、沉溺于难，兄弟之国就要出力救助它。（“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

由此可见，西周的封建，就是周王统治天下的方法，即天子将王室亲戚或功臣派往地方建立新邦国，通过建立起王室与地方诸侯的统属关系，来达到藩屏王室、帮助王室统治天下的目的。这一形式，在有周一代一直实行，但规模最大的分封则是在成王和康王时期进行的。成王执政二十年，康王钊是成王的儿子，据说在位时间有三十八年。

有学者论证，早在商代已经出现这种分封的雏形，比如有甲骨文中显示，商王的儿子“子某”，常常分散居住在今天河南的西北，当时商王的田猎区之内；非“子某”的诸侯，集中出现在商王朝疆域的西北部。而周人的分封显然比商王朝更加主动和积极。《荀子·儒效》中说：周人分封建立了七十一个新国，而姬姓国就有五十三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周王大臣富辰回顾周代分封的对象，其中：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鄷、郇，封给文王的儿子；邘、晋、应、韩，封给武王的儿子；凡、蒋、邢、茅、胙、祭，封给周公的儿子；等等。荀子也曾经说过：“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周王的子孙，几乎都得到了分封。而且，分封之后建立新国，这些新诸侯也就将自己的国名作为氏名，因此周王分封实际还具有让周王的宗族“分枝散叶”的意义。此外，周王还分封跟随武王伐商的姜太公去建立齐国，又分封平定管蔡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召公去建立燕国，这些都是功臣之国。很明显，周王非常明确地要借助儿子、兄弟的血缘关系，以及功臣的力量，来维护新建国家的统治。

这些由周王主动分封出去、承担藩卫王室重任的诸侯们，他们的封国都在哪里？西周分封的新封国主要分布于七个地区：王都丰镐所在的渭水流域，黄河汾水地区，洛阳、开封、安阳三角地带，成周近畿，鲁南、苏北、豫、皖一带，豫南、鄂北一带，还有鄂南、湘、赣、浙。其中姬姓诸侯的封国沿着原殷商交通线分布，大体与黄河流域主要的农业生产区相吻合。分封在今河南地区的新诸侯最多，山东次之，这些都是原来殷商势力主要的分布地区。

从文献记载来看，成康分封的主要目的在于遏制原来殷商的势力，所以封国主要针对东方的广大地区，其中商故地又是“重中之重”。“商代人的政治中心区域大致在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但其势力范围，有可能东到山东和苏北，南逾长江以南，西至甘肃和内蒙古，北达河北北部和辽宁部分地区。” 而周人新封诸侯所占据的地区，已经深入到原殷人势力的腹心地带。例如卫国“居河、淇间故商墟”（《史记·卫康叔世家》），正占有原来殷商的都城及其周边之地。鲁国封在今山东曲阜，而曲阜本来是殷商属国徐、奄的所在地。齐封在今山东营丘，有学者认为此地的原住民是薄姑，薄姑迁徙离开了，周王才封齐在此建国。 而徐、奄和薄姑都是之前武庚之乱的重要同盟力量。总之，通过分封，周人的封国对殷商故地形成了两个包围圈：内圈有异姓诸侯，如杞（姒姓）、葛（嬴姓）、鄢（妘姓）、许（姜姓）、陈（妫姓）之类；外圈则以姬姓曹、郜、茅、蔡等为主。

因为承担着遏制旧势力的重大使命，所以新诸侯在领地的生存也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武庚禄父失败后北逃，召公北追，才有元子受封于北燕。而《史记·齐太公世家》记姜太公日夜兼程奔赴营丘就国，当地的莱人甚至赶来与太公争国。《鲁周公世家》记鲁国初封，鲁公伯禽花了三年的时间“变其俗，革其礼”。我们能从这些事例中，了解到周人开辟新诸侯国的艰难。好在经过如此分封，周人已基本上把这些殷人势力较强的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今天我们依靠考古发现，能够大体复原一些重要封国的地理位置：

卫国，为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1931年出土的青铜器 司土簋，其铭文记载周王伐商邑，命令康侯在卫地建邑，正是分封卫侯的事件。考古学者在今河南鹤壁市浚县淇水北岸辛村发掘出西周贵族墓地，出土有“卫侯”铭文的铜器，证明淇水一带正是卫国的统治中心。

鲁国，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都曲阜。在今曲阜市和邹城市地区，以汶水流域和泗水中上游为中心，考古发现有数量丰富的西周时期遗存。在洙河与沂河之间，曲阜地面上还残存着鲁国故城的夯筑城墙；现已发现属于西周时期的城垣，并在城址中南部、北部和西部发现了冶铜遗迹、制陶遗迹、居住遗址及墓葬等遗存。

晋国，成王弟叔虞的封国，都唐。最初国号为唐，至叔虞子燮时，改唐为晋。关于唐地的地望，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说在今太原市，一说在今临汾市翼城县。1979年初，位于翼城县、曲沃县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陆续发现西周时期的居住遗址、祭祀坑、冶铜遗迹、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葬和车马坑，时代上限早到成王时期。九组十九座晋侯及其夫人墓的发现，更加证明这一带应该就是早期晋国都城的所在。

邢国，周公子封国。1993年，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发现了西周墓葬和车马坑，其中的大型墓葬带有墓道。加之早先在石家庄市元氏县西张村出土了记载邢侯与戎作战铭文的青铜器，邢台市南小汪遗址中出土了记载邢国国君向王献马的甲骨文，这些证据都加强了邢台为邢国始封地观点的可信度。

燕国，召公子克的封国，都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称，召公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1962年发现的房山琉璃河遗址，已经确认为燕国的始封地。这里有建于西周早期的古城遗址，城内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群、平民居住区、窖穴、废弃物堆积坑、排水道等遗迹。遗址中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和漆器等随葬品，青铜器铭文中多次出现“匽侯”，近年又出土了刻有“成周”文字的甲骨。这些都表明这里的确是西周所封的燕国。

应国，受封者一说是武王之弟（《汉书·地理志》），一说是武王之子（《左传》杜预注）。关于其所封地，史籍缺载，而今河南平顶山市北滍村西的滍阳岭上发现了应国贵族墓地，出土了带有“应侯”铭文的青铜器，为应国地望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宜国，并不见于文献记载。然而1954年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大港镇烟墩山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宜侯夨（zè）簋，铭文记载了康王改封虞侯为宜侯之事。一说“虞”与“吴”两字通假，虞侯即吴侯。这为吴国早期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