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乱与东征

周武王攻克商都朝歌之后，周人的胜势还不稳定。从实力来看，当时商人的力量仍不可小觑。《史记·周本纪》记武王在克商之后，夜不能寐。周公询问缘由，武王说：“我还没有最终平定天下，哪有时间睡觉呢！”这透露出这位刚刚取代商王的周王，面对仍旧严峻的形势时的焦虑不安。

为了稳定克商之后的形势，武王首先对原先服从殷商的属国进行了一番大扫荡。武王讨伐了九十九个商人属国，最终服属于周的诸侯达到六百五十二个（《逸周书·世俘解》）。从武王命令将领分伐各国的情况来看，将领们都只在几天之内即有战功。估计这些被攻伐的诸侯国都在殷都附近，也就是后来的郑国、卫国境内。

扫荡了商都周边的残余势力，武王安定殷人，把商都一带仍然封给了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殷遗民也交他统管。同时为了监视和控制，武王把殷商王畿之地一分为三，把自己的弟弟叔鲜封到管地、叔度封到蔡地，各占其一，对原商都形成掎角之势。对此，历史上有“三监”的提法。有学者认为“三监”应为管叔、蔡叔、武庚三人，“监”谓监殷臣民。 还有说法是，“三监”应该指的是管叔、蔡叔和同样承担监管殷人职能的武王的另一个弟弟霍叔，认为“三监”属于监国，是西周的监察制度。二说之中，似乎后一说更近情理。

刚刚取得克商胜利的周人，还没有办法对原来殷商统治的诸多诸侯或人群立刻进行有效的统治。武王对他们采取了承认其对原地域的统治、听其臣服的态度，也就是所谓的“怀柔天下”。武王还大封炎帝、黄帝、尧、舜、禹等前代君王之后，称为“褒封”：封炎帝之后于焦地，封黄帝之后于祝地，封帝尧之后于蓟地，封帝舜之后于陈地，封大禹之后于杞地。《论语·尧曰》就称周“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对武王封前代君王后裔的行为大加肯定和赞许。同时，帝尧之后获封的蓟在北方，黄帝之后获封的祝在东方，这也是考虑到需要分割原殷商在北方和东方的力量。因为当时周人的力量还十分有限，尚不能进一步东进，以武力来征服原殷商王朝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利用这些古国作为据点，也不失为一条权宜之计。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武王还在殷都朝歌的南面留下了驻守的军队。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武王克商以后，就开始大封功臣。但后代的学者都认为，这一时期周人的势力根本不能到达殷都以东的广大地区，因此即使分封功臣，也在商都不远处，例如这时燕很可能被封在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鲁可能被封在今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齐国就是吕国，被封在宛南吕城，即今河南南阳市境内。 这些地点当时很可能仅是周人的驻军点。燕、鲁、齐等成为周王朝重要的封国，应该是在周人势力东扩之后。这些驻军点使周人在原来商王统治的中心区域保留有较强的军事实力，也为将来进一步对东夷采取军事行动起到军事据点和武装前哨的作用。

周人建立的新政权亟待进一步稳固。没有料到的是，克商之后才两年，武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成王姬诵即位。刚即位的成王年纪很小，《史记·鲁周公世家》上说“成王少，在强葆（襁褓）之中”，前人也有六岁、十岁、十三岁等几种不同的说法。新王如此年少，面对周初复杂的天下形势，成王的叔父周公担心诸侯听到武王驾崩的消息会叛乱，于是以开国功臣的身份宣布摄政当国。他的兄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联合商纣的儿子武庚叛乱。三监既反，原先归属商人的东方诸侯如徐、奄、薄姑、熊盈等也乘机作乱。甚至在周人的根据地西土之上，也有诸侯响应。一时间，刚刚获得天下不久的周王朝风云突变，岌岌可危。

在此紧要关头，成王君臣展示了极强的行动力。周公果断行动，“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解》），亲自率兵平叛。《尚书大传》记录了这一艰辛历程：“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意思是周公摄政第一年平定周人内乱，第二年攻克商人乱军，第三年向东征伐奄国。在此过程中，管叔被杀，蔡叔被囚，武庚禄父北逃，周人进行了大规模的东征。金文中对此也有记录，如 方鼎铭文有“唯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公、尃古（薄姑）咸”的话，意思就是说，周公征伐东夷的丰地（在今山东曲阜市西南方）、薄姑，都获得了胜利。周成王和另一位大臣召公也都直接参与了东征讨伐，大保簋铭文就称“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即召公。史书上记载召公追击武庚，一直到了今燕山附近。

经过这一番规模浩大的辛苦征伐，周人的势力终于到达东部海滨。武王伐商取得胜利后，面对周人远居丰岐，尚无力统治广大东部的情势，忧心忡忡。除了采取“三监”等措施，武王还曾经考虑要在东部建造新都，以作为统治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可惜武王崩逝之前，没能将这一设想变为现实。周人东征成功之后，为了加强对殷人的统治，成王、周公决心将武王当年设立新都的设想付诸实践。

东都的选址颇费心思。《逸周书·度邑解》就记载武王曾经打算在洛水、伊水的转弯处建造新邑，还亲自考察了这一带的地理形势。为什么东都的位置要选在伊洛地区？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镇（今属宝鸡市陈仓区）出土了一件青铜器何尊。何尊是西周早期一位名何的贵族所铸的祭器。尊内侧底部铸有十二行铭文，共一百二十二字，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今天所见最早的文字记录。铭文大意是说，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何进行训诰，其中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而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成王赏赐何贝币三十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而关于东都选址的理由，《尚书·召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伊洛地区，正是古人所认为的“天下之中”：这里距四方诸侯远近相同，方便各地诸侯贡赋，当然也方便王朝对四方诸侯的控制。

成王时，洛邑（又称成周）的营建是由周公、召公主持的。《尚书》中的《召诰》《洛诰》《多士》以及《逸周书·度邑解》等多篇文献记载了洛邑营建的过程：先是太保召公到洛相宅，在洛水和瀍（chán）水的交汇处确定了新城的位置。周人举行了盛大的祭典，周公和召公领导殷遗民及各路诸侯进行大规模营建。两年后，新邑乃成。

《逸周书·作雒解》所记载的东都成周规模巨大，方圆一千七百二十丈，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王城在瀍水以西，城内建有宗庙、社稷和宫室；瀍水以东用以安置殷遗民。今天洛阳地区西周考古的成果非常丰富，在瀍河西岸北窑村和洛阳老城区庞家沟都发现了西周贵族的墓葬群，前者还有祭祀坑、车马坑、带商文化特征的殷人墓，以及铸铜作坊遗址等。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也不少，包括鼎、簋、尊、礨（lěi）等礼器，还有兵器和车马器，其中一些青铜器的铭文中出现“召公”“太保”“丰伯”“蔡叔”等字样。这种种考古发现，都显示了今洛阳地区与西周的成周洛邑的确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

东征之后，周人对原来聚居在商都附近的殷遗民进行了分割。留守商土的殷民，由纣王庶兄微子带领，封在殷都朝歌（今河南鹤壁市淇县），是为宋国。此外，一部分殷人被迁至新都洛邑周边，他们很可能是营建东都洛邑的主力。今洛阳瀍河西岸北窑村发现的殷人墓，应该就是这些殷遗民的归宿。还有的殷民被迁至周人故土宗周一带。周人分封的王室懿亲到卫、鲁、晋等地建立新诸侯国的时候，也都各自领受了部分殷遗宗族前往新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