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

文王为周人翦商开创了非常好的局面。在与殷商决裂之前，西伯姬昌就以其德行影响和周人的实力，“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然仍“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他去世之后，太子姬发迁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武王即位后九年，曾一度率兵到达黄河渡口孟津，据说到此与周人队伍“不期而会”的有八百诸侯之众。这可能有所夸大，但周人以“翦商”为号召，在孟津与诸侯会盟，联合各方势力，检阅己方力量，当为事实。只是此次会盟，武王并未马上发动对商王都的攻势，他还在等待更恰当的时机。

周人逼近，商纣王始终执迷不悟。《史记·殷本纪》上说他非常勇猛，能徒手与猛兽搏斗，聪明过人，十分自信。可惜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刚愎自用，不听劝谏，沉湎酒色，宠幸小人，诛杀无辜，导致朝纲大乱，诸侯背离。当听到周人攻灭黎国的消息，他居然仍执迷不悟地相信会有天命庇佑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东夷大规模反叛。商纣王好不容易平定了东夷叛乱，军师劳顿，国力大量消耗。而且纣王对内更加残暴。文献上说，他剖比干观其心，导致其叔父箕子装疯避祸、王兄微子逃亡、太师和少师抱着祭祀时用的乐器投奔周人。商王朝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矛盾空前尖锐。

这正是攻打商都最好的时机。周武王载着文王的神位，率领战车三百乘，护卫勇士（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等方国部落，组成诸侯联军，渡过孟津，浩浩荡荡向商王都进发。

决战在商的都城朝歌郊外的牧野展开。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汇编《尚书》当中，收录了据说是周武王姬发在牧野战斗打响之前的誓词，即《牧誓》——这是甲子日的清晨，天将明未明之际，武王面对自己的军队，发表的战前最后的动员令。

他左手拿着象征军事权威的黄钺，右手持着装饰白色牦牛尾的旗帜，用力一挥。“离开故土很远了，西土之人！”一句话，队伍的注意力全部被他吸引。武王一级一级召唤与周友好的诸侯首领，周人的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各级军事将领（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还有来自西方各部族的联军（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牌，立直你们的长矛！我有话要说……”

武王首先列举了商王的罪行，说正是这些罪行使周人今天率兵征讨。一是商王听信妇人之言。古人说过：“母鸡不会在早晨啼鸣。如果母鸡在早晨啼鸣，那么就是家财散尽的预兆。（“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现在商王就只听信妇人之言，正是亡国先兆。二是商王荒废祭祀，遗弃自己的同祖兄弟，置祖先和亲情于不顾。三是推崇、任用和信任那些因罪从各国逃亡出来的犯人，让他们做王朝的大夫，并驱遣他们暴虐对待百姓，在商国做尽坏事。这些罪行，天理不容！因此，今天周人征伐殷商，就是在替天行道，代天行罚（“惟恭行天之罚”）！武王铿锵的话语，反复申明自己是正义、道德和天命赋予的一方，鼓舞起将士们必胜的信心。

“为了打胜今天这场战争，将士们，努力吧！”武王一再地激励士气，“你们要勇猛得像虎一样，像貔（pí）一样，像熊一样，像罴（pí）一样！”誓词中也不忘展示周人的仁德之心：“你们不要杀害那些投降者，他们投降以后将会加强我们的力量！”最后一句说：“大家勉力杀敌啊！不然你们就要被杀戮了！”既像关切的叮咛，又像督军的威胁。动员令就此戛然而止，简短而有力。

《诗经·大雅·大明》上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誓）于牧野”，规模空前。《逸周书·克殷解》上记载，武王派尚父（即吕尚）与伯夫到阵前挑战，周人的虎贲和战车向着商人军队直驰而去，商军大败。《尚书·武成》里则记录了大战的场面：商人军队并不是周人的对手，前面的士兵纷纷倒戈，周人掩杀过去，战场上血流成河。兵败如山倒，纣王无奈穿上玉衣，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历时五百多年的商朝自此灭亡。

这场结束商朝命数的决战发生在哪年哪天？《牧誓》向我们提供了牧野之战的一个重要信息：战役发生的时间是“甲子”日。《逸周书·世俘解》也提到了“甲子朝”。这个重要的日子，已经得到了地下出土资料的充分证实。1976年，陕西临潼（今属西安市辖区）南罗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利簋（guǐ），铭文为：“珷（武王）征商，隹（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 （阑）𠂤（师），易（赐）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 公宝 彝。”其中提到，武王克商的日子正是在甲子日，当天晚上周人军队就占据了商王都（“夙有商”）。这与《牧誓》的记载完全吻合。这个细节的印证，成为地下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参证的典范之一，也成为证明《牧誓》记载基本可信的一个重要证据。

然而《牧誓》和利簋都没有提及武王克商的年份。《尚书·武成》和《逸周书·世俘解》仅仅记载了武王伐纣时的历日和月相；《古本竹书纪年》虽然有具体的王年，但这本书本身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又经过了西晋学者的整理，成书时代较晚。《国语·周语下》中记录了武王伐纣前后发生的特殊天象：“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yuán）。”后来《今本竹书纪年》《淮南子》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可是这些书的成书时代也都很靠后，其中的记载是否真实，还是需要考辨的问题。文献资料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加之后人对古代历法、月相和天象资料的解释又多有歧义，这些都使得要准确判断武王克商之年非常困难。历代学者对此都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自最早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西汉晚期刘歆至今，根据不完全统计，学界至少已经提出了四十四种不同的答案。其中所定的最早的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在公元前1018年，早晚相距竟有一百多年时间。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